花8万上大学找个高中生也能做的工作，学费值不值（转）
张岳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那些很快录用他的公司，即使他不是大学毕业生，也会录用他;而那些薪资优厚、名声在外的企业，他这样的二本毕业生，只能踮起脚尖从远处望一望，人家却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
就业市场涉及到政府、高校、企业、家庭、社会等诸多方面，走出个体困境的良药也许不少，但走出集体困境的药方尚待开出。
媒体发布2013年将是“史上最难就业季”时，辽宁科技大学本科毕业生张岳已经投了两个月简历。
他是将于今年7月走出高校的699万应届毕业生之一。这个数字是近十年来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总数的新高。2012年，共有680万毕业生走出校园，2011年是660万，而10年前的2002年，这个数字只有145万。
“我不会成为史上最难就业季的遇难者吧?”张岳曾不止一次问自己。此前，他投简历应聘的单位包括了餐饮、食品、电器销售连锁店、知识产权代理、保健品销售等。然而他的本科专业是旅游管理。
“我没什么理想，只要一份提供五险一金，月薪两千多块的工作就行。”他说。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生李琳也处于四处奔波的焦虑中，不过她周围的人都认为她在自讨苦吃。“户口、薪水、在哪个城市，我都不在乎，”李琳承认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希望毕业后能转行去做一名数据分析员，“我只希望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但事实是，无论是李琳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张岳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似乎都在2013年的漫长春季感受到了寒意。据第三方调查机构北京麦可思公司的数据，从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低于2012届同期11个百分点;本科毕业生为35%，低于2012届同期12个百分点。
高校毕业生求职，近几年来从未像今年这样引起全中国关注。然而研究者认为，这个数字及其带来的后果被夸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远不应该获得这样大的关注。
“就业率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以一个数字来做结论性的判断。”长年从事就业市场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研究员丁大建说，“事实上，对一个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数字是调查失业率，但遗憾的是，我们目前没有这方面的公开数据。”
张岳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那些很快录用他的公司，即使他不是大学毕业生，也会录用他;而那些薪资优厚、名声在外的企业，他这样的二本毕业生，只能踮起脚尖从远处望一望，人家却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
23岁的张岳出生在沈阳郊区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至今仍靠种地为生。2009年，他考入大学，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算上学费，张岳一年的开销是两万元。他的父母一年也就能赚这么多。
上大学的意义是什么?张岳的回答是：“找个好工作，不再让父母操心。”他对“好工作”的定义也很明确：五险一金。“至少要有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会有优惠。”
四年前，一入学，学校便告诉他们，这个专业每年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4%，张岳觉得很高兴，“我觉得自己毕业时还不至于成为那不幸的6%。”
然而，当他迈入毕业求职大军时才发现，要避免成为不幸的人，他或许开始得太晚了。
“四年花8万上个大学，难道就找一份高中生就能干的活儿?”张岳越想越难受，在同学聚会上爆了粗口，引起了同学们的共鸣。一人抱怨，还不如去工地搬砖头，一天还能挣150块;另一个则后悔上了大学，远在老家的弟弟高中毕业就工作了，现在有车有房。
最让张岳难过的是父母电话里的唠叨。他们不断举出村里老张家的儿子或老李家的闺女目前的工作有多体面的事实，希望以此激励儿子。
但这种效果有时是相反的。张岳同宿舍的几名会计专业毕业生，都靠父母在当地的关系，早早与家乡所在地最好的银行签了约，“扣完税有三千多块，福利好，说出去也有面子”。张岳的父母当然无法给他提供这样的帮助。他并不抱怨，但提起别人时，也毫不掩饰羡慕之情。
找工作的日子里，张岳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先在网上浏览沈阳的招聘信息，看到提供五险一金的，就发一份简历，上下午各参加一场面试，中午在路边凑合一顿。如果回不了位于鞍山的学校，他就在沈阳朋友家借宿，简单吃碗泡面当做晚餐。
经过三轮面试后，张岳也成为一家深圳电视多媒体公司的沈阳销售主管，试用期月薪1800元，外加五险一金。“我只能劝父母，现在的任务是长经验，先就业再择业。”与其说在劝父母，他更像是在调整自己的心态。
他给自己写了一句话：我就是一个鸡蛋，辛辛苦苦给自己找了一个坡儿，就要试试自己到底能滚多远。（选载）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