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孔子，孰仁？
范仲淹与孔子，孰仁？走之
范仲淹（989-1052）生活在北宋时期，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从哲学（或伦理学）的角度看，学术界通常认为范仲淹属于儒家学派。 范仲淹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要数他的散文《岳阳楼记》，而《岳阳楼记》中最脍炙人口的辞句，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范仲淹认为，作为官吏，最优良的行为品质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甚为深远。直至当今，人们在赞扬某个清官廉吏时，总是忘不了引用范仲淹的箴言，说这人“日理万机，忧国忧民”。
范仲淹是如何建立起“忧国忧民”这一思想的呢？他在他的《岳阳楼记》之中有一个交代：“余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邪？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范仲淹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在对“仁人”的思想意识进行了“求古”或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对“仁”的思想论述最多的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比范仲淹早了1500年。孔子的弟子门人编辑了一本叫做《论语》的书，主要记录孔子的思想言论。《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子曰：仁者无忧，智者无惑，勇者无惧”（《论语.子罕》）。这就是说，在孔子看来，仁者是没有忧虑的。反过来说，有忧虑的人就不是仁者。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孔子所说的“仁者无忧”，是包括所有忧虑的，不论忧国忧民，还是忧己忧人，只要有忧，就不是仁者。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范仲淹与孔子，究竟孰仁？ 范仲淹与孔子，各自持有的“仁”观念是大不相同的。在范仲淹的思想中，“忧”是与“乐”相对的概念。依照范仲淹的说法，一个人不乐就忧，不忧就乐。而仁者则是常忧不乐的。范仲淹也考虑到了仁者的乐，但那是“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事实上，天下人根本不可能同时都乐，仁者也就失去了那怕是一时一刻乐的时光。“几家欢乐几家愁”，当是永恒的世态! 孔子并没有把“忧”和“乐”看成是相对的概念。他只是把“忧”、“惑”、“惧”几种心理品质进行并举，指出了仁者的品质是“无忧”。如果忧乐总是相伴的，那么，孔子的“仁者”就是常乐无忧的。那么，我们也要问问孔子了：你的亲人和朋友处于痛苦之中，你无忧吗？你的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时刻，你无忧吗？如果是这样，所谓仁者岂不就是麻木不仁之人，怎么能称为“仁者”呢？
认真研究古代思想家的“仁”概念以及我们人类的行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种矛盾。孟子也曾经把“忧”与“乐”对立起来，比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过，孟子对君子仁人的素养又有专门的论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人恒敬之。”孟子的意思是说，君子不同于常人，是因为他持有意识的方式不同。君子以“仁”来支持自己的意识，调节自己的行为。许慎《说文解字》：“仁，从二人”。从“爱”这个字的字形看，上下有手，中间有心，就是人际之间互相帮助的意思。
所以，古代思想家并不认为“仁”就是如冷血动物一样，或是目空一切，自得其乐。相反，所谓“仁”，就是我们要时刻想着他人，爱着他人。而想着他人，爱着他人，并不等于为他人忧虑。仁者或仁人，无需忧虑。在孔子的思想中，忧虑是一种低劣的品质。在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群体遇到困难的时候，忧虑是没有用的 ，需要的是思考和行动。无论忧国忧民，还是忧己忧人，都是懦夫的行为。忧人 ，就是忧己。因为害怕危及自己，不敢去行动，才会处于忧伤之中。而仁者，永远是乐观豁达的思想者和实践者。
范仲淹说了：“余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是他没有说自己研究了哪些仁人的思想意识，是否研究了孔子“仁者无忧”的思想。历代仁人中有谁是忧心忡忡、满脸哭丧的，他也没有举出任何一个实例。范仲淹或者是把“忧”与“思”的概念混淆了，或者是根本没有作什么研究，只是因为自己满腹忧虑，要把自己说成是“仁人 ”，就撒了一个“余尝求古仁人之心”的千古大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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