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以怎样的方式告别“馒头办”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全国一次性减少13万余个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如果不是经过报道，大概很少有人会想到如此庞大的数字。按照一般的说法，之所以设立某些协调机构，主要是在一些重大或突发性事件中，它们能够减少层级、提高效率，就专门的工作进行协调。
正如媒体所一再报道的，馒头办、西瓜办乃至是马上就办办公室，类似奇葩的协调机构亦常有出现，先不说它们在具体治理中能够发挥多大的效应，但其存在本身就是对公众治理常识的挑战——假如说每个细分的市场领域都需要专门的管理机构，那么这显然消解了政府作为无形之手而存在的价值。
由是说来，大量协调机构和领导小组的出现，其蕴涵的深层次问题，依旧在于惯性思维，什么治理上的难题都希望一“协调”即好。恰缘于此，就“协调病”而言，单纯地撤消过多过滥的协调机构，尚且只是第一步。涉及比较复杂的问题，当然可以适度设立相关“协调机构”，但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再此之外，必须重新回到法定的轨道上来。一是必须坚持“机构法定”原则，不随意性地设立机构与小组；二是真正做到“权随事设、责随事定、人随事走”，削减人治的力量。如此，过于泛滥的协调机构才不会重来。
该以怎样的方式告别“馒头办”？或者是不再邂逅“马上就办办公室”的莫名惊诧？新华社的这篇稿子列举了过多协调机构所导致的现实弊病，譬如协调往往容易异化为公共权力的又一次“推诿”；譬如有些协调机构一年难见一次协调，成为“空壳机构”；再譬如少数协调机构频发“红头文件”搞创收，沦为行业“钱袋子”。凡此种种，要切实地治理，回归依法行政，当是最优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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