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苕与粟子

父亲说，宁可吃苕不吃粟米。我说，宁可吃粟米不吃苕。饥饿年代，一年家里要分1-2千斤红苕，苕不是白分的，每5斤苕抵1斤计划粮。秋后就天天吃苕，蒸煮闷饭做主食，苕丝加在萝卜丝里炒作下苕的菜。还把苕切片、丝晒干，第二年拿出来水发了闷饭，极难吃。本来，蒸熟的干板苕吃起来味道近于板栗，但天天吃还是受不了。只有煮的苕片汤稍好，尤其窖藏糖化后的苕，生吃都甜，用来煮汤更好。一年一般有7个月的口粮靠吃国家分配的大米，余下的5个月靠自产的杂粮。除了苕，以小麦为多，另有大麦、粟子。任何粮食都折抵计划粮。小麦虽多，但只留少量过年时擀面条，蒸包子（馒头），其余跟公家换大米吃，1斤2两小麦换1斤米，换不出去才自己吃。小麦本来比粟米、（大）麦米、苕好吃，但母亲说粑子不当家（会被当零食阴消），把小麦磨成粗粒（叫用磨子挲一下）搞糊涂吃，带麸皮的，叫小麦糊涂，是最不好吃的食品之一。开始大麦只去皮吃，后来机器能把大麦米压成片，感觉麦片吃起来口感好些。无论麦片、粟米，我吃它们都是混合了大米的，做成的都是二米饭。掺麦片时麦片先下锅，掺小米时大米先下锅。大米与粟米煮的粥有甜味，做干饭吃起来喜欢满口跑。我那个年代粟子种得不多，所以我没有吃伤。父亲小时候则是大量种粟子，尤其周河，水患多，种粟子是好的选择。我们这边上年纪的几乎没有人没去周河薅过粟草。从父亲出生能吃粮食，估计就每餐全粟米。他1935年生，1936年、1937年连着两年襄河倒口，一家三口逃荒到京山的钱家场山上，靠祖父每天挑柴换两升粟米维持生命。没有别的，爱吃不吃，这该是让他惧怕粟米的起因。小时候听大人讲，本地种苕是合作化后，开始还不知苕苗子怎么栽，由上面派人来教，告诉他们苕藤子的倒顺（其实倒着插也长）。据说红薯是明末崇祯年间才推广到内地，以前只在福建沿海有种，想不到家乡引种得这么迟。袁腾飞说崇祯早20年推广种红薯就不会有农民起义了，因为红薯亩产达万斤，即以5斤折抵1斤细粮，也抵2000斤，这都是水稻，麦子不能比的，农民起义不就是为的吃饱吗？家乡两次倒口后沙化严重，沙上种什么都不长，只有苕长得好，沙田长的深红皮的苕，切开一会就有粘稠的淀粉汁流出，熟了掰开，白粉直暴，有板栗的香味；糖化后生吃也有板栗的味道，所以我从不会买板栗吃。
《汉左195·乡村记忆·红苕与粟子》2014.05.03红薯引种的时间，孤证不立，待考。明天是老头80岁整生，没有好的吃，但再也不会强迫他吃粟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