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友”郭长茂,我的岳父大人(上)

2018-10-15   发表于 文苑   阅读 1.1万   回复 20
“票友”郭长茂,我的岳父大人(上) 小 小 当我读到曾凡义先生所写《天门的票友》的文章时,心中既惊又喜。文章中所提到的票友郭长茂,那正是我的岳父泰山大人,未曾想到,时间都过去几十年了,一个普普通通的造孽人,还能有这么多乡梓们记得,甚至有些细节描写,比我这个当女婿的知道得还要详细,真让我既感动,又羞愧难当。 婚姻有时也是人际关系的纽带。我和郭长茂的女儿联姻,既不是青梅竹马,也不属于一见钟情,更没有那么多的花前月下。就在万岁爷去世的那一年,稀里糊涂,阴差阳错,鬼死神差地以极其简单的方式,我就正式成了郭先生的女婿。后来才知道根本原因:我是工人,而且是天门藉的武汉工人,那时候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也是婚恋对象中的香饽饽,光荣啊! 说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可是我无权无势,穷工人一个,从未作过主,一直都是被别人领导着。大概因我本份老实,为人厚道,也还勤快顾家,被岳父大人接纳认可,同意他的掌上明珠与我结为夫妻,打心眼里来说还是很感激的。我应该有感恩之心,再穷再累,起码要对岳父岳母孝敬。 成为一家人了,应该是可以无话不谈的,加上我又具有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性格。但是,我对岳父家情况的了解,一直未能如愿,一是工作上非常忙,经常加“忠”字班,那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为毛主席他老人家献忠心的。下班后太累了,回到家就想睡觉。二是三代人同居一室,转身都困难,哪有闲心促膝交流的机会。何况两个老人大多数时间住在天门,属武汉市西边,而我们住在武汉东北角,从进入汉口起转车坐轮渡再步行到我工作单位的宿舍,最少也得三个小时,那时交道不便,如隔千山万水,所以,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有时,即便找机会想问问岳父大人的人生经历和际遇,可话到口边又吞回肚里,因为每次触及往事,岳父大人总是一声叹息,一句二句就敷衍过去,我也不便盘根问底。何况那些时候一时是批林批孔,一时是拨乱反正,政治运动并没有结束。他心中一定有说不出的痛苦和隐忧,不想说,也不敢说。也可能是家丑不可外扬吧。其实,并没有什么家丑,而是家里有一部心酸的贫穷历史,我来介绍一二。 岳父,靠支撑着一个打线的摊子来维持家里的生活。先说说打线,即用原始的手工方式把棉纱编成缝衣服或者纳鞋底的索线。这种打线方式现在已经绝迹,全部被机制线所替代。在以前,这也算是个有专业技能的,能养家糊口的职业。打线需要有自制的专用工具,在三、四十米长的空地上,一边竖立一个木架或竹架,上面横着一根二米来长的木条,木条上插着十多个园形的小木桩,像倒挂的钉耙。还要配备十多个吊线垂,这种吊线垂是用铜做的,像荸荠一样大小的铜球,球上焊上一根四寸左右长,稍粗的钢絲,钢丝前面有个小钩。另外配备一对像长拖鞋一样的牛皮搓板,套在手上使用。打线往往在室外空场地上进行,为了抓住晴天,充分利用白天,尽可能争取每天多打出几指线(即一扎),头天晚上,就开始把买回来的整卷棉纱套在一个竹制转盘上,用老式手摇纺车把整卷的棉纱分别转到一个个绽子上,方便牵线。清晨天麻麻亮就要作好开工准备。一旦开工,基本上没有闲空时间。 开始,打线人手持一个插了4个棉纱绽子的把杆,先将线头缠绕在架子的小木桩上,举着把杆放线,连跑带走到另一头的木架处把棉纱也套在木桩上,再走回来让三根单棉纱合在一起,这为一节,然后重复以上动作,四个来回后为一组。放纱完毕,将每两个桩之间的二个线头同时钩在线垂上,线垂离横杆下吊一尺五寸左右距离,每个高度基本一致,然后手里套上搓板,依次将每个线垂按同一方向搓动,让它旋转起来,反复搓动所有的线垂,随着线垂的旋转,两股细纱也成麻花状越绞越紧,越来越短,直到线垂的铁钩碰到横杆发出“咯咯”的响声为止。然后再将绞好的纱线每二根合为一体,按第一次的动作,向反的方向搓动旋转,这时随时需要调整木架之间距离,手脚一直没有停过,直到一根根棉线成型。之后再将成型的棉线用转轮(也是用竹片加草绳做的)卷起来,才能成为商品。整个过程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每次大约可打出八指线。从早到晚不能停顿,否则一天打不了多少。小时候我住的房子后面有块空地,经常看到有个师傅在这里打线,有时还帮忙搓线垂,觉得蛮好玩的。细心观察,卷线轮的周长大约四尺左右,每次看到师傅数到转十五圈后打个结,为一指线,大约2O米的长度。零售价二分钱。后来听说岳父大人总是卷的十六圈。 解放前和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岳父家就靠这打线为生,岳父整天打线,虽然很累,但他安贫乐道,过得清苦,但过得非常快乐,怡然自得。总是一边打线,一边哼着小曲,叫着曲不离口,线不离手。日常生活中,时不时把打毛衣剩下的线头,或者工厂里当抹布用的棉纱随手抽几根,就可搓成很美观的绳子,动作熟练,一看便知是经过训练了的。那时没有尼龙绳,家里系东西的小绳子都是他老人家用手搓出来的,也是边搓边哼,时而渔鼓调,时而花古戏,有时还哼着自己改编的天门民歌,把劳累消化在小曲里。 岳父眼睛不好,高度近视,所以下午光线稍一暗淡就收工了,有时下雨天也无法开工,这是他郎是消遥的时间。晚饭过后,便与民乐为伍,有时是二胡,有时是京胡,更多时候是唢呐,一把椅子一杯水,坐在家门口,旁若无人的悠悠扬杨地吹拉起来,不时引来“粉丝”的围观,他便乐在其中。而岳母就在鸿渐关附近的志丰杂货铺门口摆个小摊,零卖岳父打出来的索线,兼顾烧火做饭,勉强度日。生活虽贫穷但过得平静而充实。但我永远无法有见到岳父打线的机会,因为他早已改行了,从“票友”转成了正式的文艺工作者。这也就成了岳父命运的转折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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