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

2010-05-22   发表于 文苑   阅读 1.7万   回复 2

——论东坡谪居黄州时的心态
内容提要]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因嘲讽新政的文字引发的乌台诗案审结,其因嘲讽朝政而获罪,虽罪不至死,但也不免被连贬几级,由湖州知府降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文,即日起即赴任。从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到蛮荒之地的罪身闲人,东坡经历了人生的巨大挫折。这个挫折对其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表现在其生活水平的急剧降低,更重要的是对其心态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在黄州的五年多时间里,东坡寄情山水,广交朋友,潜心读书,经历了痛苦的心境嬗变,漫长的心理调适和艰难的精神自救,才从这次人生最重大的打击中解脱出来,终于形成了广为后人称道且对后世文人产生深远影响的随缘哲学和旷达性格,同时创作了大量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关键词]心境嬗变 心理调适 精神自救一、痛苦的心理嬗变(一)有恨无人省陈桥兵变起家的宋朝最高统治者为了避免自己的手段被人复制,确保政权牢牢集中于自己手中,采取了执政分权、职务流动、台谏言事、厉行贬谪等措施,致使有宋一代的为官者总处在如履薄冰、浮沉不定的状态中,升、降、出、入非常频繁。官员稳步升迁、长居要职者较少,更多的常常是朝升夕贬。在官吏集团内部,从庆历新政开始,围绕着革新与守旧问题也是党争不断。而东坡言行豪迈,自出语讥刺新政新人而获罪后,也难免心有余悸,一方面庆幸罪未及死,一方面担心会有更大的祸患。其于此际自号居士,实有远离是非、祈求安全之意。虽然宋朝皇室祖训规定,除了叛逆和谋反,不得杀害士大夫及读书人。但事实上,当时其政敌确有置其于死地的意图。虽然这种企图最后并未得逞,但谪居生活的安全感的确是很难保证的。黄州是东坡原本春风得意的人生遭挫的第一站,所受的打击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不啻从高空坠入地狱,他由此而体尝到的痛苦尤为深刻而沉重,他的心也为这种近乎绝望的贬谪而消沉失落过。除此之外,他功业未遂的感慨也是深入骨髓的。他第一次尝到这种难言的失落感和挫败感以及由此而生的屈辱感,对其整个的价值观的摧残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因此,在黄州初期,东坡表面上嘻笑如常,甚至不时自嘲两句,但是其内心的负担是极其沉重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首先表现在谪居时物质上的极度贫乏上: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答秦太虚书》)T7pt{K同时精神上的孤独、苦闷更令他无以排解,东坡感受到了一种被遗弃的痛苦:TWF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送沈逵赴广南》)3d,Y在这种政治上受迫.害、物质上无保障、精神上被压抑的情况下,生存就成了最主要的问题。为了活下去,苏轼不仅早已放弃了仕进的幻想,还得提防政敌再寻事端。他曾描述过贬谪期间如惊弓之鸟般的心境: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与滕达道书》)~
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W《答秦太虚书》)而他在黄州定惠院作的《卜算子》,可以说唱尽了当时心中的愁苦: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二)浮生一日凉苏轼来黄州前,对人生和事业,也不能说没有做好凌驾功名的姿势。“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他满心期待着“致君尧舜”的时候,他也是冷静和现实的,他似乎已经站到了功名之上。因此,他在猝然遭受贬谪后,虽然也曾极其苦闷,甚至一段时间近于绝望,但由于前面所说的他那种在思想上的不自觉的准备,因此,他能够比较快地看到退出的可贵和必要,并从那种绝望的心境中很快摆脱出来。从他在黄州时的诗文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心境的转变。从“谁见幽人独往来”到平静地唱出“又得浮生一日凉”(《鹧鸪天》),从“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西江月·黄州中秋》)到“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东坡的怨恨和激愤渐渐被自己消融和化解,他对着困苦逃开了,闭上了眼睛,用另一种无谓和放纵来掩盖痛苦对自己的伤害。他还没有完成他的“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纱》)的升华。这时的东坡,还沉浸在痛苦之中,只是这种痛苦已经没有“黄州又苦雨”(《寒食诗》)那样尖锐,那样外露,而是渐渐地被东坡用庄子的遁世思想磨去了棱角,变成了“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耳”(《承天寺夜游》)的无奈和无聊了。(三)烟雨任平生东坡从骨子里来说,一直是一个儒生。即使在贬谪期间,他的心仍然为了自己的士大夫本位和为苍生所要负的责任跳动。“狱草烟深,讼庭人悄,无吝宴游过。”(《少年游·赠黄守徐君猷》)这对友人的赞颂,又何尝不是自己心迹的袒露,何尝不是希望自己也能有此作为?“但另人饱我愁无。”(《浣溪纱》)占据他心灵大部分空间的,仍旧是百姓的饥寒饱暖。“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念奴娇·赤壁怀古》)若不是“惟冀以时为国自重”(《黄州上文三路公书》)“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与腾达道书》),东坡又怎会感叹流年暗中偷换,感叹自己年华老去,感叹时日无多,功业难成。黄州时期,东坡亲事农桑,真正贴近了底层的劳动人民。他对他们的同情,因为自己身份的转变,变成了一种同等的关怀和感同身受,而不是作为一个官员的抚恤。他成了农民中的一员:“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与李公择》)。而这段时间,苏轼渐渐摆脱了那个被官场被名利被勾心斗角困住的自己,而获得了精神和灵魂的安顿,对谪居生活已能够坦然面对,诚如其自己所说:“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雪堂记》)。他在《临江仙》中唱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可以说是这阶段心境的客观写照。(四)人生有再少“立功”是东坡心里的一颗种子,在黄州时也时刻等待着发芽。他不仅时不时地对朝政和民生予以关心,还写信向执政的章惇、文彦博提建议。甚至想请缨从戎去抗击辽和西夏:“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在宋朝,贬谪说到底只是王朝控制官吏、维护中央集权、制衡朝政、激发行政活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宋代君主吸取了历代王朝的统治经验,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这一手段了。宋朝官员在仕途上的进出升降特别频繁。越接近政治中枢,官位越高,风险就越大。终宋一朝,执掌过相权的高官很少有没经历过出入升降之变动者。这样的流动性用人政策,既使在位者如履薄冰,朝不保夕,也使谪人迁客有望东山再起,甚至可能有较大的升迁。这样一来,被贬谪的官员一般都多多少少抱有复出的期望。东坡在《秦少游真赞》中那番“将仕将隐,不求不藏”的话,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那番“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话,都可说明他在谪居岁月里,也仍然隐然心存一份东山再起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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