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农场二三事

发表于 01-03 11:19    阅读3728  文学



“五七”农场二三事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其中有一段“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为了贯彻落实“五七指示”,一些大型厂矿纷纷办起了“五七”农场,让一部分工人从事农副业生产。那时候五七油田会战刚刚开始,全国各油田十万工人齐集江汉。1969年,油田征收了湖北省监狱管理局沙洋农管局二农场,出于安全和保密的要求,农场的劳改犯全部转移走了。会战总指挥部以及一个个厂处机关和后勤服务单位分布在从周矶到广华的道路两旁,劳改农场的三万余亩土地成为了油田的“五七农场”。生产人员从各基层单位抽调,规定除少数管理人员外,一年轮换一次。1970年春节过后,我和队上十多个人一起,第一批到了农场。地质调查指挥部的农场位于潜江广华寺史家湖,接收原沙洋二农场一中队的全部资产、土地以及管教人员。 农场每天出工、收工,又苦又累自不必说,那些枯燥单调的生活也无心记述,但有几件趣事还是值得回味的。
老婆不让睡和不跟老婆睡
地调农场按军事编制为十四营,下设三个连队,我在一连当文书。一天,大家都出工了,指导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跟我说,今天我们去做一项特殊工作,你只要坐在一旁听就行了。我问做什么工作。指导员说:“二排的王某全春节前结婚了,春节后回队不久,就调到了农场,他新婚的妻子知道后,昨天来了,一看到我们住在劳改犯住的房子里,墙上还有‘认真改造,重新做人’的标语,出门就是泥巴路,每天还要下地劳动,就认为王某全一定犯了什么错误,被送到这里改造来了,非要和他离婚不可。昨天晚上都不愿意上床睡觉,后来虽然上床了,但也没有脱衣服,并且也不准王某全碰一下。你看一个新婚男人,老婆来了都不让摸一下,是什么滋味。今天天没亮就找到我,说着说着都哭了,我让他给老婆买好早餐,自己先去出工,我们做做工作。” 原来是做这样的工作。虽然指导员让我只是坐在旁边听就行了,但我还是习惯性地带上了笔记本和钢笔,跟着指导员到了连队给王某全他们安排的临时宿舍。由于石油工人的生产效率远远赶不上劳改犯,所以我们的人数比原来的劳改犯多了一倍多,因此原来的监舍不够住,只好临时盖了几排草房子和芦席棚。 我们在芦席棚门口叫了一声,听到有人答应就掀开草帘子门进到屋里,由于没有窗户又没有开灯,屋子里有点暗。进门后首先看到的是门边上的一个方凳子上放着一两稀饭一个馒头一分钱咸菜的“三个一”标准早餐。指导员说怎么还没吃饭,一会就凉了。这时候才看见一个斜靠在被子上的年轻姑娘站起来拉开电灯。这个女人中等个子,穿着红花布棉衣和蓝色灯芯绒裤子,足登一双糊满泥巴的平底黑皮鞋,扎着两条长辫子,额前的头发有点乱,眼圈红红的显然哭过,皮肤不是很白,但看样子不像农民倒有点像农村集镇上的姑娘。指导员先问了一下来农场的经过,无非是什么时候离开家,坐什么车,路上顺不顺利等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就拉起了家常,最后才引导到昨天晚上的事情上面。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姑娘家在当地公社机关所在地的镇上,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境比较好。而王某是农村的,父母年纪大不说,姊妹也多,本来就门不当户不对,要不是看王某是石油工人吃商品粮工资高,根本就不会嫁给他,没想到现在倒好,被贬到劳改农场来了,还不承认犯了错误。姑娘一边说一边抹眼泪,并一再强调要和王某全离婚。 姑娘倾诉完后,指导员开始工作了。指导员从国际讲到国内,从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讲到战备油田的重要性,接着差不多全文背诵了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从油田办农场的伟大意义讲到到农场劳动无尚光荣,当然也承诺一年后保证轮换,好像还有一句什么话把姑娘逗笑了。接着双方又交流了一阵,要起身告辞了,姑娘站起来目送我们出门。出门后,指导员说:“没问题了,今天晚上,王某全可以抱着老婆睡了。”我说:“他老婆不是到最后都坚持要离婚吗?”指导员说“你个毛孩子知道什么。”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我来呀?”指导员说:“我不叫你一起来,别人说我乘虚而入怎么办?” 果然,第二天就看到他们两个像新婚夫妻一样亲密了。对了,人家本来就是一对新婚夫妻。 几个月后的一天,天将黑的时候,一排杨某元的父亲带着他的老婆来到了农场,杨某元见到父亲和妻子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先是一脸惊讶,然后对着他父亲大发脾气,责怪父亲不该把妻子带来。他父亲只好解释说前天收到他寄给家里的信后,一家人非常着急,他母亲和妻子这两天整天哭哭啼啼,他们今天天没亮就出门,转了两道车,问了不少人才找到了这里。连队按惯例安排了一个单间芦席棚,杨某元的老乡急忙到食堂打来了饭菜,帮忙把杨某元的铺盖搬了过来,并让杨某元的父亲吃完后到他们那里去住,领导表示了欢迎,嘱咐大家早点休息,然后各自散去。过了没多久,只听见那边吵了起来,我和一帮人赶紧过去看热闹。只见杨某元和他父亲拉拉扯扯,杨某元的老婆坐在床边抽抽搭搭。原来是杨某的父亲饭后要离开,杨某元也要和父亲一起走,他父亲使劲把他拉到芦席棚里,要他和老婆一起睡觉。杨某元却怎么都不愿意,坚持要走,并说:“要睡,你去和她睡。”儿子竟然如此说话,虽然大家觉得好笑,但看到那个女人越哭越厉害,知道事情并不简单,也笑不起来了。我赶紧去找连队领导,指导员安排杨某元的老乡暂时陪一下杨某元的老婆,把杨某元和他的父亲叫到连部,让我留下其他人员赶紧离开。 通过杨某元父亲的叙述,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杨某元家在农村,是家中的长子,母亲长期有病,不能参加生产队劳动,下面还有三个弟妹,由于家庭条件不好,一直没有找到对象。去年夏天,家里好不容易为他物色了一门亲事,两人也对了面,虽然杨某元当时不十分满意,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国庆节期间,他们结婚了。春节回家,就看到杨某元对老婆不冷不热,两口子还出现过争吵。正月初三离家归队后,几个月都没有给家里写信,直到前天,才收到一封信,信上说他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被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可能还要判几年徒刑,要老婆和他赶快离婚,再找一个。收到信后,一家人十分着急,他母亲和老婆只知道哭,为了弄清情况,今天就带着儿媳妇赶来了。 杨某元的父亲一讲完,指导员就大声呵斥杨某:“怎么回事!”杨某元只好乖乖地实话实说。原来杨某元相亲是利用队上两天停工检修的时间回去的,由于来去匆匆,双方没有深入了解,当时他也没有明确表态,没想到家里看到他没有反对,以为他同意了这门亲事,就积极为他准备结婚的事,并写信告诉他,两家都准备好了,要他国庆节回家结婚。婚后几天,他发现老婆不仅长得不漂亮,而且家境也很不好,老婆家里没有男孩,老婆是长女下面还有四个妹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拿国家工资的,女方父母还指望他接济家里并养老送终。更不能接受的是,他老婆由于姊妹多,小学一年级都没读完,基本上是文盲,他长期在外工作,连通信都无法进行。因此越想越后悔不该答应这门亲事,更不应该草率结婚,所以他要想办法离婚。春节回家,他就向老婆提出离婚,没想到老婆坚决不同意并以死相拼。春节后到了农场,也一直没给家里写信,之所以说在劳改还要判刑,也是想吓唬老婆,达到离婚的目的。 在杨某元讲述过程中,我看到指导员脸色越来越难看。果然,杨某元一说完,指导员就大声说:“乱弹琴!”接着问了两家的成分,当得知两家都是贫农后,指导员说:“你这是看不起贫下中农的女儿,这是忘本,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你歪曲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还污蔑我们广大的五七战士,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要对你进行严肃地批判…….”指导员一番上纲上线,杨某元的头越来越低。最后,指导员说,看在你也是贫农子弟和你父亲的面上,今天给你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赶快回去给老婆赔礼道歉,留你老婆多住几天。随后我带杨某元的父亲去了他们老乡的宿舍,杨某元也灰溜溜地和老婆睡觉去了。第二天一早,杨某元的父亲走了,走之前对指导员千恩万谢,并要求指导员看在他儿子已经改正错误的份上,不要开他儿子的批判会,得到指导员肯定的答复后,他父亲满意地离开了农场。 杨某元的老婆只住了三天,说生产队农活忙也走了。后来大家常拿“要睡,你去和她睡”这句话来取笑杨某元。一年后,杨某元参加长庆油田会战离开江汉,听说后来还是离婚了。
一样的违纪,不一样的结果
改革开放前,国家职工每年只有12天探亲假,农场职工都是春节后从各队抽调来的,所以大多数人在春节期间就享受完了探亲假。一段时间后,有些职工家里有事,就需要请事假。由于“抓革命、促生产”,加上进入农忙季节,农场对事假控制很严,只要不是家里死人发火,一般是不准假的。 一天早上天刚亮,三排长急急忙忙到连部报告,说他们排的郑某春不见了,叠好的被子上放了一张请假条和一封家里的来信。那封家信在郑某春到连部请假时,连队领导都看过。信是郑某春的父亲写来的,意思是郑某春的母亲病了,并且病得很严重,公社卫生院建议送到县医院住院治疗。那时候,只要一听说住院,就不是一般的病了。母亲病中特别想见到在外地工作的大儿子,希望儿子能请假回家一趟。连队当时没有批准郑某春请假,也讲了不准假的理由,没想到郑某春留下请假五天的假条,趁大家熟睡时不辞而别。郑某春家是松滋县的,要从沙市转车,路上差不多要一整天,这样在家里也只能待三天。 郑某春的行为属于严重违纪,怎么处理呢?办法是现成的:一是扣发五天工资,写出检查,视认识态度给予纪律处分;二是召开批判大会,既帮助本人又教育群众。那时候召开批判大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特别是“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后,各单位将那些出生不好或者有不当言论的人以及工作中出现差错、表现不积极的人揪出来,任意上纲上线,扣上一顶什么主义或是谁的孝子贤孙之类的帽子,随时随地都可以召开批判大会。有的人今天是骨干,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批判别人,兴许明天就会因为一句什么话没说好,被人揭发成为批判对象。那时候每个人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紧紧的,既要小心翼翼不要说错话、做错事,还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随时发现身边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对郑某春的批判会安排在他回队的第二天晚上,当然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连里布置每排一人提前写好批判稿,指导员认为仅仅批判郑某春违反组织纪律、不假而别还不够,一定要上纲上线到无政府主义的高度,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反映。写批判稿的同志摘录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有关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论述,从报纸上抄录一些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片段,然后与郑某春的错误挂上钩,并且安排我也写一篇稿子交给一个大嗓门的积极分子发言。郑某春回队后,第二天领导找他谈话,通知他准备在全连大会上作检查,并接受大家的批判帮助。批判大会在饭堂举行,200瓦的电灯泡把会场照的通亮。首先由郑某做检讨,他用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毛主席语录做开头,然后向大家介绍当时的想法和母亲病重的情况,这时候,下面有人大声质问郑某春所说是否属实,有人带头呼喊口号,要郑某春老实交待。几天前像兄弟一般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只因为回了一趟家,就成为了大家同仇敌忾的斗争对象,真是不可思议。 郑某春在大家的质疑和愤怒中,断断续续、声泪俱下地做完了检讨,接下来是各排代表发言。发言内容大同小异,但都是以“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作为开头,接着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中有关的一条,然后分析郑某春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最后以革命口号结束。每当发言的内容比较激烈和发言者停顿间隙,就有人带头呼喊口号,造成一种严肃的气氛和强烈的气势,把批判会不断推向高潮。终于到了最后一个,他的发言火药味很浓,我想这也是指导员精心安排的。可没想到的是,他的发言稿中有一句“郑某春,你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而且声调一下子提得很高,领头呼喊口号的人也积极配合,举起拳头高喊:“打倒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郑某春!”“郑某春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 批判会在指导员简短总结后圆满结束。会后我想,郑某春的无政府主义错误再怎么严重,总不会成为这个主义的祖师爷吧,这都哪跟哪呀。往后一段日子里,郑某春就有了一个“祖师爷”的绰号。
无独有偶,几天之后,听说二连的彭某荣给领导留下一封信,趁夜深人静时走了。彭某荣是我的老乡,天门干驿人,部队转业安排到油田工作。他是一名老初中毕业生,肚子里墨水不少,大家都喜欢和他聊天,听他古今中外海阔天空。 彭某荣几天后回到连队,我很为他担心。当天收工后就端着饭碗找到他,问他家里出了什么事,他们连队会如何处理。他说,他两岁的儿子病了,高烧多日不退,家里发来电报,说医生怀疑可能是脑膜炎。他拿着电报去请假,领导不批准,意思是现在是“双抢”季节,任何人不得请假,你不是医生,即使回去也不管用。他心急如焚,连夜给领导留下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半夜起来步行回家,好在儿子不是脑膜炎,病情好转后他就回来了,领导要他先写检查,等候处理。 几天后,他喜形于色找到我,说有好消息告诉我。我想是不是领导认为他的检查深刻,不开批判会了,为他松了一口气。他说不只是这个,领导还要把他调到连部当文书。竟有这等好事,我迫不及待地要他赶快说来听听。原来二连的文书领导不是很满意,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领导看到彭某荣留下的信后,觉得他的信写得有理有据,情真意切,一看就觉得很有水平,特别是毛主席语录运用得很恰当,字也写得漂亮,因此有意提他当文书,要他写检查,是想进一步考察他。没想到他的检查写得更好,不仅引经据典,而且上纲上线,“狠斗私字一闪念”。领导说他政治觉悟高,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得好,又经过解放军大学校的锻炼,所以完全适合当文书。 我一边为老乡因祸得福感到高兴,一边对他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感兴趣。他说,什么活学活用,我只是在检查中引用了不少毛主席语录,而且用得比较恰当,这要得益于那两年在部队大学毛主席著作,我差不多能把一本《毛主席语录》全背下来。 一样地违反纪律,却有着不一样的结果,一个成为了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一个当上了连队的文书,谁说“读书无用”!
不了了之的“反标案”
好不容易盼到一年期满即将轮换,可是1971年3月,营部将我调到五连任文书。五连在当阳县育溪镇附近,那里是会战指挥部第三分指挥部(物探)的当阳基地(农场)。当时三分部将离育溪镇3公里左右的几个小山包推平,盖了一片家属住房,用来安置随队职工家属。家属区幼儿园、子弟小学、商店、卫生所虽然都不大,但配套齐全。 为了组织家属从事农副业生产,由职工和家属将一些山包开垦成梯田,用来种植水稻和小麦。不久,营部机关也搬来了。 油田会战轰轰烈烈,基地建设也热火朝天。可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闹得人心惶惶,震惊了所有基地人员。这件事就是基地出现了反动标语,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消息很快就被封锁,报案的人也被要求严格保密,不得扩散。从人们交头接耳的议论中,得知发现反标的是一个三年级的女学生,事情报告营部后,营部保卫干事立即取走了反动标语,并送到分部政治处,政治处领导十分重视,要求保卫科和“一打三反”办公室尽快破案。 197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此后,全国上下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各单位相应成立了“一打三反”办公室,专司“一打三反”工作。 事发第二天,分部保卫科副科长带着一名“一打三反”办公室的成员来到基地开展工作。随后几天,传言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邪乎,有的说反标不止一条而是有好几条,有的说不光有反动标语,还有反动传单,甚至还有流言说基地出现了反革命组织。本着“不该打听的不打听,不该说的不说”的政治纪律和怕惹麻烦的想法,我很是孤陋寡闻,当然此事也确实与我无关,但几天后这件事还是找到了我的头上。一天,指导员说营部有重要事情找我,要我去一趟。我到营部后,看到分部保卫科长和那个“一打三反”办公室的人还有营部的保卫干事在场,保卫干事介绍我们认识后就离开了,由保卫科长与我谈话。 科长首先问了我的基本情况,然后自我介绍说他姓李,江苏人,以前在野外队工作,是某队的指导员。接着又介绍那位随行的成员,说他姓谢,是一名转业军人,湖北监利人,刚转业不久。之所以找我来,就是由我们三人组成一个侦破反标的专案组,负责尽快侦破基地前几天出现的反标案,并问我听说过一些什么,可能是谁干的。我说,我只听说有人写了反动标语,其他的都不清楚。 这时候,科长对我说,他们到基地这几天,走访了很多群众,找了不少人进行个别谈话,初步确定了几个可疑的人。又经过排查,确定了一名嫌疑人,这个人就是子弟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叫刘某杰到学生,但他怎么都不承认,经过请示分部领导同意,准备从今天起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叫你来,就是和我们一起办他的学习班。并说已与我们连队的领导谈过了,要求我马上移交工作,下午就住到基地招待所,没有特殊情况不得回连部。 这个刘某杰我认识,他的妈妈刘某君就是我们连队的饲养员,负责喂牛。刘某君原来是大庆石油学校的一名职工,有过三次婚姻,因第一任丈夫是东北伪满铁路的一名职员,“文革”中被作为伪职人员的家属被学生们整得很惨,丈夫也因此和她离婚,儿子随她姓。她对现实很不满,偷偷地在纸板上、砖块上写上对造反派不满、对“文革”有怨气的话,让儿子扔到院子外面。被人发现后,定为反革命分子,带着儿子到我们连队监督改造。专案组把刘某杰作为写反标的嫌疑人,这就是根据之一,听说还核对过笔迹,也十分接近。 下午,我到了基地招待所,招待所在另一个山头上,科长住在走道的最里头一间,我和老谢住在隔壁。科长安排我和老谢到学校找到二年级班主任,把刘某杰从教室里叫出来和我们一起到招待所。刘某杰八九岁,皮肤皙白,长得虎头虎脑,十分机灵的样子。当我们把他从教室叫出来的时候,他一点也不紧张,反倒有些高兴的样子。在去招待所的路上,他不好好走路,在田埂上跳上跳下,根本不像是去办他的学习班,倒像是要带他出去玩。 到了基地招待所,科长安排刘某杰与我和老谢住在一起,这时我才明白,反标案在他们看来已经破了,目前只是嫌疑人不承认,叫我来,其实就是一起值班,帮助监视嫌疑人。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断与刘某杰谈话,动员他承认写了反动标语,但他就是不承认,软硬兼施都不行。硬的无非是恐吓,如果不承认就要关起来,就要坐牢,不知道他是不懂坐牢的意思还是不怕坐牢,反正不说;软的就是只要你承认了,就可以回家,就可以上学了,但他根本就没有想回家的念头,更不愿意上学,住在招待所,每天有人帮助买饭,也不用上课做作业,觉得日子过得美极了。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要他承认写了反动标语,反反复复就是那么几招,说来说去就是这么几句。我们也觉得厌烦了,有时候就干脆和他一起玩,互相寻开心。我也觉得很无聊,每天一份《人民日报》几乎一字不漏地看完,再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带着刘某杰到招待所后面的山上转悠。这样的日子一长,想必刘某杰也觉得有些枯燥,一天中午,我们午睡起来,发现刘某杰不在了。 这可不得了,这可怎么办?我们急忙叫醒科长,科长到底比我们老练,一是让我们不要声张,二是赶快到他母亲的住处、学校和附近去寻找。我们分头找到晚饭时节,一直找到了育溪镇上,还是不见踪影。晚上科长安排我们在他母亲的住处附近蹲守,认为他白天可能藏在附近,晚上一定会回家,并将刘某杰失踪的事报告分部政治部。三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其中还有两个先锋队队员,看不住一个疑似的小反革命分子,一顿严厉地批评是免不了的。第二天早上,没见刘某杰回家,科长只好向当阳县公安局和育溪镇派出所报了案。晚上我和老谢继续蹲守,科长在招待所守电话。 第三天下午,当阳县公安局来电话了,说在河溶镇发现了一个走失的小孩,和我们说的有点相符,要我们与河溶镇派出所联系。 翌日一早,我和老谢从育溪到当阳,然后转车到河溶,找到镇派出所时已是中午。看过介绍信,派出所领导告诉我们,刘某杰被一个民警带到食堂吃饭去了,一会就回来。接着他说,大前天傍晚时分,镇上的一个中年妇女领来一个小男孩,说是北京来的,与父母走散了,要求在她家住下,她招呼孩子与家人一同吃了晚饭后,就送到派出所来了。这个孩子很聪明嘴巴也很甜,这两天与派出所的同志混熟了,说他家是北京的,一个姐姐在石油部工作,他和妈妈到湖北找爸爸,没想到在这里下车吃饭后找不到妈妈了。问他以前住在哪里,要到哪里去,他总是说不清楚,按说这么大的孩子,又这么懂事,应该会知道的,我们也觉得有点蹊跷,接到县公安局的通报,我们就立即汇报了。这个孩子很有礼貌,在街上只要有人看他,阿姨、叔叔、爷爷、奶奶叫个不停,大家都喜欢听他说北京话,说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北京伢。 说到这里,我们看到刘某杰跟在一个年轻民警后面逗逗打打、蹦蹦跳跳地过来了。当他一眼看到我们坐在那里,扭头就跑,这时候,那个民警很快反应过来,转身把他抓住。 我们再也不敢掉以轻心,在公共汽车上,我们把他夹在中间,晚上在当阳住宿时,我们把让他睡在最里面。老谢似乎很有经验,还把过道、门窗都检查一遍。不知什么原因,从这以后,刘某杰像变了一个人,神情不高兴不说,而且沉默寡言,好像与我们生疏了很多。有时候问一句答一句,有时问几句都不回答。育溪离河溶将近三十公里,又没有班车,问他是怎么去的,他只说爬到一辆汽车上,汽车把他带到了那里。 几天以后,分部政治处看到我们工作一直没有进展,要求我们到潜江汇报一次。根据科长的安排,由我起草汇报材料,将我们一个多月的工作进行总结,并提出了一些相关问题。汇报会上,我才看到反动标语的真面目:保卫人员从保险柜中拿出用报纸包着的一截长30厘米左右,直径约20厘米的半圆形木头,木头上用红蓝铅笔的红色一头写的“毛主席”三个字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叉,据说原来是写在一根准备盖房子用的杉木上的。这就是那条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反动标语,这就是我们千方百计要找到作者的那幅作品。会上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的建议进一步扩大侦查范围,有的对我们到工作提出了一些疑问,科长一一作了解答,还有的给我们下一步工作提供“高招”。 回到基地,我向留在基地看守刘某杰的老谢转达了汇报会的内容,当他听到说有些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时很生气,说让他们来搞,谁愿意一天到晚跟一个小孩子周旋,简直无聊极了。我不清楚他说的无聊是指提意见的人还是指我们目前的日子。 不久,石油工业部组织长庆油田会战,三分部要抽调一半队伍上长庆,每个人都在关心自己的去留。科长接到通知,先回潜江了。两天后,老谢也走了,我回到连队,刘某杰也上学了,我们专案组就这样解散了,折腾了我们近两个月的反标案也就不了了之。 一个月后,当阳基地撤销,营部又搬回到广华寺史家湖,我被派到三连当文书。“文革”结束后,刘某君得到平反,回到石油学校工作。又过了几年,听说刘某君退休了,她儿子刘某杰在油田的一个运输队当司机。

2018年11月 于浙江台州绿城玫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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