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和 “弟 弟”
我 和 “弟 弟” 文/ 李 智
普天下弟弟对哥哥不喊“哥哥”而是直呼其名的可能不少，而对弟弟不直呼其名，却直接喊“弟弟”的可能不多，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不是我的亲弟弟。
我的老家住在县城的官路街上，和“弟弟”的家门对门。他姓郭，我姓李，既不同父，也不同母，我们却是如亲兄弟般的哥哥和弟弟。
听老辈们讲，我的这个“弟弟”原本有一个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叫满堂，可是老郭家的这个头龙长子从小体弱多病。当我出生之后，为了他好养活（可能是一种“迷信”吧）老郭家就让自己的儿子满堂拜给（ji）我妈妈为“干妈”。即便是这样还是没有挽留住他的生命，等不到我会喊他“哥哥”的时候，他就因病早早地走了。
后来，他的母亲为他生了一个比我小10个月的亲弟弟——也就是我的这个“弟弟”。因为他的亲哥哥走了，我就成了他的“哥哥”；而我的亲弟弟还没有到来，他便成了我的第一个“弟弟”。我是“大哥”，“弟弟”自然成了二哥（后来都喊成“小哥”）。从此，我们两家就如同一家人。
往后的日子里，两家的兄弟姐妹的称呼都是按我们的顺序排列的。“弟弟”家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于是就有了“大哥、小哥、三哥······”，“大姐、小姐、三姐。四姐·····”的称呼。在外人看来这两家人就是一家子。
小的时候，我和“弟弟”总是形影不离。他叫我“哥哥”，我喊他“弟弟”，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叫喊着，久而久之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小学一至三年级时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在家里是这样在叫，在外面也同样是这样喊。
初中三年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同级不同班，他是4班，我是5班。在家里是这样在喊，在学校里也同样是这样叫。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他招工到武汉某厂当了工人，我入伍到河南某部成为战士。在来往的通信中也同样是以“哥哥”、“弟弟”来称呼。即使是在信封上不得不写上对方名字的时候，也一定要在名字后面加上“哥哥”和“弟弟”的称呼，从不例外。
1972年春节，我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他也从工厂回家过年，我们见面时还是用“哥哥”和“弟弟”来相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转业回了地方，他却随工厂辗转到了钟祥的某山区。后来，我们又先后各自成家、又在同一年上了大学。这期间，我们忙于家事、学习和工作，联系的比过去少了许多，但我们始终都记挂着对方。
2007年7月26日，我到武汉参加战友联谊会，中午我打电话告诉了“弟弟”。听说我要来，他高兴的不得了，从电话里都能感觉到他的那份激动。他驾车从沌口一外资企业（任副老总）赶了过来。一定要接我到他家去
我们有好久没有见面了，一见面就不由自主地拥抱了起来，我们还是以“哥哥”、“弟弟”相称，只不过是不约而同的在称呼的前面加了一个“老”字。他喊我“老哥哥”，我叫他“老弟弟”。由于战友们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没有机会到他家去，便留他陪我吃了一顿午餐。
每到逢年过节，我们在电话中和短信里也是以“老哥哥”和“老弟弟” 来相互称呼。
去年清明节，我们相约回到天门老家，见了面虽然免不了吃饭、拉家常和互致问候，但最不会忘记的还是见面时“老哥哥”和“老弟弟” 的称呼。
晚饭后，他一定要亲自送我回家，并要看望我的父亲，还带来了价值不菲的礼品，显然是有备而来。这是我们六十多年兄弟情感中的唯一的一次“物化”，并且还是为了看望老人。
临别时，我们还是以“老哥哥，再见！”和“老弟弟，再见！”作为最好的告别语。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任何可以“物化”的东西都有价可沽，唯有永恒不变的“哥哥”和“弟弟” 的相互称呼才能体现我们兄弟的情谊无价。
这生我们是“哥哥、弟弟”； 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愿做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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