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天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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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队的故事(三)

04-22 11:25阅读 6040文学

勘探队的故事(三)

文/ 天门山


    倒霉到沈师傅
    

    沈师傅是队上一名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员,为人和善,乐于助人,很逗人喜欢。那时候,不仅勘探技术落后,而且装备也很差,一个队只有四台车,驾驶员是技术工种,大家既羡慕又尊敬,不像现在,一个队大小车辆二三十台,司机只是个普通工人。
    大家尊敬沈师傅,沈师傅也体谅大家,每当出工或是完井后搬家,他都把车开到离目的地最近的地方,让人抬肩扛的我们尽量少走点路,感觉轻松一点,因此大家都说沈师傅是个大好人。俗话说,好人有好报,但有一天,沈师傅却接连碰上了几桩倒霉事。
    这天早上出工时,沈师傅负责送我们钻井二班到工地,汽车在公路上走了二十公里左右,见到了离公路几里地的施工排列旗,本来这时候沈师傅可以把车停下来,让我们把钻具卸下来,用人工搬到井位上去的,但他看到公路下边的村庄后面有一条土路,汽车勉强可以过去,就打算再送我们一段路。我们站在车上,汽车拐弯下了公路,朝打井的方向开去,这时候,没想到的事发生了。农民家的一只小猪突然从小树丛中窜出来,钻到汽车底下被汽车轧死了。沈师傅立即将车停下来,村民听到小猪的惨叫,也从家里跑出来。发生了这种事情,扯皮是少不了的。我们责怪小猪的主人没有拴好小猪,让小猪随便乱跑。小猪的主人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字:赔。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那时听说汽车轧死狗和鸡是不用赔的,但轧死猪和鸭是必须赔的,所以问题转到赔偿数额上。小猪的主人一口咬定要赔10元,一分也不能少,村民们也跟着帮腔,扬言不给钱就不让走。沈师傅只好从工作服口袋里掏钱,但口袋里只有5元钱,他向两个人借了5元,说晚上回去就还,然后招呼我们上车,将车开到井位附近。
    我们都觉得沈师傅有点冤,因为那只小猪根本不值10元钱。那时候他一个月的工资加上野外津贴也不到50元,这样的费用又不能报销,沈师傅只有自认倒霉。
    将钻井班送到工地后,沈师傅要返回队上和炊事员一起给工地的人送午饭。这天天气特别冷,当把一口井打完后,我们卸下钻杆,放倒井架,圈好水泵皮管,各自端着冰凉的饭菜,到避风的水沟里、坟堆旁迅速吃完饭。饭后,沈师傅用车帮我们将钻具搬到下一个井位附近。等到井架立起来,准备开钻时,由于气温低,加上吃饭耽误了一会,水泵冻上了摇不动,有的钻杆里面水没有空出来也结冰了,唯一的办法是用火烤。沈师傅看到大家都忙着开钻准备,就自告奋勇地帮忙去找烤火的燃料。当他到附近生产队的禾场里准备抱稻草时,突然从稻草堆旁边窜出一条狗,朝他腿上咬了一口。沈师傅赶紧抱起稻草就跑,好在只是棉裤被撕开了一道口子,腿没有被咬伤,大家一方面感谢沈师傅帮助找来了烤火的稻草,一方面感慨沈师傅真倒霉。
    晚上,沈师傅向司机班的同事讲了当天发生的事情,一个师傅说,狗咬了最好找医生看看,消消毒。沈师傅听从同事的建议,向医务室走去。医务室在学校老师办公室那边的第一栋平房,第一间是队部办公室,接着两间是女职工宿舍,再过去才是医务室。一个宜昌医专毕业的医生和一个武汉卫校毕业的护士,他们也是分来不久,白天出工顶班劳动,晚上收工后给大家看病。在队部办公室门口的墙上,挂着一个绿色的方形铁皮邮箱,邮箱差不多一人高,大家有事经过时都会绕开邮箱,以免碰头。不知是天太黑的缘故,还是沈师傅大意了,当他低着头向医务室走去时,忘记了邮箱的存在,一头撞到邮箱上,邮箱下面坚硬的棱角将他的额头撞得鲜血直流,本来准备去医务室看腿的只好改作包扎额头了。第二天早上,当大家看到沈师傅额头上一块正方形白色纱布时,都表示关切,沈师傅只是“嘿嘿”一笑来回答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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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队的故事(二)

04-22 11:14阅读 5281文学

    勘 探 队 的 故 事 (二)

    文/ 天门山


    走样了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上下开展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就是其中之一。所谓“三忠于、四无限”就是革命群众要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对伟大领袖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以“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集像章”等形式的“献忠心”活动,风行大江南北,深入城乡各地。
由于我们的工作都是早出晚归,工作时间长短不定,工作地点在野外,所以我们不叫上班而叫出工,也就没有了其他单位那样的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天天读”和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都是在设备检修日或是雨天不出工的时候进行。
    队上的职工大都是一些参加过大庆油田会战的老工人,对大庆油田“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优良传统记得很牢也做的很好,但对社会上热火朝天的“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却兴趣不大,因此一直没有开展起来。这一年的秋季,全国大中专学校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一起分配,队上除了我们学徒工外,还分来了十多个石油、地质等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这些新来的学生们革命热情高涨,他们对社会上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 “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情有独钟,对队上没有开展这些活动很不理解,纷纷要求队领导组织职工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队领导也不好拒绝,只好积极支持并委托这些新来的学生们负责组织和辅导。
    首先进行“早请示、晚汇报”活动。培训好的班组长们回到班上,在早上出工前让大家两腿站直昂首挺胸,右手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目视前方。当时我们住在荆州农业机械学校,一个班住一间教室,十分拥挤,目视前方就是看着黑板上面的毛主席画像。大家在各自的床前站好后,班长手拿语录本,一边大声说“首先,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一边举起语录本用力朝画像挥舞,班上其他人一起跟着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并且随着节奏向右前方挥舞两下语录本。班长又大声说“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下面一起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也同时挥舞两下语录本。接着班长念几条毛主席语录,在读语录前,一定要加上“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句话。然后将当天的生产任务书念一遍,并请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革命加拼命,保证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仪式宣告结束,大家急忙放下语录本,拿起饭碗赶快到食堂排队买早餐。
    “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仪式感很强,活动时要怀着一颗虔诚的心,精力集中,声音整齐洪亮,是一项十分严肃的事情。刚开始的几天我们还有模有样,比较正规,但几天之后就流于形式了。有时活动已经开始,有的人还在床上,只好一边穿衣服,一边手忙脚乱地拿着语录本跟着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特别是晚汇报,有的想早点睡觉,催促班长快点进行,有的在洗脚,有的躺在床上,还有的外出不在,班长再怎么吆喝,总是锣齐鼓不齐,稀稀拉拉,几天之后,晚汇报就取消了。
    那时候,全国上下流行跳“忠字舞”,不仅学校跳、工厂跳,居委会跳,而且车站、码头也时常看见有人在跳。成都地质学院毕业的两个女大学生“忠字舞”跳得很好,在设备检修和下雨天不出工的时候,她们积极动员大家学跳忠字舞,也十分耐心地手把手教大家,并且不厌其烦反复示范,但无奈这些只会打井放炮的“大老粗”们,没有几个有文艺细胞的,终因应者渺渺而没能舞起来。舞跳不好,她们就教大家唱《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这首歌曲调优美又贴近我们的生活,所以大家都很喜欢。
    还有一日三餐也要“活动”。开饭时间到了,炊事员站在卖饭的窗口前,面向排队买饭的人,手拿语录本,领着大家像早请示那样祝福领袖和他的接班人,大家举起饭碗跟着祝福,然后念三段毛主席语录,再开始卖饭。那些排在后面性子又急的人一边用勺子敲着饭碗,一边大声叫着“快点!快点!”大家都喜欢那个利索的小个子炊事员,因为他总是念“我国有六亿人口,吃饭是一件大事”“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要斗私批修”这三条既贴切又简短的最高指示,尽量不耽误大家吃饭。
    不久,我们队搬到江陵马山施工,生产任务十分繁重,那些学生们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中每天都累得精疲力竭,加上社会上这些活动渐次式微,因此,我们队上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就偃旗息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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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队的故事(四)

04-22 10:01阅读 6093文学

    勘探队的故事(四)

    文/ 天门山


    坑   炮
 

    我们地震队又叫地球物理勘探队,它的勘探原理就是利用人工激发的地震波在弹性不同的地层内的传播规律来查明地下的地质情况,从而找到有利的油气藏构造。而人工制造地震波的方法就是打井、放炮。
    我刚参加工作时,我们的工区在松滋县八宝公社一带,那里是棉产区,正是采摘棉花的时候,车载钻机无法开到井位,机械化的轻便钻机那时候还没有发明,我们只好用人工在棉花地里打井。直径108毫米的井一般打到10至12米,地表一般都是沙壤土和软胶泥,这样的地层井比较好打。但打井过程中,井壁很容易坍塌,造成流沙和淤泥淤塞炮井,因此,要反复起下钻,水泵也要给力,将泥沙尽量冲上来,还有炸药包随时伺候,钻头一提起来就得赶快下药,防止炮井淤塞,药包下不到位。这样松软的地层,激发条件不够好,一般得用10到15公斤TNT炸药进行爆炸。这样的井,炸药包上浮的可能性不大,即使药包没下到位,造成坑炮,问题也不是很大,最多地里隆起一大块,地表出现几道大裂缝,过几天陷下去成为一个小坑,一般不会影响来年耕种。一个多月后,我们搬到荆州,在江陵太湖农场一带施工,这里是水网湖区,多是水稻田,稻子已经收割,地表都是软胶泥,打井和放炮的感觉和在松滋时差不多,只是埋检波器的放线班和负责抬仪器的搬家班要麻烦一些。
    1968年底,我们搬到江陵马山,住在马山区大礼堂里。这里是丘陵地带,地表地层全是黄色的硬胶泥,这种黄泥巴是我们小时候做汽车、坦克、手枪等玩具的最爱,而这时候却成了我们的克星,特别是有的地方下面还出现砾石层。在这样的地层上打井,钻头很难下去。以前用两把24吋管钳就可以打井,这时候却要用三把36吋的大管钳三人用力推拉才能使钻头慢慢钻进,钻杆也换成直径42毫米的,管壁增厚了2毫米,有时还得一个人扶着钻杆站在管钳上加压。最难打的时候,三个人一起趴在管钳上,用脚使劲蹬地推动管钳叫着“推磨”。绞车也需要两个人使劲才能提起钻杆,手摇泵也常常憋得出不了水,钻头也由麻花钻头换成镶焊硬质合金的刮刀钻头用来对付砾石层,总之打一口井要费很大的劲。当然,这样的井下药很利索,不担心泥沙淤塞炮井,下完药后,还得铲几锹泥巴压井,防止药包上浮,另外激发条件好,井深9米,药量8公斤就能得到很漂亮的记录。
    一天打完一口井,还没有走到下一个井位,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大家觉得跟平时放炮的声音有点不一样,赶紧回头。这时候,我们看到磨盘大的土块跳得老高,用来下炸药的3米长的铝合金爆炸杆从地面跳起来,像梭镖一样向前飞去,一些大小不等的泥块如冰雹般砸向地面,黄色的泥浆像一阵暴雨倾泻而下,爆炸工拖着爆炸机抱头鼠窜,站在下风的放线工们来不及躲闪,满身都是黄色泥点。“放坑炮啦!”我们的班长大声叫喊。原来是炸药下井后没有压好,药包上浮到井口,由于地层坚硬,所以爆炸威力特别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坑炮,当时真有点惊心动魄的感觉。
    爆炸过后,离井位20米左右的一个大水塘里白茫茫一片,原来是水塘里的鱼被震昏,浮出了水面。这些鱼大的四五斤,小的也有一两斤,班长说鱼越大,受到的冲击波越大,所以浮上来的基本上都是大鱼了而看不到小鱼。这些鱼只是暂时昏过去了而并没有死,过一会就会活过来的。但村里的人没有等鱼活过来就拼命地捞了,没有人顾及他们的地炸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也顺便捞了不少鱼,用帆布水桶装上送到了炊事班。
    由于坑炮,下传的能量不够,地震记录不合格。第二年春天,我们到该地补炮时,见到放坑炮的地方地表下陷,形成了一个小水塘。正在春耕的农民告诉我们,不仅放坑炮的这块地废了,而且周围几块稻田下面也炸穿了,灌溉的水又从下面回流到大水塘里,地里存不了水,无法种水稻了。
    那时候土地都是集体的,加上我们有“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和“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两条最高指示作为尚方宝剑,所以,在祖国的大地上,地震勘探大行其道,畅通无阻,对于勘探造成的损失,从来没有赔偿过。
    若干年后,当我向年轻的同事谈起当年的勘探情景时,他告诉我说:像你说的这种坑炮,放到现在,没有一二十万怕是走不了的。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土地私有,野外勘探难度越来越大了。现在白天都是在处理工农矛盾,干部口干舌燥,工人疲惫不堪。赔偿费节节攀升,有的工区青苗赔偿费差不多要占去直接成本的一半。白天扯皮晚上放炮,往往都是凌晨两三点甚至天亮才收工。处理不好,轻则挖断道路让车开不进去,或是坐在井口上漫天要价,重则扣押施工设备、割断排列线,造成停工三五天是常事。这些对于我们早年的勘探队员,是完全想象不到的。看来加快科技进步,改变勘探方式,尽量减少勘探造成的损失,是勘探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洪流汹涌澎拜,我们讲述五十年前的亲身经历,不仅仅是为了传给后人,而是为了记住那个不平凡的岁月,记住那些艰苦创业的勘探队员们。


    2019年4月  于浙江台州绿城玫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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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 探 队 的 故 事(一)

04-22 09:24阅读 1.1万文学


    勘   探   队   的   故   事(一)

    

    文/ 天门山


    从学生到学徒


    初中毕业后,我被录取到江汉石油学校,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及油田初建,学校一直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5月,由于武斗,学生作鸟兽散。后接到学校来信,才知道离校后学校被当地造反派组织占领,何时到校,等候通知。
    8月底,学校通知返校,返校后不是和原来一样只有吃饭和睡觉两件事,也不是“复课闹革命”,而是宣布油田不具备办学条件,学生全部转为学徒工。我们的两年青春付之东流,中专梦就此破灭。不过,每当听到广播里播放的《我为祖国献石油》那雄壮豪迈的旋律和“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的歌词,总是让我们热血沸腾,我们像战士渴望上战场一样,总想早日参加工作,当一名光荣的石油工人,而且我们也的确厌倦了那种整天无所事事虚度年华的日子。
    我们潜江分校15个同学分配到地质调查指挥部,指挥部用一辆解放牌卡车把我们从潜江周矶拉到指挥部所在地----沙洋高桥。劳资科将我和另一个同学分到某地震队,安排住进干打垒的招待所,随时准备自己单位来车接走。两天后,队上的材料员到指挥部领材料,顺便把我们两个学徒工和两个新来的大学生带到队上。
    汽车在蜿蜒的公路上奔驰,两旁高大的白杨树向后倒去,轮胎卷起的风沙吹到脸上,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新生活的向往和热烈地交谈。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下午四点多,我们到了松滋县沙道观中学,指导员把我和北京来的一个大学生分到钻井二班。班长将我们领到二班住的教室里,安排好放行军床的位置,并向其他同事介绍说,我们班又分来了两个“老九”(“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称呼)。由于刚收工回来,有的人在擦身子,有的人在洗衣服,大家只是抬头看了我们一下,又忙各自的去了,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热烈欢迎的场面,让人不免有几分失落。
    第二天,我身穿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脚蹬翻毛厚底的大头皮鞋,头戴藤条编织的安全帽,手套一双帆布白手套,提着一个装着饭碗和水壶的网兜,一幅石油工人的样子,只可惜个子小了一点。早餐后出工,将钻具搬到车上,上车后,钻具放在车厢中间,人分两边扶着车厢板站着。一出驻地大门,大家就唱起了样板戏选段和革命歌曲。一个人起头唱“临行喝妈”,大家就接着齐唱“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一段刚唱完,另一个起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大家又一起唱“没有大事不登门…..”,除了样板戏选段,还唱 “毛主席的光辉”、“翻身农奴把歌唱”等革命歌曲,一直唱到汽车停下来准备卸车为止。
    到达工地,找好井位,就要立井架了。井架是将三根长4米,直径20厘米左右的杉木并在一起,一头穿进粗大的穿心螺丝,穿心螺丝上挂着一个U形铁环,铁环上挂着滑轮,滑轮上的钢丝绳一头连着绞车,一头吊着水龙头,然后大家一起用力把杉木柱子呈三角形立起来就成了井架。在井架上装上绞车,水龙头下面接上钻杆,钻杆下面连着钻头,水泵开始出水,就可以开钻了。
    打井时,两人面对面站着,将24吋的管子钳呈一字型卡在钻杆上,左手推右手拉,互相传递管钳,用力旋转钻杆往下钻进,一人转动绞车让钻杆起落,以便井里的泥柱松动,四人不停地摇着水泵,一人拉着水管以免缠绕。泥浆从钻头出来沿井壁漫出井口回到水池,起到润滑井壁和冲起泥沙的作用。一般钻进一米左右就要起钻,将提出的泥巴用铁锹铲掉,然后继续钻进,打完一根钻杆再接上一根,直到达到要求的深度。
    这种一看就会,只要有力气就能干好的工作,我们学徒工却要用两年的时间才能转正。
    这天我们的任务是六口井,打一口井将近一个小时,一口井打完后,就拆开井架,收拾好工具,人抬肩扛,将钻具搬到下一个井位组装后继续打井。搬家的时候,大家扛着三角木和钻杆,抬着水泵,用帆布水桶挑着管钳,背着饭盒,身上脸上满是泥浆,在乡间小路和田间地头行进,老乡们说我们:“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讨饭,过细一看,原来是石油勘探。”
    这天工作比较顺利,午饭前就打好了四口井,下午三点多就收工了。我们将钻具搬到公路上装车,然后背靠背坐在三角木上或者直接坐在车厢里。回家的路上大家显得十分疲惫,再也没有人领头唱歌唱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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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农场二三事

01-03 11:19阅读 4797文学



“五七”农场二三事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其中有一段“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为了贯彻落实“五七指示”,一些大型厂矿纷纷办起了“五七”农场,让一部分工人从事农副业生产。那时候五七油田会战刚刚开始,全国各油田十万工人齐集江汉。1969年,油田征收了湖北省监狱管理局沙洋农管局二农场,出于安全和保密的要求,农场的劳改犯全部转移走了。会战总指挥部以及一个个厂处机关和后勤服务单位分布在从周矶到广华的道路两旁,劳改农场的三万余亩土地成为了油田的“五七农场”。生产人员从各基层单位抽调,规定除少数管理人员外,一年轮换一次。1970年春节过后,我和队上十多个人一起,第一批到了农场。地质调查指挥部的农场位于潜江广华寺史家湖,接收原沙洋二农场一中队的全部资产、土地以及管教人员。 农场每天出工、收工,又苦又累自不必说,那些枯燥单调的生活也无心记述,但有几件趣事还是值得回味的。
老婆不让睡和不跟老婆睡
地调农场按军事编制为十四营,下设三个连队,我在一连当文书。一天,大家都出工了,指导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跟我说,今天我们去做一项特殊工作,你只要坐在一旁听就行了。我问做什么工作。指导员说:“二排的王某全春节前结婚了,春节后回队不久,就调到了农场,他新婚的妻子知道后,昨天来了,一看到我们住在劳改犯住的房子里,墙上还有‘认真改造,重新做人’的标语,出门就是泥巴路,每天还要下地劳动,就认为王某全一定犯了什么错误,被送到这里改造来了,非要和他离婚不可。昨天晚上都不愿意上床睡觉,后来虽然上床了,但也没有脱衣服,并且也不准王某全碰一下。你看一个新婚男人,老婆来了都不让摸一下,是什么滋味。今天天没亮就找到我,说着说着都哭了,我让他给老婆买好早餐,自己先去出工,我们做做工作。” 原来是做这样的工作。虽然指导员让我只是坐在旁边听就行了,但我还是习惯性地带上了笔记本和钢笔,跟着指导员到了连队给王某全他们安排的临时宿舍。由于石油工人的生产效率远远赶不上劳改犯,所以我们的人数比原来的劳改犯多了一倍多,因此原来的监舍不够住,只好临时盖了几排草房子和芦席棚。 我们在芦席棚门口叫了一声,听到有人答应就掀开草帘子门进到屋里,由于没有窗户又没有开灯,屋子里有点暗。进门后首先看到的是门边上的一个方凳子上放着一两稀饭一个馒头一分钱咸菜的“三个一”标准早餐。指导员说怎么还没吃饭,一会就凉了。这时候才看见一个斜靠在被子上的年轻姑娘站起来拉开电灯。这个女人中等个子,穿着红花布棉衣和蓝色灯芯绒裤子,足登一双糊满泥巴的平底黑皮鞋,扎着两条长辫子,额前的头发有点乱,眼圈红红的显然哭过,皮肤不是很白,但看样子不像农民倒有点像农村集镇上的姑娘。指导员先问了一下来农场的经过,无非是什么时候离开家,坐什么车,路上顺不顺利等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就拉起了家常,最后才引导到昨天晚上的事情上面。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姑娘家在当地公社机关所在地的镇上,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境比较好。而王某是农村的,父母年纪大不说,姊妹也多,本来就门不当户不对,要不是看王某是石油工人吃商品粮工资高,根本就不会嫁给他,没想到现在倒好,被贬到劳改农场来了,还不承认犯了错误。姑娘一边说一边抹眼泪,并一再强调要和王某全离婚。 姑娘倾诉完后,指导员开始工作了。指导员从国际讲到国内,从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讲到战备油田的重要性,接着差不多全文背诵了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从油田办农场的伟大意义讲到到农场劳动无尚光荣,当然也承诺一年后保证轮换,好像还有一句什么话把姑娘逗笑了。接着双方又交流了一阵,要起身告辞了,姑娘站起来目送我们出门。出门后,指导员说:“没问题了,今天晚上,王某全可以抱着老婆睡了。”我说:“他老婆不是到最后都坚持要离婚吗?”指导员说“你个毛孩子知道什么。”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我来呀?”指导员说:“我不叫你一起来,别人说我乘虚而入怎么办?” 果然,第二天就看到他们两个像新婚夫妻一样亲密了。对了,人家本来就是一对新婚夫妻。 几个月后的一天,天将黑的时候,一排杨某元的父亲带着他的老婆来到了农场,杨某元见到父亲和妻子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先是一脸惊讶,然后对着他父亲大发脾气,责怪父亲不该把妻子带来。他父亲只好解释说前天收到他寄给家里的信后,一家人非常着急,他母亲和妻子这两天整天哭哭啼啼,他们今天天没亮就出门,转了两道车,问了不少人才找到了这里。连队按惯例安排了一个单间芦席棚,杨某元的老乡急忙到食堂打来了饭菜,帮忙把杨某元的铺盖搬了过来,并让杨某元的父亲吃完后到他们那里去住,领导表示了欢迎,嘱咐大家早点休息,然后各自散去。过了没多久,只听见那边吵了起来,我和一帮人赶紧过去看热闹。只见杨某元和他父亲拉拉扯扯,杨某元的老婆坐在床边抽抽搭搭。原来是杨某的父亲饭后要离开,杨某元也要和父亲一起走,他父亲使劲把他拉到芦席棚里,要他和老婆一起睡觉。杨某元却怎么都不愿意,坚持要走,并说:“要睡,你去和她睡。”儿子竟然如此说话,虽然大家觉得好笑,但看到那个女人越哭越厉害,知道事情并不简单,也笑不起来了。我赶紧去找连队领导,指导员安排杨某元的老乡暂时陪一下杨某元的老婆,把杨某元和他的父亲叫到连部,让我留下其他人员赶紧离开。 通过杨某元父亲的叙述,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杨某元家在农村,是家中的长子,母亲长期有病,不能参加生产队劳动,下面还有三个弟妹,由于家庭条件不好,一直没有找到对象。去年夏天,家里好不容易为他物色了一门亲事,两人也对了面,虽然杨某元当时不十分满意,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国庆节期间,他们结婚了。春节回家,就看到杨某元对老婆不冷不热,两口子还出现过争吵。正月初三离家归队后,几个月都没有给家里写信,直到前天,才收到一封信,信上说他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被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可能还要判几年徒刑,要老婆和他赶快离婚,再找一个。收到信后,一家人十分着急,他母亲和老婆只知道哭,为了弄清情况,今天就带着儿媳妇赶来了。 杨某元的父亲一讲完,指导员就大声呵斥杨某:“怎么回事!”杨某元只好乖乖地实话实说。原来杨某元相亲是利用队上两天停工检修的时间回去的,由于来去匆匆,双方没有深入了解,当时他也没有明确表态,没想到家里看到他没有反对,以为他同意了这门亲事,就积极为他准备结婚的事,并写信告诉他,两家都准备好了,要他国庆节回家结婚。婚后几天,他发现老婆不仅长得不漂亮,而且家境也很不好,老婆家里没有男孩,老婆是长女下面还有四个妹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拿国家工资的,女方父母还指望他接济家里并养老送终。更不能接受的是,他老婆由于姊妹多,小学一年级都没读完,基本上是文盲,他长期在外工作,连通信都无法进行。因此越想越后悔不该答应这门亲事,更不应该草率结婚,所以他要想办法离婚。春节回家,他就向老婆提出离婚,没想到老婆坚决不同意并以死相拼。春节后到了农场,也一直没给家里写信,之所以说在劳改还要判刑,也是想吓唬老婆,达到离婚的目的。 在杨某元讲述过程中,我看到指导员脸色越来越难看。果然,杨某元一说完,指导员就大声说:“乱弹琴!”接着问了两家的成分,当得知两家都是贫农后,指导员说:“你这是看不起贫下中农的女儿,这是忘本,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你歪曲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还污蔑我们广大的五七战士,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要对你进行严肃地批判…….”指导员一番上纲上线,杨某元的头越来越低。最后,指导员说,看在你也是贫农子弟和你父亲的面上,今天给你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赶快回去给老婆赔礼道歉,留你老婆多住几天。随后我带杨某元的父亲去了他们老乡的宿舍,杨某元也灰溜溜地和老婆睡觉去了。第二天一早,杨某元的父亲走了,走之前对指导员千恩万谢,并要求指导员看在他儿子已经改正错误的份上,不要开他儿子的批判会,得到指导员肯定的答复后,他父亲满意地离开了农场。 杨某元的老婆只住了三天,说生产队农活忙也走了。后来大家常拿“要睡,你去和她睡”这句话来取笑杨某元。一年后,杨某元参加长庆油田会战离开江汉,听说后来还是离婚了。
一样的违纪,不一样的结果
改革开放前,国家职工每年只有12天探亲假,农场职工都是春节后从各队抽调来的,所以大多数人在春节期间就享受完了探亲假。一段时间后,有些职工家里有事,就需要请事假。由于“抓革命、促生产”,加上进入农忙季节,农场对事假控制很严,只要不是家里死人发火,一般是不准假的。 一天早上天刚亮,三排长急急忙忙到连部报告,说他们排的郑某春不见了,叠好的被子上放了一张请假条和一封家里的来信。那封家信在郑某春到连部请假时,连队领导都看过。信是郑某春的父亲写来的,意思是郑某春的母亲病了,并且病得很严重,公社卫生院建议送到县医院住院治疗。那时候,只要一听说住院,就不是一般的病了。母亲病中特别想见到在外地工作的大儿子,希望儿子能请假回家一趟。连队当时没有批准郑某春请假,也讲了不准假的理由,没想到郑某春留下请假五天的假条,趁大家熟睡时不辞而别。郑某春家是松滋县的,要从沙市转车,路上差不多要一整天,这样在家里也只能待三天。 郑某春的行为属于严重违纪,怎么处理呢?办法是现成的:一是扣发五天工资,写出检查,视认识态度给予纪律处分;二是召开批判大会,既帮助本人又教育群众。那时候召开批判大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特别是“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后,各单位将那些出生不好或者有不当言论的人以及工作中出现差错、表现不积极的人揪出来,任意上纲上线,扣上一顶什么主义或是谁的孝子贤孙之类的帽子,随时随地都可以召开批判大会。有的人今天是骨干,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批判别人,兴许明天就会因为一句什么话没说好,被人揭发成为批判对象。那时候每个人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紧紧的,既要小心翼翼不要说错话、做错事,还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随时发现身边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对郑某春的批判会安排在他回队的第二天晚上,当然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连里布置每排一人提前写好批判稿,指导员认为仅仅批判郑某春违反组织纪律、不假而别还不够,一定要上纲上线到无政府主义的高度,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反映。写批判稿的同志摘录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有关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论述,从报纸上抄录一些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片段,然后与郑某春的错误挂上钩,并且安排我也写一篇稿子交给一个大嗓门的积极分子发言。郑某春回队后,第二天领导找他谈话,通知他准备在全连大会上作检查,并接受大家的批判帮助。批判大会在饭堂举行,200瓦的电灯泡把会场照的通亮。首先由郑某做检讨,他用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毛主席语录做开头,然后向大家介绍当时的想法和母亲病重的情况,这时候,下面有人大声质问郑某春所说是否属实,有人带头呼喊口号,要郑某春老实交待。几天前像兄弟一般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只因为回了一趟家,就成为了大家同仇敌忾的斗争对象,真是不可思议。 郑某春在大家的质疑和愤怒中,断断续续、声泪俱下地做完了检讨,接下来是各排代表发言。发言内容大同小异,但都是以“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作为开头,接着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中有关的一条,然后分析郑某春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最后以革命口号结束。每当发言的内容比较激烈和发言者停顿间隙,就有人带头呼喊口号,造成一种严肃的气氛和强烈的气势,把批判会不断推向高潮。终于到了最后一个,他的发言火药味很浓,我想这也是指导员精心安排的。可没想到的是,他的发言稿中有一句“郑某春,你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而且声调一下子提得很高,领头呼喊口号的人也积极配合,举起拳头高喊:“打倒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郑某春!”“郑某春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 批判会在指导员简短总结后圆满结束。会后我想,郑某春的无政府主义错误再怎么严重,总不会成为这个主义的祖师爷吧,这都哪跟哪呀。往后一段日子里,郑某春就有了一个“祖师爷”的绰号。
无独有偶,几天之后,听说二连的彭某荣给领导留下一封信,趁夜深人静时走了。彭某荣是我的老乡,天门干驿人,部队转业安排到油田工作。他是一名老初中毕业生,肚子里墨水不少,大家都喜欢和他聊天,听他古今中外海阔天空。 彭某荣几天后回到连队,我很为他担心。当天收工后就端着饭碗找到他,问他家里出了什么事,他们连队会如何处理。他说,他两岁的儿子病了,高烧多日不退,家里发来电报,说医生怀疑可能是脑膜炎。他拿着电报去请假,领导不批准,意思是现在是“双抢”季节,任何人不得请假,你不是医生,即使回去也不管用。他心急如焚,连夜给领导留下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半夜起来步行回家,好在儿子不是脑膜炎,病情好转后他就回来了,领导要他先写检查,等候处理。 几天后,他喜形于色找到我,说有好消息告诉我。我想是不是领导认为他的检查深刻,不开批判会了,为他松了一口气。他说不只是这个,领导还要把他调到连部当文书。竟有这等好事,我迫不及待地要他赶快说来听听。原来二连的文书领导不是很满意,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领导看到彭某荣留下的信后,觉得他的信写得有理有据,情真意切,一看就觉得很有水平,特别是毛主席语录运用得很恰当,字也写得漂亮,因此有意提他当文书,要他写检查,是想进一步考察他。没想到他的检查写得更好,不仅引经据典,而且上纲上线,“狠斗私字一闪念”。领导说他政治觉悟高,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得好,又经过解放军大学校的锻炼,所以完全适合当文书。 我一边为老乡因祸得福感到高兴,一边对他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感兴趣。他说,什么活学活用,我只是在检查中引用了不少毛主席语录,而且用得比较恰当,这要得益于那两年在部队大学毛主席著作,我差不多能把一本《毛主席语录》全背下来。 一样地违反纪律,却有着不一样的结果,一个成为了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一个当上了连队的文书,谁说“读书无用”!
不了了之的“反标案”
好不容易盼到一年期满即将轮换,可是1971年3月,营部将我调到五连任文书。五连在当阳县育溪镇附近,那里是会战指挥部第三分指挥部(物探)的当阳基地(农场)。当时三分部将离育溪镇3公里左右的几个小山包推平,盖了一片家属住房,用来安置随队职工家属。家属区幼儿园、子弟小学、商店、卫生所虽然都不大,但配套齐全。 为了组织家属从事农副业生产,由职工和家属将一些山包开垦成梯田,用来种植水稻和小麦。不久,营部机关也搬来了。 油田会战轰轰烈烈,基地建设也热火朝天。可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闹得人心惶惶,震惊了所有基地人员。这件事就是基地出现了反动标语,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消息很快就被封锁,报案的人也被要求严格保密,不得扩散。从人们交头接耳的议论中,得知发现反标的是一个三年级的女学生,事情报告营部后,营部保卫干事立即取走了反动标语,并送到分部政治处,政治处领导十分重视,要求保卫科和“一打三反”办公室尽快破案。 197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此后,全国上下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各单位相应成立了“一打三反”办公室,专司“一打三反”工作。 事发第二天,分部保卫科副科长带着一名“一打三反”办公室的成员来到基地开展工作。随后几天,传言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邪乎,有的说反标不止一条而是有好几条,有的说不光有反动标语,还有反动传单,甚至还有流言说基地出现了反革命组织。本着“不该打听的不打听,不该说的不说”的政治纪律和怕惹麻烦的想法,我很是孤陋寡闻,当然此事也确实与我无关,但几天后这件事还是找到了我的头上。一天,指导员说营部有重要事情找我,要我去一趟。我到营部后,看到分部保卫科长和那个“一打三反”办公室的人还有营部的保卫干事在场,保卫干事介绍我们认识后就离开了,由保卫科长与我谈话。 科长首先问了我的基本情况,然后自我介绍说他姓李,江苏人,以前在野外队工作,是某队的指导员。接着又介绍那位随行的成员,说他姓谢,是一名转业军人,湖北监利人,刚转业不久。之所以找我来,就是由我们三人组成一个侦破反标的专案组,负责尽快侦破基地前几天出现的反标案,并问我听说过一些什么,可能是谁干的。我说,我只听说有人写了反动标语,其他的都不清楚。 这时候,科长对我说,他们到基地这几天,走访了很多群众,找了不少人进行个别谈话,初步确定了几个可疑的人。又经过排查,确定了一名嫌疑人,这个人就是子弟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叫刘某杰到学生,但他怎么都不承认,经过请示分部领导同意,准备从今天起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叫你来,就是和我们一起办他的学习班。并说已与我们连队的领导谈过了,要求我马上移交工作,下午就住到基地招待所,没有特殊情况不得回连部。 这个刘某杰我认识,他的妈妈刘某君就是我们连队的饲养员,负责喂牛。刘某君原来是大庆石油学校的一名职工,有过三次婚姻,因第一任丈夫是东北伪满铁路的一名职员,“文革”中被作为伪职人员的家属被学生们整得很惨,丈夫也因此和她离婚,儿子随她姓。她对现实很不满,偷偷地在纸板上、砖块上写上对造反派不满、对“文革”有怨气的话,让儿子扔到院子外面。被人发现后,定为反革命分子,带着儿子到我们连队监督改造。专案组把刘某杰作为写反标的嫌疑人,这就是根据之一,听说还核对过笔迹,也十分接近。 下午,我到了基地招待所,招待所在另一个山头上,科长住在走道的最里头一间,我和老谢住在隔壁。科长安排我和老谢到学校找到二年级班主任,把刘某杰从教室里叫出来和我们一起到招待所。刘某杰八九岁,皮肤皙白,长得虎头虎脑,十分机灵的样子。当我们把他从教室叫出来的时候,他一点也不紧张,反倒有些高兴的样子。在去招待所的路上,他不好好走路,在田埂上跳上跳下,根本不像是去办他的学习班,倒像是要带他出去玩。 到了基地招待所,科长安排刘某杰与我和老谢住在一起,这时我才明白,反标案在他们看来已经破了,目前只是嫌疑人不承认,叫我来,其实就是一起值班,帮助监视嫌疑人。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断与刘某杰谈话,动员他承认写了反动标语,但他就是不承认,软硬兼施都不行。硬的无非是恐吓,如果不承认就要关起来,就要坐牢,不知道他是不懂坐牢的意思还是不怕坐牢,反正不说;软的就是只要你承认了,就可以回家,就可以上学了,但他根本就没有想回家的念头,更不愿意上学,住在招待所,每天有人帮助买饭,也不用上课做作业,觉得日子过得美极了。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要他承认写了反动标语,反反复复就是那么几招,说来说去就是这么几句。我们也觉得厌烦了,有时候就干脆和他一起玩,互相寻开心。我也觉得很无聊,每天一份《人民日报》几乎一字不漏地看完,再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带着刘某杰到招待所后面的山上转悠。这样的日子一长,想必刘某杰也觉得有些枯燥,一天中午,我们午睡起来,发现刘某杰不在了。 这可不得了,这可怎么办?我们急忙叫醒科长,科长到底比我们老练,一是让我们不要声张,二是赶快到他母亲的住处、学校和附近去寻找。我们分头找到晚饭时节,一直找到了育溪镇上,还是不见踪影。晚上科长安排我们在他母亲的住处附近蹲守,认为他白天可能藏在附近,晚上一定会回家,并将刘某杰失踪的事报告分部政治部。三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其中还有两个先锋队队员,看不住一个疑似的小反革命分子,一顿严厉地批评是免不了的。第二天早上,没见刘某杰回家,科长只好向当阳县公安局和育溪镇派出所报了案。晚上我和老谢继续蹲守,科长在招待所守电话。 第三天下午,当阳县公安局来电话了,说在河溶镇发现了一个走失的小孩,和我们说的有点相符,要我们与河溶镇派出所联系。 翌日一早,我和老谢从育溪到当阳,然后转车到河溶,找到镇派出所时已是中午。看过介绍信,派出所领导告诉我们,刘某杰被一个民警带到食堂吃饭去了,一会就回来。接着他说,大前天傍晚时分,镇上的一个中年妇女领来一个小男孩,说是北京来的,与父母走散了,要求在她家住下,她招呼孩子与家人一同吃了晚饭后,就送到派出所来了。这个孩子很聪明嘴巴也很甜,这两天与派出所的同志混熟了,说他家是北京的,一个姐姐在石油部工作,他和妈妈到湖北找爸爸,没想到在这里下车吃饭后找不到妈妈了。问他以前住在哪里,要到哪里去,他总是说不清楚,按说这么大的孩子,又这么懂事,应该会知道的,我们也觉得有点蹊跷,接到县公安局的通报,我们就立即汇报了。这个孩子很有礼貌,在街上只要有人看他,阿姨、叔叔、爷爷、奶奶叫个不停,大家都喜欢听他说北京话,说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北京伢。 说到这里,我们看到刘某杰跟在一个年轻民警后面逗逗打打、蹦蹦跳跳地过来了。当他一眼看到我们坐在那里,扭头就跑,这时候,那个民警很快反应过来,转身把他抓住。 我们再也不敢掉以轻心,在公共汽车上,我们把他夹在中间,晚上在当阳住宿时,我们把让他睡在最里面。老谢似乎很有经验,还把过道、门窗都检查一遍。不知什么原因,从这以后,刘某杰像变了一个人,神情不高兴不说,而且沉默寡言,好像与我们生疏了很多。有时候问一句答一句,有时问几句都不回答。育溪离河溶将近三十公里,又没有班车,问他是怎么去的,他只说爬到一辆汽车上,汽车把他带到了那里。 几天以后,分部政治处看到我们工作一直没有进展,要求我们到潜江汇报一次。根据科长的安排,由我起草汇报材料,将我们一个多月的工作进行总结,并提出了一些相关问题。汇报会上,我才看到反动标语的真面目:保卫人员从保险柜中拿出用报纸包着的一截长30厘米左右,直径约20厘米的半圆形木头,木头上用红蓝铅笔的红色一头写的“毛主席”三个字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叉,据说原来是写在一根准备盖房子用的杉木上的。这就是那条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反动标语,这就是我们千方百计要找到作者的那幅作品。会上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的建议进一步扩大侦查范围,有的对我们到工作提出了一些疑问,科长一一作了解答,还有的给我们下一步工作提供“高招”。 回到基地,我向留在基地看守刘某杰的老谢转达了汇报会的内容,当他听到说有些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时很生气,说让他们来搞,谁愿意一天到晚跟一个小孩子周旋,简直无聊极了。我不清楚他说的无聊是指提意见的人还是指我们目前的日子。 不久,石油工业部组织长庆油田会战,三分部要抽调一半队伍上长庆,每个人都在关心自己的去留。科长接到通知,先回潜江了。两天后,老谢也走了,我回到连队,刘某杰也上学了,我们专案组就这样解散了,折腾了我们近两个月的反标案也就不了了之。 一个月后,当阳基地撤销,营部又搬回到广华寺史家湖,我被派到三连当文书。“文革”结束后,刘某君得到平反,回到石油学校工作。又过了几年,听说刘某君退休了,她儿子刘某杰在油田的一个运输队当司机。

2018年11月 于浙江台州绿城玫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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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和 “弟 弟”

2018-10-31阅读 8811文学




我 和 “弟 弟” 文/ 李 智

普天下弟弟对哥哥不喊“哥哥”而是直呼其名的可能不少,而对弟弟不直呼其名,却直接喊“弟弟”的可能不多,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不是我的亲弟弟。
我的老家住在县城的官路街上,和“弟弟”的家门对门。他姓郭,我姓李,既不同父,也不同母,我们却是如亲兄弟般的哥哥和弟弟。
听老辈们讲,我的这个“弟弟”原本有一个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叫满堂,可是老郭家的这个头龙长子从小体弱多病。当我出生之后,为了他好养活(可能是一种“迷信”吧)老郭家就让自己的儿子满堂拜给(ji)我妈妈为“干妈”。即便是这样还是没有挽留住他的生命,等不到我会喊他“哥哥”的时候,他就因病早早地走了。
后来,他的母亲为他生了一个比我小10个月的亲弟弟——也就是我的这个“弟弟”。因为他的亲哥哥走了,我就成了他的“哥哥”;而我的亲弟弟还没有到来,他便成了我的第一个“弟弟”。我是“大哥”,“弟弟”自然成了二哥(后来都喊成“小哥”)。从此,我们两家就如同一家人。
往后的日子里,两家的兄弟姐妹的称呼都是按我们的顺序排列的。“弟弟”家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于是就有了“大哥、小哥、三哥······”,“大姐、小姐、三姐。四姐·····”的称呼。在外人看来这两家人就是一家子。
小的时候,我和“弟弟”总是形影不离。他叫我“哥哥”,我喊他“弟弟”,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叫喊着,久而久之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小学一至三年级时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在家里是这样在叫,在外面也同样是这样喊。
初中三年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同级不同班,他是4班,我是5班。在家里是这样在喊,在学校里也同样是这样叫。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他招工到武汉某厂当了工人,我入伍到河南某部成为战士。在来往的通信中也同样是以“哥哥”、“弟弟”来称呼。即使是在信封上不得不写上对方名字的时候,也一定要在名字后面加上“哥哥”和“弟弟”的称呼,从不例外。
1972年春节,我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他也从工厂回家过年,我们见面时还是用“哥哥”和“弟弟”来相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转业回了地方,他却随工厂辗转到了钟祥的某山区。后来,我们又先后各自成家、又在同一年上了大学。这期间,我们忙于家事、学习和工作,联系的比过去少了许多,但我们始终都记挂着对方。
2007年7月26日,我到武汉参加战友联谊会,中午我打电话告诉了“弟弟”。听说我要来,他高兴的不得了,从电话里都能感觉到他的那份激动。他驾车从沌口一外资企业(任副老总)赶了过来。一定要接我到他家去
我们有好久没有见面了,一见面就不由自主地拥抱了起来,我们还是以“哥哥”、“弟弟”相称,只不过是不约而同的在称呼的前面加了一个“老”字。他喊我“老哥哥”,我叫他“老弟弟”。由于战友们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没有机会到他家去,便留他陪我吃了一顿午餐。
每到逢年过节,我们在电话中和短信里也是以“老哥哥”和“老弟弟” 来相互称呼。
去年清明节,我们相约回到天门老家,见了面虽然免不了吃饭、拉家常和互致问候,但最不会忘记的还是见面时“老哥哥”和“老弟弟” 的称呼。
晚饭后,他一定要亲自送我回家,并要看望我的父亲,还带来了价值不菲的礼品,显然是有备而来。这是我们六十多年兄弟情感中的唯一的一次“物化”,并且还是为了看望老人。
临别时,我们还是以“老哥哥,再见!”和“老弟弟,再见!”作为最好的告别语。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任何可以“物化”的东西都有价可沽,唯有永恒不变的“哥哥”和“弟弟” 的相互称呼才能体现我们兄弟的情谊无价。
这生我们是“哥哥、弟弟”; 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愿做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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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恩师毛汉生

2018-10-22阅读 7167文学




回忆恩师毛汉生
文/ 天门山
1963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了天门城关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不久,带着家人好不容易筹集到的13元钱(其中报名费12.5元,米饭加工费0.5元)和一床被子两件衣服以及大米、咸菜,经东门堤街、绕东湖西岸、过北门照墙街,终于找到了城关中学所在地。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最远的地方,一段并不太远的路程,当时感觉走了好长时间。 到教导处报到后,知道自己分在五班,班主任叫毛汉生,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来的教室,一见到毛老师,老师就说:“你是张道柱吧,杨林口的。”我说:“是的。”但觉得很奇怪,老师从没见过我,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后面又进来一个女生,毛老师说:“彭市的彭小华来了,我们班还有一个叫彭振华的,还有好几个叫华的。”一下子说了好几个名字带华的同学。下课后,大家都说老师怎么全班五十个新生都认识,有同学说,老师是看了我们小学毕业的登记表,上面有照片,记住了我们的相貌和名字,大家都十分惊讶毛老师超强的记忆力。 毛老师中等身材,皮肤黝黑,额头有点高,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差不多三十岁的样子(后来才知道当时只有24岁)。由于大家都不熟悉,老师指定了班委会成员,宣布了作息时间和一些纪律,我们的初中生活就正式开始了。 那时候学校可以给那些交不起伙食费的同学代蒸饭,就是学生自己把米带到学校,装在自己的陶土钵或是搪瓷缸里,到时候交到食堂,放到大木甑里和食堂的钵饭一起蒸,一次只收2分钱,菜则是自己带的咸菜,一般是腌萝卜条和豆豉,这样每天只需4分钱,早餐吃自己带的干粮或是不吃。毛老师把这些都看到眼里,记在心头,为家庭困难的同学确定了助学金。两周后,助学金批下来了,班上一个孤儿为特等,每月8元,一个父亲去世的甲等,每月5元,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为乙等,每月4元,还有几个3元的为丙等,这样,我每月只要交3.5元就可以和大家一起吃食堂的饭了。 时间一长,我们对毛老师逐渐有了了解,毛老师老家在咸宁汀泗桥,这里曾经是北伐战争中一个著名战役的发生地。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一直没有回家。毛老师还有一个姐姐,姐弟俩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吃过很多苦。1962年,他从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因为成绩优秀表现突出,本来应该是留校工作或是上研究生的,但遇到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被充实到基层教学。毛老师和母亲一起住在学校分配的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平房里,他的母亲年事已高,裹着小脚,对大家很热情,我们都叫她“毛婆”。他们生活十分简朴,经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我们一年级时,毛老师上课前总要向数学教研组的一个老师借一件蓝色咔叽布中山装穿,上完课还回去。 一次,毛老师要回老家迁移母亲的户口,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为了节省路费和时间,他向别人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咸宁老家,来回四百多公里,这在当今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当年就发生在我们的老师身上。毛老师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深刻影响着同学们。 毛老师教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课教得很好,他讲课总是深入浅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循序渐进,重点突出,一般都在下课铃响前五分钟左右结束讲课,从不拖堂。因此,我们班的数学总体水平一直领先全年级。 上课提问时,如果答对了,他就很高兴,说声:“好!坐下。” 谁要是回答错了,他的脸就黑得像包公一样,纠正完后,狠狠地说一声“坐下!”如果有谁精力不集中或是讲小话,他就会将粉笔头向那个同学的桌子上使劲砸去,大家都吓得噤若寒蝉。 一次上课时,毛老师发现一个同学在偷偷地看课外书,十分生气,立即把他叫起来回答问题,当时好像在讲一道几何计算题,这个同学站起来后说:先画一个圆,毛老师以为这个同学根本做不出来,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很夸张的圆,这个同学又说,再画一个圆,毛老师在旁边画了一个很小的圆,然后通过圆的切线的原理做出了这道题,没想到毛老师像个小孩子一样,一下子转怒为喜,高兴地说:太好了,还没有见到这样的解题思路,完全忘记了批评那个不遵守课堂纪律的同学。下课后,他回到数学教研组,将这道题的解题方法说给其他老师听,这些老师也说没想到这道题还可以这样做,都说毛老师教的学生思路开阔。 毛老师数学教得好几乎是众口一词,我内人是城关中学1972年两年制首届高中毕业生,她说毛老师曾经也教过他们一个学期的数学,记得有一次她因事三天没上学,回校后放学时,毛老师把她留下来,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讲完了三节课的内容,然后出了两道题她做对了,毛老师说,行了,你的课跟上了。 毛老师不只是注重他教的数学,而且对其他课程也要求我们都要学好。那时候,同学中流传着“代数代数,撕了再做;俄文俄文,真是磨人”的顺口溜,对于一些在农村出生长大的孩子,要学好外语,的确有点难度。毛老师经常利用早自习时间,来的班上,给我们讲俄语,带领大家朗读课文,把他学俄语记单词的经验教给大家。还有化学有些同学也觉得有点难,那时每周两节化学课,当天晚自习一般都有化学作业,有时候毛老师也来到班上,对大家进行辅导,指导同学们完成化学作业。 毛老师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十分关心,既是严师又似兄长,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杨韬是一个孤儿,助学金除了交伙食费外,每月还剩几角钱,毛老师给他攒着作为零花钱,需要用的时候再给他,从不让他多花一分钱。当时城关中学是县重点初中,面向全县择优招生,我们那届在多宝区只招了吴兴顺一个学生,吴兴顺在班上年纪最小,数学成绩特别好,大家都叫他“小神童”,但他生活自理能力不够强,毛老师对他特别关照,呵护有加。由于离家远,星期天回不了家,他父亲往往隔一段时间来学校看他,将生活费交给毛老师替他管理。有时到了月初,他父亲没来得及送生活费,毛老师总能及时发现,并把他带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那时候,由于家庭困难上不起学和中途退学的现象并不鲜见,我们小学就有一个同学考上了城关中学,因家庭困难没有到校报到。二年级开学后,少了四个同学,升三年级时,又有两个同学退学了。毛老师对那些辍学的同学十分痛心,亲自上门做家长的工作,尽最大努力动员他们回校学习。班上有一个叫何千斌的同学,学习刻苦,成绩很好,但由于父亲去世,弟妹又小,家里缺少劳动力,尽管有比较高的助学金,但上了一年还是要退学,毛老师步行近三十里到小板张岭去做工作,但生产队以他们家没有男劳动力,超支太多为由,不同意他上学。几天后,他又第二次到张岭,在路上遇到下雨,毛老师衣服湿透,光着脚提着鞋来到何千斌家里,并跟大队干部做工作,但仍然无济于事,最终还是辍学了。何千斌通过自学当上了民办老师,后又经毛老师推荐,到教师进修学校学习,转为公办教师,还当上了中学校长,获得了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 张厚荣同学住在郊区,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她中晚餐回家吃饭,晚自习后住在学校,经常不吃早餐。一次学校体检,发现营养不良,肝大三公分,毛老师立即为她争取到每月两元助学金,让她吃上了早餐。为了表示感谢,暑假的时候,张厚荣的父亲从地里摘了几个甜瓜要她给毛老师母子送去,走的时候,毛老师买了一袋锅盔给她带回家。她父亲感动地说:“毛老师这个人真好,那几个甜瓜还换不来这么多锅盔呢。” 只要有家长来学校看望孩子,毛老师都要亲自接待,有时还帮助买饭,安排住宿。一个同学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83年,他见到毛老师,毛老师说:“前几年你吃了不少苦,我都知道。”当时这个同学感动得热泪盈眶,离开学校十多年,老师还关注着自己的学生,这个同学至今想起来都激动不已。那时候,学校每年夏收和秋收时节,都要放农忙假,时间一般两周,农村的孩子回家参加生产,城里的学生由老师带队到附近农村劳动。劳动时,毛老师不怕脏、不怕累,为同学们做出表率。夏收的时候,他戴着草帽,挽起裤子,和社员们一起挑麦草头,如果不吭声,根本看不出他与当地农民有什么区别。收工后,他还要一家家问同学们累不累,吃住安排得怎么样。 三年级下学期,毛老师被任命为教导处副主任,但还兼任我们的班主任并教数学课,这一年他才二十七岁。我们毕业离开学校后,毛老师先后担任教导主任、副校长,后来又任竟陵中学校长。在《竟陵高级中学校史简介》中,关于毛老师,有这样两段话: “1982年,副校长毛汉生主持工作,提出“苦战一年,振兴竟中”的口号。通过一年的奋斗,金秋硕果累累。1983年高考揭晓,大专上线105人,尤其是文科班升学率以绝对优势位居全县榜首,理科协调发展声名远播。一批考生,叩开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的校门,学校因此荣获县政府授予的“高考优胜红旗”。 “1984年,学校收归县管。毛汉生任校长,1984—1988年高考连续过百关,多次在天门县(市)和原荆州地区高中教育工作会上作典型经验介绍。特别是1984年,学校高考再创辉煌,全校大专上线154人,总数、升学率名列全市第二,跻身原荆州地区八强行列,真可谓雄视荆楚,领尽风骚。” 这是竟陵中学的巅峰时期,也是毛老师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时期,毛老师对天门教育事业的贡献深深留在了竟陵中学师生心中。 毛老师不论学生家庭背景如何,成绩好坏,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他的影响下,我们班的同学和睦相处,亲如兄弟姐妹。几十年来,大家只要聚在一起,都要谈论毛老师,每个人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和恩师相处的故事。1996年11月,竟陵中学举办建校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回到母校,目的就是想见到恩师,但老师因病没能参加,大家感到十分遗憾。后来,只好由一个同学执笔,给毛老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同学们签上自己的名字寄给了恩师。 初中三年,正是我们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关键时期,也是我们的“三观”形成时期,五十多个同学,五十多年岁月,离开学校后,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奉献,有的成为单位的骨干、担任基层领导,有的生活艰辛、命运坎坷,虽然没有人大红大紫,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是也没有一个同学受到过党纪政纪处分,更没有一个出现违法乱纪的行为,应该说这与毛老师的谆谆教导和以身示范是分不开的。 1986年8月,毛老师因故调到十堰市东风汽车公司,在教育培训部担任教研室主任直到退休。退休后,与在武汉工作的子女们生活在一起,安享晚年。 一个人一生中认识的人无数,能一辈子记住的不多,毛汉生老师是我永志难忘的恩师。他积极要求进步、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厚道真诚成为我心中的偶像并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8年9月20日 于浙江台州绿城玫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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鲊辣巴子

2018-10-13阅读 9548文学




鲊辣巴子

文/ 甘礼俊
鲊辣巴子是天门大多家庭必备的家常菜,小时候经常看见母亲做鲊辣巴子:先把大米磨成稍粗一点粉子,再把买回来的青辣椒剁成小块,加入食盐与米粉子一起和匀,为了好看,再配点红辣椒,放进坛子里压实,腌渍三到五天,再拿出来用油炕熟,加点大蒜或者香葱翻炒一下就可食用。不仅可以鲊辣椒,各种蔬菜都可以鲊,比方罗卜,冬瓜,茄子,藕巴子等等。制作腌菜,一定要确保干净卫生,否则容易发酸、变质,就不好吃了。如果装在有荷叶边的坛子里,盖子周围保持有水着,腌一年也不会坏,而且味道更香。 在家乡天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每逢蔬菜旺季时,乘价格低廉时多买些回来进行腌制,那时没有反季节蔬菜,肉、鱼、蛋等食品都要计划供应,不能随便买到,只能以瓜果蔬菜为主。受季节限制,每年春季,蔬菜才开始下种,冬季可以储存的大路菜已经吃完,正是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各种腌菜都派上用场,什么盐菜(雪里蕻)、洋姜、豆豉等等成为当家的主菜。 在我们几个小孩中,腌菜做得最好吃的是有个叫梅生他妈妈做的,特别是他家的萝卜鲊辣巴子,好吃是大家公认的。每我们在一起吃饭时,他端来的碗里的腌菜一下子就没有了,马上只剩下光饭,他又回去夹菜。他妈妈觉得奇怪,怎么饭没动,菜却吃得精光,后来梅生就如实告知实情,他妈妈知道我们大伙都喜欢吃她做的罗卜鲊辣巴子后,每次吃饭总是给他换个大碗,并在他碗里故意多夹点带出来分给我们吃,直到现在我还怀念这位儿时的朋友和他的妈妈。 虽然现在也能吃到鲜辣巴子,却没有那个时代的乐趣。在那个年代,邻里之间是和睦的,友善的,今天你找我家借点米,明天我到你家借个凳……,相互帮助是不需要用金钱作交易的,也不需要互相宴请,别说大鱼大肉。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鲜辣巴子,也能架起街坊之间友谊桥梁。 童年的这种友谊是天真的,纯结的,也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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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政治”时的城关中学
文/ 天门山

1963年9月至1966年7月,我在天门城关中学上初中。 学校坐落在城北的古城堤旁原儒学故址,校舍是原天门师范撤销后留下的,学校环境幽静,师资力量很强,学习风气也很浓。当时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那时候我们虽然学习语、数、外、理、化、生,也有史、地、体、美、音,但还有一门主科并且排在各科之首的就是政治。当年政治课学的什么现在记不清了,但学校组织的政治活动还记得不少。那个时候,到处充斥着“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标语口号,在全党全国“突出政治”的形势下,学校十分重视开展政治活动。 学习英雄模范人物是培养学生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重要内容,除了要学习课本上的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外,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英雄模范人物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自从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向雷锋学习的热潮,学校组织讲雷锋故事,学雷锋日记,参观雷锋事迹展览,观看电影《雷锋的故事》,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落实到行动上就是争做好人好事。有的同学争相打扫厕所,有的利用课余时间到食堂帮厨,还有的在放学途中帮助运输工人推板车,为行动不便的人提供方便。每个班都有一本好人好事登记本,劳动积极性提高了,拾金不昧多了起来,同学之间互帮互学互助互爱蔚然成风。我们教室的地面是三合土铺的,每天扫地时尘土飞扬,扫完后课桌上板凳上布满灰尘,班上一个女同学每天早上都端一盆水放到教室前面的角落里,让扫地的同学先给地上洒上水,这样扫地时基本上就没有灰尘了。一次作文课,要求写学校生活中的小故事,我以此写了《一盆水的故事》,老师还作为范文在班上讲评。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在学习雷锋的热潮中,又出现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王杰,不久又学习钢铁战士麦贤得和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那个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从1963年3月开始,一直到1965年底,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 (即“四清”、“五反”) 运动,学校有老师参加工作队到农村指导“四清”,并回校向师生作报告。我们学生主要是进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教育,以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校请贫下中农作忆苦思甜报告,组织参观阶级斗争展览,观看反映阶级斗争的电影。一次为了迎接从省里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回来的代表到学校作报告,全校师生在公路边等着夹道欢迎,不知是路不好走还是汽车抛锚,从下午三点一直等到六点多才到,大家都没有吃晚饭,报告是作不成了,只好喊了一通口号回到学校。 为了响应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学校还组织野外行军和武装泅渡的活动。说是野外行军,其实就是从学校出发向北沿着天皂公路走十里左右然后返回。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把树枝扎成圆圈戴在头上,不时从前面传来口令,时而急行军迅速快跑,时而防空袭靠路边趴下。武装泅渡更是好玩,星期六的下午,同学们来到县河边,脱掉衣服,跳进河里,那时候谁也没有游泳衣,男生有的穿着三角裤头,有的穿着大裤衩子,女生则穿着五颜六色的短袖上衣,毫不整齐。水性好的同学在前面推着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标语牌,会游泳的跟在后面,开始还有点队形,不一会就乱套了,有的游得快有的游得慢,有的害怕了只好中途返回,那些不会游泳的同学趴在岸边学”狗爬”,这样一个来回,武装泅渡就胜利结束了。这些活动尽管进行的不多,但也算是当时的军训和国防教育吧。 学校把早锻炼也赋予政治色彩,把每天早上的跑步冠以“象征性长跑”,跑到北京去见毛主席。那时住读生规定6点起床,6点25分至6点40分为早锻炼时间,然后6点45分全校集中做早操。起床钟声敲响后,我们迅速起床,洗嗽后开始长跑锻炼.教室前面的墙上贴着一张表,题目是《看谁先到北京见到毛主席》,学校操场或教学区一圈的长度乘上当天跑的圈数就是住读生跑的长度,走读生上学途中估计跑了多少米也一样填上去,同学们把每天跑的数字记在这张表上,一天天加起来,看谁最先达到从天门到北京的里程。 为了使学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学校还十分注重时事教育。除了学校橱窗里每天更新报纸外,每个班级都有一份《中国少年报》和一份《中国青年报》,二年级后《中国青年》月刊取代了《中国少年报》。每天晚自习前都有二十分钟的读报时间,由值日生站在讲台上读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和重要文章。至今还记得抗美援越战争时每天关心报纸上公布的击落美军飞机的数量以及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台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的欣喜,还记得持续了一年多的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以及巴西、印尼反华排华事件。 要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与工农相结合,参加体力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学校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挑土填操场,拉煤渣铺路,到学校生产基地风波湖农场劳动。学校每年在夏收和秋收时节都要开展支农活动,时间一般为两周,农村的孩子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城里的学生则由老师带队到农村干活,四到六人为一组,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有两次是全校师生一起到农村参加劳动,一次是二年级上学期,我们从城关乘县河的客轮到多宝区刘夏公社帮助收棉花,至今难忘竹海掩映着的茅草屋和粟米红苕粥。还有一次是三年级上学期到前进公社聂范大队劳动,在这里遇到了县委书记孙连清。聂范大队是孙书记挂的点,孙书记三十多岁的样子,个头很高,弯腰干活的时候,腰间挂着的一把小手枪露了出来。 当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公元纪年到了1966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注定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从五月下旬到六月初,学校放夏收农忙假,假期结束回到学校,一些先期回校的同学在学校教室的走廊里贴出了一些支持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欢呼文化大革命的大标语。开始一段时间,学校还是照常上课,可是不久就有点乱套了,少数学生开始不遵守纪律,学校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越来越多,县里派来了工作组,指导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在工作组召开的动员大会上,一些学生高呼口号,把校长和几个老教师作为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拉上台接受批判。校长彭博安在全校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他经常在外面参加社会活动,更像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和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现在百度一下校史,里面有这样一段话:“1963年3月至1966年5月,学校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狠抓教学管理,校风校纪严明,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成绩斐然。”而这段时间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在校时间,当时的校长就是彭博安。可以说彭校长在任期间是学校建校以来最好的时期。七月初,县里在城关中学召开全县中学文化大革命代表大会,我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内容全忘了,只记得餐桌摆在食堂旁边的树林里,吃了两天很好的伙食。 初中三年,是我们从少年进入青年的过渡时期,也是我们吮吸知识、健康成长的时期。当时学校虽然开展一些政治活动,但是教学秩序良好,学习风气浓厚,学校经常举办学科竞赛,同学们自愿组成各类自学小组,老师严格要求,学生努力学习,人人争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只是在毕业前一个月才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 临近毕业,我们的课程基本上完了,学校没有组织毕业考试就给我们发了毕业证书。升学考试被 “推荐与选拔相结合”代替。所谓的推荐选拔,实际上就是老师事先与一些家庭出身好的可以被推荐上的学生通好气,然后组织大家投票,被推荐上的大约有一半,这样一些家庭出身好的基本上都推荐上了,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学习再好也没能推荐上。在校三年,由于贯彻“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我们全班同学不论家庭出身如何,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相处,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只要表现好照样加入共青团,担任班干部,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受“血统论”的影响,在推荐选拔时搞“唯成分论”,伤害了一些同学。由于形势的发展,不久那些被高中、中专录取的新生和落榜生一起,又回到原来的学校“返校闹革命”,使推荐选拔的结果失去了意义。再后来农村的学生回家当了农民,城镇的孩子下乡成为知青,从此大家各奔东西,踏上了人生坎坷路。 2018年9月 于浙江台州绿城玫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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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盗 记 ——我的另类经历
有过被盗经历的人不少,但有我这样被盗经历的人可能不多,而以一篇文章专门来写被盗经历的好像还没有。


偷 还 是 换
第一次有印象的被盗是1977年的夏天,那时我在地调处供应站业务组当材料员,主要工作是做材料计划、到油田供应处领料和给生产单位批拨材料。油田供应处在潜江王场的红旗地区,与地调处相隔25公里。那时我正在谈恋爱,女朋友在离供应处不到两公里的油建处金容厂上班,因此利用工作机会去见女朋友是常有的事。 每当需要领料的时候,我先做好计划,然后给组长打声招呼,就到潜江汽车站乘下午到王场的班车再转油田公交车到供应处有关科室开领料单,领料单开好后,就到供应处招待所登记。供应处招待所是个小两层楼,座西向东,中间楼梯口两边各五个房间,那时只要出示工作证,住招待所是不收费的。等到第二天就将领料单分送到各个库房,然后一边验收,一边等站里来车装车,回到站里一般就到午饭时间了。 话说这天在招待所住下后,已经快到下午下班时间了,供应处浴池下午五点开门,我正好洗个澡去和女朋友共进晚餐。男浴池进门后是更衣室,靠墙一大排高高的柜子分成许多小方格,然后再经过一道门,就是澡堂,澡堂中间是一个大浴池供泡澡用,周围一圈莲蓬头作为淋浴。我将衣服脱下放进柜子,凉鞋脱掉放在柜子下面的地上。由于时间还早,人不是很多,因为夏天,我只是在莲蓬头下面冲了一会就出来了。从澡堂出来,找不到我的凉鞋了,而在我原来放凉鞋的地方,有一双十分破旧的黑色塑料凉鞋,这时候洗澡的人本来不多,我看了一下周围,再也没有其他的凉鞋了,我的凉鞋显然是被人掉包了,我只好穿上这双不大合脚的破凉鞋走出澡堂。 本来我以前有一双凉鞋的,一是已经穿了两个夏天有点旧了,二是因为要经常到女朋友那里去,所以花了差不多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买了一双当时比较时兴的凉鞋,没想到没穿几天就被人偷走了。那时候供应处有很多外地来的装卸工即临时工,负责给仓库装卸材料,搬运设备,他们下班都比较早,加上干体力活热汗水流,所以一般在饭前洗澡,我的凉鞋就是被他们穿走了。 穿着一双比以前换掉的那双还要破旧的不合脚的凉鞋见到女朋友,讲明原因,女朋友觉得十分好笑,并说这不能算偷盗,只是换了一双而已。第二天第一件事就是到王场镇上买了一双凉鞋,然后领完材料回到供应站。
案 子 破 了
又是夏天,又是供应处,只不过是又过了一年。 时间应该是八月底,天气仍然很热,我像往常一样住进供应处招待所。招待所的房间基本上住满了,我被安排住在最北边的一间大房间里,这个房间是一个套房,里面住三人,外间包着走廊摆着四张床。晚上,供应处放映露天电影,住在招待所的人吃完晚饭洗了澡都看电影去了,我照常去会女朋友。我回到招待所的时间有点晚,大概十一点以后了。房间的灯关了,黑咕隆咚的,吊扇慢悠悠地转着,鼾声此起彼伏,还有人在说梦话,我蹑手蹑脚摸到自己的床上,掖好蚊帐,倒头便睡。 第二天天蒙蒙亮,南头那边一片嘈杂声把大伙从睡梦中吵醒,当时油田正举办夏季职工篮球运动会,供应处的篮球队员全住在招待所参加训练和比赛,当运动员们起床准备训练时,有人发现自己的包不是被别人翻过了就是钱和粮票没有了。那边一咋呼,我们这边住的人也发现被盗了,我们房间住的几个人包括我连包都没有了。我每次到供应处领材料都背一个野外队放线工用的草绿色的帆布工具包,里面有一个军用水壶、材料计划表和领料的限额结算证以及一个小塑料钱包,钱包里有我所有的钱以及粮票、布票,当然还有未婚妻的照片。大家聚在招待所的走廊里叽叽喳喳诉说自己的损失和分析着案情,有的人提醒保护好现场,有的人催促服务员快去保卫科报案,最有趣的是一个女运动员的包被翻得乱七八糟,她男朋友写给她的一些信件散落在地上,有的被风吹到外面,大家顺手捡起来互相传阅,女孩子一边哭着一边从大家手里抢回情书。 很快,供应处保卫科的人来了,大家七嘴八舌按自己的想象发表高见,不知是见多不怪还是以前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保卫科的同志听完大家的议论后,带领大家经过招待所北边的小路朝后面农田走去。由于供应处机关和家属区的范围比较大,前面是油田到红旗码头的大公路,后面是农田、水塘和村庄,所以没有修建围墙,一行人没走多远,就发现水稻地里有一个包,有人下去捡起来,原来是我的工具包,里面的材料计划表和结算证还在,只不过糊满了泥水。再往前走几步,发现了我的水壶和其他人的提包,继续往前,在一个水塘里发现两个包,保卫人员找来一根竹竿,将包挑起来,同样是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了。 等周围搜寻得差不多后,大家回到招待所,聆听保卫人员分析案情:盗窃案发生在昨晚大家都外出看电影的时候,因为都没有门钥匙,加上进出有先有后,所以门一般是不锁的。小偷从南边过来,挨个翻包,将现金、粮票等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偷走。经过几个房间后,可能是听到动静或是感觉电影快散场了,所以到北边两个房间时来不及翻捡,只好将包一起拿走,跑到后面的田间里慢慢分拣,将有用的东西拿走,没用的东西随意扔到稻田里和水塘里。至于当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发现被盗,保卫人员是这样解释的:当晚天气比较热,看完电影已经很晚了,无论是篮球队员还是外地出差的,大家都很疲倦,回到房间就都躺下了,加上为了防蚊子,回来后也没有人开灯,而蚊帐放下来了也影响了视线,所以没有人想到自己的包还在不在。 大家觉得保卫人员分析得有道理,没有人提出异议,然后登记各人的损失,大部分人的损失都不是很大,无非是几块到十几块钱,几斤粮票,损失最大的是武汉来油田求援紧俏物资的一个业务员,两条黄鹤楼香烟以及武汉市购买副食品的几个月的号票没有了,还有丢的现金也数他的多。我最大的损失是那年发的一丈五尺布票没了,那是准备结婚时买被套和床单用的,那时买一床被套里子要八尺布票,一条床单要六尺布票,被面用化纤或丝绸的不用布票。一个多月后,我接到供应处保卫科的电话,要我到他们那里去一趟,我利用领料时间去了供应处保卫科,科长热情接待了我,告诉我那个盗窃案破了,并介绍了破案经过。 保卫人员从小偷没有要供应处食堂的饭菜票而要了武汉市的副食品供应票分析小偷是武汉人,再到运输处调查那天到武汉的班车上的武汉人,然后怀疑小偷是供应处一个职工的外甥。他们到武汉找到了那个小偷,是一个初中学生,他舅舅在供应处工作,暑假期间来油田玩,临近开学了在回武汉的前一天晚上潜入供应处招待所,发现一楼的房间没有人也没有锁门就接连行窃,到后面两个房间时,听到有人说话,估计电影散场了,就急忙抓起几个包向房后跑了。小偷的家境很不好,父亲早逝,母亲靠拉板车给人送货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由于住宿人员大部分是油田的,所以大家带的钱物都不多,钱和粮票都被他花光了,家里也无力赔偿。好在我的布票还在,科长让我签字领走了属于我的湖北省1978年布票一丈五尺,这样我结婚时的被套床单就有了着落。 还有,我们的保卫干部也不是吃干饭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给罪犯提供方便
一个一贯遵纪守法和循规蹈矩的人突然与犯罪分子联系起来了,不知大家是一种什么感觉?我的生活中就有过这种感觉。 这个故事情节很简单但时间跨度有点长。1986年初夏,我担任地调处供应站站长时,一天下午,站里的干事从后面库房找到我,说处保卫科电话找我,我拿起电话,是保卫科长的,他说有事情找我,要我去一趟。供应站离处机关保卫科有两公里路程,我骑着自行车边走边想,保卫科找我干什么?站里会是哪个职工违法乱纪了?保卫科长是天门老乡,姓钟,部队转业干部,人比较随和,平时我们关系不错。我走进科长办公室,老钟一脸严肃地问:你最近干什么坏事了?要老实交待。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回答说:我最近工作很忙,哪有时间干坏事,再说,我每天从你们旁边经过,也不敢干坏事啊?因为保卫科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房旁边,我每天上下班都要从那里经过。玩笑过后,书归正传,老钟问我最近外出过没有,有没有什么东西被盗,我说我经常外出,最近几年都不曾被盗。老钟又问我的工作证在不在,我说,工作证早就丢了,也没有补发。老钟说,你把丢失工作证的事情讲一下,我不明白什么意思。老钟说,你的工作证被人盗走后,因为是江汉石油管理局的工作证,上面的工作单位是地调处供应站,职务是材料员,小偷将工作证上的相片换成他本人的,修改了出生日期,以你的名义采购材料招摇撞骗,使不少单位上当受骗,损失惨重。案子侦破后,犯罪分子被抓了,当地公安人员发现你的工作证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方便,因此找到我们这里来了,要求把情况搞清楚。 原来如此!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与犯罪分子会有联系。事情发生在1984年春天我在广华师范干训班脱产学习期间,一天下午,我请假到钟寺一个采油队看望老同学,钟寺离广华将近十公里,每天有几趟油田的公交车方便职工往返。大约下午三点左右,在广华公交车站上车时,因为不是上下班高峰,等车的人不多,当我跟在前面的人上车时,后面三四个小伙子一下子挤上来,我说不用挤都有座位。到了采油队,见到了老同学,晚上睡觉时,发现放在上衣口袋里的工作证没有了,里面夹着几块零花钱,还有学校食堂的饭菜票。工作证是1975年在供应站当材料员时办理的,1979年后我调到处机关工作几年,一直都没有更换。没想到在广华上公交车时,被那几个拥挤上车的小伙子偷走了,更没想到小偷竟如此可恶,利用我的工作证进行犯罪活动,当时因为损失不大也就没有报案,只好自认倒霉。我将上述情况讲完后,钟科长让我把情况写一下好交差,我很快就写好交给他,老钟看后说:“真不愧是‘笔杆子’,几分钟就把事情写得清清楚楚了。”
从300元到600元
最让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被盗后的痛苦是1987年春节前夕在长沙。
那时我在供应站当站长,我们物探处在鄂西川东的石灰岩区域进行地震勘探施工,打炮井需要用山地钻机,而山地钻机用的方钻杆料比较紧缺,后通过多方联系,处里一个副处长得知他哥哥所在的湖南省地质厅有色金属勘察公司有这种材料,故答应带供应站的人员一道去求援。由于他工作太忙,一直拖到腊月二十七了才决定去,因为是副处长出面加上春节临近,我不好安排其他业务员只好自已亲自去。
副处长要了一辆小车,后备箱里装满了给家里人拜年的年货,还有一个搭便车的湖南的队长一行四人于当天下午到达长沙。副处长的哥哥是金属勘察公司的仓库保管员,答应第二天带我们去办事。当晚副处长住在他哥嫂家里,我和司机住省地质厅招待所,搭便车的约好返程时间后自行离去。
第二天上午,四人来到勘察公司,公司机关已经不正常上班了,大家在举办迎春文体活动,好不容易找到有关人员,开好价拨单,找相关领导签字,办好托收承付手续,由于熟人关系,一切还算顺利。
下午,副处长和他哥哥要去给住在乡下的老父亲拜年,我则准备去湖南省博物馆参观,那里有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女尸。临下车时,副处长的哥哥提醒我:长沙的小偷很多,春节前夕更是猖狂。司机接过话茬道:张站长走南闯北不会有事的。参观完博物馆,已是下午四点左右,我要乘公交车中途还得转一次到副处长哥哥家里,晚餐他要招待我们。
由于临近春节,公交车上挤得水泄不通,我好不容易挤上车,在靠近车门的地方站着,一只手拉着吊环,一只手提着一个橙色的塑料手提包(当时称为经理包),行不多时,后面有人用力顶我的腰部,我以为是人多的缘故没有在意。到站下车准备转车时,我发现手提包的拉练被拉开了,心头一紧,赶紧打开一看,里面的一个黑色小文件包没有了,文件包里除了联系工作的介绍信丶住宿证明和购料底单等资料外,关键的是300元现金没有了。我一下子从头凉到脚,心跳很快,痛苦极了。为了平静下来,我在街边蹲了很久才缓过劲来,刚好那里有个书店,我走进书店,拿起一本放下一本,连内容简介也看不进去。要知道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到100元,因为考虑到要陪处领导出差,加上可能顺便碰到合适的年货,所以多带了一些钱,那时候300元对一个家庭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此大的损失一时的确难以承受。
晚餐十分丰盛,副处长一个劲地向我们介绍湖南特色菜,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只好勉强应付。晚上在招待所,我忍不住对司机讲了被盗的事情,并说在车上有人使劲顶我腰部可能是好人在提醒我,后悔怎么没有回头看一眼呢。司机也讲了他几次被盗的经过,并用舍财免灾和到了年底霉运完了之类的话安慰我,然后我们约定不能让领导知道此事。
若干年后的1996年初,也是临近春节,由于春节期间要值班不能回家,我就在春节前几天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回天门,在天门南汽车站下车后,乘2路公交车到南湖市场站下车,准备给舅侄们买点礼物后再步行到岳父家,东西挑好准备结账时由于外面口袋里的钱不够,我伸进西服的内口袋掏钱,但怎么也掏不出来了,放在西服口袋里的600元钱没有了,这差不多去了我两个月的工资,我伤心极了,只好跟营业员说钱不够东西不买了。当时我在羊毛衫外面穿着一件西服,西服外面穿着一件灰色呢子风衣,西服和风衣都扣着,不知小偷是如何隔着风衣把手伸到西服里面的口袋而又不被人察觉的。600元钱其中500元是给岳父母拜年的,100元和放在外面的是准备零用的。我仔细回忆上下车的经过,嫌疑最大的就是在公交车快到站时我站起来看车上贴的公安局反扒手的通告时,那个在我旁边披着一件西服和我一起看通告的大个子年轻人。 钱没有了,也就失去了回家的意义,我想到了一个初中同学住在天门中学附近,他家的经济情况比较好,就找到他家。同学不在,她老婆听说后说,最近天门的小偷很厉害,昨天她女儿从黄潭回天门,几十块钱在公交车上被盗了。正好她家一楼出租给别人做衣服,租户说好这两天要交房租的,当即她向租户要了600元钱借给了我。晚餐时,丈母娘说:这几年天门下岗的人很多,要过年了没钱用,一些年轻人只好去盗窃,特别是公交车上那些披衣服的经常上上下下的都是小偷,出门时要小心一点。我的妈呀,真是一语中的,可惜晚了。两次现金被盗,时间都是春节前夕,地点都在公交车上,所不同的是一次有人事先告诫,但没有引起警惕,一次事后提醒已经无济于事,但自此后确实再也没有丢钱了。
连丢两部自行车
丢自行车的人不少,而我们家的两部自行车都丢得有点曲折。 1994年儿子到潜江中学上高中,当时虽然物探处有专门接送学生的班车,但为了方便,我们还是给他买了一辆上海出产的凤凰26型轻便自行车,这在当时可以算是比较好的自行车了。不久,侄子从老家带来一部跑车,说是给儿子上学用,当晚从车上卸下来锁好后放在一楼的楼梯底下,我把他送到他住宿的地方后返回时,跑车却到了门前的路上,可能是当时小偷正准备下手偷车,听到有人来了就逃跑了。我只好将车搬进二楼的家里。儿子下晚自习回家,看到跑车十分高兴,我告诉他跑车到潜江后不到二十分钟就差点没了。儿子用了没几天,一天中午回家吃饭后上学时,锁在楼下的跑车被盗了,真的应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句老话。 接下来还是骑原来的车吧。 我们住在家属院南面第一幢楼,门前院墙外就是潜江市武装部,我们家在西边二楼第二家,下面第一家住着宣传科李干事一家。一天中午下班后,我在厨房帮忙,忽然听到楼下好像有吵闹声,我跑到阳台上,看到一楼两家人站在楼梯口大声说着什么,原来是小偷要偷我们家放在楼梯下的自行车。我赶紧下楼,听李干事说事情经过:中午下班后,李干事因为办公室有点事晚下班一会,当他从房头转弯走到楼梯口时,看到一个人好像在偷自行车,他正准备说“你干什么?”时,“你”字一出口,那人马上转过身,手里拿着一把剪钢筋的大剪刀,李干事吓得“干什么”都说不出来了,那个人拿着剪刀迅速翻过院墙跑到武装部去了。由于紧张,他没有看清那人的面孔,只是说是个年轻人,穿着蓝色衣服,身手十分敏捷。大家都说小偷胆子也太大了,光天化日之下也敢行窃,也有的说,小偷就是利用人们下班后都在家里做饭吃饭的时机下手,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家自行车用的钢丝锁不够结实,要是李干事按时下班或者晚来一步自行车就没了。 听从大家的建议,我买了一把直径10毫米的不锈钢的车锁,并且晚上把自行车搬到楼上,可是没过多久,同样的时间,相同的地点,自行车还是丢了。当时以为小偷一定是用什么办法打开了车锁,但在一次打扫家属区环境卫生清除门前杂草时,在草丛中发现了我们家的自行车锁,仍然是用钢筋剪刀剪断的。
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手机
我的第一部手机是俗称掌中宝的摩托罗拉翻盖手机,用了两三年。儿子工作后将他用过的一部很小巧的摩托罗拉V66给了我。2006年,我被评为物探公司劳动模范和江汉油田先进个人,共得到两千元的奖励,我将这笔奖金买了一部十分心仪的摩托罗拉超薄手机。 儿子成家后,我们来到了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2007年8月中旬,儿媳临产住在椒江区的台州市立医院,一天下午5点多,我从椒江乘公交车回路桥,坐在中间偏后一点,中间对着车门的地方坐着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一家三口在车上说说笑笑其乐融融。车到路桥农林大楼站刚停下开门时,突然那个丈夫大叫“抓小偷!”原来小偷趁下车时扯断他妻子脖子上的金项链逃跑了,丈夫立即下车追赶,大家都站起来看热闹,有人开始拨打110。我刚要坐下,发现手机没有了,也大叫起来,司机赶紧关上车门,有人说车上可能有同伙,当我再次准备坐下时,发现手机在我的座位上了。我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脸色苍白、畏畏缩缩的,我问道:是不是你偷了我的手机?可能是做贼心虚,他有气无力地说:谁偷了你的手机。这时候,那个丈夫追上了小偷,并把他揪到公交车旁,警察刚好也到了。手机有惊无险失而复得值得庆幸。 三年后的2010年8月18日,孙女因为皮肤感染要上医院打针,从医院回家下公交车的时候,我发现手机丢了,赶紧用公用电话拨打手机,已经没有信号了。三岁的孙女问爷爷怎么了,我说爷爷的手机在公交车上被小偷偷走了,孙女说:“那我们去找小偷要回来吧。”这件事被我作为孙女的趣事写进了她的成长日记里。
不知我的被盗经历能否给人们一些启示, 愿世上不再有人被盗, 愿天下无贼。
2018年7月 于浙江台州绿城玫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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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忘 “知 青”岁 月

2018-06-17阅读 1万文学




难 忘 “知 青”岁 月
近几年,社会上出现了“知青”热,听说今年还要开展纪念“知青下乡”多少周年的活动,作为曾经的“回乡知青”,我也来凑个热闹。
1966年7月,我初中毕业回到家里,由于毕业时升学考试为“推荐与选拔相结合”所代替,因此不知道自己的去向如何,只好一边参加生产队劳动,一边等待命运的安排。9月下旬,我收到了江汉石油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进行了入学体检,后被告知油田刚刚建立,学校还在筹建中,故决定延期一年入学,这样我就成了一名回乡知识青年当上了农民。 由于我个子比较瘦小,又是刚参加农业生产,所以生产队长就安排我和妇女们一起劳动,并且确定为六分工。那时候,生产队分配农活都是按男女分别安排的,每天早上,队长站在村中间的堤上,手持白铁皮做的喇叭大声喊叫:出工啦,今天男将干什么,女将干什么,有些特殊的活路就直接点名安排。男劳动力一般干比较重的和带一点技术含量的农活,比如挑粪挑水、挑麦草头、防洪抗旱以及犁地、治虫、外出修水利等等,女劳动力一般干一些相对轻松一点的农活,如锄草、间苗、割麦、送肥、摘棉花等等。男劳力一般干一天十分工,有时因活路太重或者干的时间过长,就酌情加分,如活路不重或是收工过早就不到十分,妇女一般每天八分工。 开始几天,我和妈妈一起出工,干活时我都在妈妈旁边。锄草时,一大帮人在一块地里一字排开,两人一厢一边锄一边往前走,先锄到头了的就可以坐在田头休息一会,等大家锄完了再转头锄下一厢地。妈妈一边教我如何握紧锄头站好位,一边锄宽一点,给我留少一点,以免我落在别人后面。给芝麻、高梁、粟子间苗时,也是妈妈教我如何留大除小留强拔弱,怎样控制间距。锄草的时间长了,胳膊和腰腿很痛,而间苗、拔草要一直蹲着往前挪,时间长了,腰腿很难受,特别想站起来喘口气,但无论怎样难受,都得忍耐,因为大家都蹲着,一个人站起来很显眼,别人看到了就会认为你怕苦怕累。不久,一些农活我基本上掌握了,腰腿也不怎么痛了,再也不用跟在妈妈旁边干活了。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三五十个女人在一起干活,可想而知会是一种什么情景。队长喊出工后,人们拿着工具陆陆续续从家里出来朝地里走去,这时候,那些一二十岁的女孩子、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以及五六十岁的大妈们很自然就走到一起了。到地里后,女孩子们一般都不怎么说话,即使说话,也是两两相互交流,声音很低,不知在嘀咕什么。老人们多是谈儿女婚事、家庭开支和互相诉说一些烦心事,一般声音也不大。那些中年妇女们就不一样了,她们仗着活路熟练精力充沛而成为最活跃的一群人。她们叽叽喳喳毫无顾忌,话题十分广泛,内容不着边际,从娘家说到婆家,从丈夫说到孩子,从做菜说到吃饭,从亲友说到仇人,甚至连夫妻之事也拿来互相取乐,并且语言十分粗俗,全然不顾还有我这个童男子和一些未婚的女孩子在场。只要路边有外村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经过,她们的话题就会转向路过的人,从长相到身世,从家人到家境,都要议论一番 ,因为她们都是各村嫁过来的,所以,只要一人牵头,众人补充,很快就会把一个人的三亲六眷甚至祖宗八代都搞得清清楚楚,虽然她们东扯西拉说笑逗闹,但动作麻利手里的活一点也不耽误。 冬季农闲季节到来了,妇女们在家里选棉种、积肥和修补小沟渠。男劳动力按惯例都外出上水利了,这一年是全县统一修筑天南长渠,冬播过后,全队男劳动力离开家乡,前往天门西边的多宝区,县里将修渠的任务分配到区里,然后逐级分解到各生产队,完成任务经验收合格就可以回家过年。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队的进度落后了,眼看春节越来越近,一些兄弟队即将完成任务打道回府,而我们队起码还有半个月左右的工作量,队长着急了,回到村里,要求未婚女青年全部上工地,我也不例外。刚好队里有两个年纪大的人回来运白菜和大米,队长就安排我随船到工地。我带上箢箕扁担和铁锹以及一床棉被,还有妈妈为我准备的干粮和咸菜,和两位老人一起轮换划船,经过一晚上第二天中午到了住地。回想两年前我们坐轮船到多宝采摘棉花时的高兴劲,我们对多宝的茅草房子和茂密竹林的好奇心,这次感觉一切都那么索然无味。我们队里的人住在几户人家的堂屋里,地上铺着厚厚的稻草,两人睡一套铺盖,一人出盖的,一人出垫的,头对脚睡觉,我是后来的没人搭伙,只好用一床被子裹着睡觉。 第二天天蒙蒙亮,大家就起床了,我用开水冲了一碗炒米粉算是早餐,然后带上工具步行两三里来到工地,工地上红旗招展热火朝天,一片繁忙景象,那些白底红字的大标语,每个字足有一米见方。渠道比想象中的大多了,简直就是一条人工河,由于接近完工,人们要从河底把土挑到堤顶,将近十米高,加上河底都冒水了,人们挑着稀泥巴,一步一步往上攀登,一些湿滑的地方垫着稻草和搁着竹排。挖河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河浅堤矮坡平,相对轻松一些,越往后,河不断加深,堤也逐渐升高,坡也越来越陡,施工难度和劳动强度也就越来越大,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工地。虽然我在过去的劳动中也挑过担子,但无论是修沟渠还是给自留地挑粪挑水,那大多是在平地上行走,而且速度可以自己控制,这次却要挑着七八十斤重的担子一步一步向上爬,还要担心滑倒,几趟下来,我就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一个取土点只有一上一下两条单行路,你不但不能停下来休息,而且脚步也不能放慢,否则就会挡住后面的人前行。我咬紧牙关弯腰曲背,一直坚持到队长宣布休息。终于等到送来了午饭,午饭是大米饭和水煮大白菜,我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但由于太累,反而吃不下,大人们劝我再吃不下也得吃饱,不然下午会更饿更累。由于要赶工期,下午一直干到天黑为止,回到住地,全身像散架了一般,吃完晚饭,简单洗一下,倒头便睡。 艰苦的日子尽管难熬,但也会有尽头。大概十天左右,我们队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回去的时候,听说要经过渔薪区杨场公社,我有两个初中同学下乡插队在杨场公社万年大队,其中一个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将工具行李放到船上托人带回家,顺便去看望好朋友。 找到同学插队的地方时已近黄昏,虽然分别不到半年,但这半年我们经历了很多,见面时百感交集。他们是1966年的第一批城镇下乡知青,一个生产队十个人,住在几户农民家里,自己起火做饭,参加生产队劳动和社员一样记工分,比起回乡知青,他们生活更不容易。在同学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他们回到家里。 由于我经受了水利工地的锻炼,过完春节再出工时,队长让我和男劳力一起干活了,工分为八分,从此我离开了“女人国”。 和男人们一起干活,虽然有些活路要重一些,但比和女人们一起干活要自由放松很多,并且男人们干活时一般都不讲话,只是在休息的时候谈谈气候、收成以及到集市卖菜的见闻等等,年轻人则谈论从广播里听来的国内外大事和城里的“文革”。他们很少家长里短议论别人,只有夏收时在禾场和女人们一起干活的时候那些中年男女才会互相挑逗,开一些极其下流的玩笑甚至动手动脚。 8月中旬,我收到了入学的通知,9月上旬到沙洋八十八号信箱也就是五七厂地调分校报到,不久转入潜江分校,住进了潜江展览馆。在学校生活半年多后,1968年4月中旬,潜江造反派组织与潜江农垦系统和五七厂的造反派组织发生武斗,我们只好离开学校回到家里。回家的第二天,我又接着当农民,和社员们一道出工了。不久收到学校来信,大意是潜江造反派组织占领了展览馆,学生的行李已撤到五七厂总部,何时到校,等候通知。 一个月后进入夏收,夏收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农活最繁重的时候,为了抢天气,大家起早贪黑,轮到脱粒机到我们队上时,还要轮流值班干通宵。由于我在夏收中劳动积极,割麦子、挑麦草头、打麦子都和大家一样干,因此夏收结束后,我的工分再也不打折了,终于成为了一个全劳动力。 我的家乡是集中产棉区,因此,一些连片的好地都用来种棉花,每年秋末冬初收完棉花拔掉棉梗后,就播种小麦,第二年四月初,在小麦中套种棉花,六月初,小麦成熟收割后,棉花苗就露出来了,从此,人们就将大量的精力用来侍候棉花了。从经常性的锄草、施肥、治虫到一次性的打老叶、除营养枝、掐顶心,我都干过,特别是遇到旱涝灾害,还要夜以继日地抗旱排涝。终于等到可以摘棉花了,妇女们每天围上兜兜,顶着烈日在地里采摘棉花,或是连壳把棉花摘回家,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剥棉花,男人们则负责晒棉花收棉花卖棉花。 在种植棉花的过程中,我最害怕的是一头一尾的播棉种和扯棉梗。四月初,天渐渐热起来了,小麦也长高抽穗了,人们要在麦地窄小的行道里按规定的间距弯腰点下棉籽。我将棉籽装进豆篓子里系在腰间,一手拿铲子,一手拿标尺,先在麦行里放好标尺,对着记号挖坑,然后每个坑里放两到三颗棉籽,再用土将棉籽埋上,大约种上十窝左右,标尺到头了,迅速拖动标尺,继续往前。密不透风的麦地里太阳一晒,犹如蒸笼一般,种棉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脸上的汗珠一个劲地往下滴,腰部钻心地疼痛,实在受不了站起来踹口气,看到别人都干到前面去了,自己更不能懈怠,必须咬紧牙关拼命赶上。好不容易到头了,那些干得快的人坐在田埂上已经休息好了,又要转入下一行了,我只能踹口气接着干下去。 棉花基本采摘完后,要冬播了,地里的棉梗要扯起来运走,扯棉梗时一只手抓住棉梗的中间,另一只手用棉梗钩子勾住棉梗的根部,然后用力将棉梗拔起来。每人一厢地四行,一边扯一边摆放整齐以便捆扎。扯棉梗既要弯腰又要用力,还要防止棉花壳的尖刺和棉梗枝条划伤脸部和胳膊,否则汗水流过会觉得生痛。土壤松软一点的还好,要是遇到板结的地块就更要命,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不说,甚至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当然对于那些长期务农的人来说,只不过比平时稍累一些而已。那几年,每家都按人口分有自留地,自留地主要是用来种蔬菜,所以我学会了使牛犁田耙地,学会了培沟整田,学会了种四季蔬菜。只要不下雨,每天收工后都要抓紧时间到自留地里下种栽苗、治虫除草,给蔬菜浇粪浇水。蔬菜长好后,除自家食用外,就是到集市上出售。 地里的黄瓜、茄子、豆角、辣椒和蒜苗收得比较少,就用竹蔑篓子提着或是挑着去卖。赶集要早,最好在天刚亮的时候到达菜市场,天亮后及时卖完赶回来出工,否则就会按迟到的时间扣工分。夏天的冬瓜,冬天的白菜属于大宗货,装在脚篮里一担一百多斤,这就要事先约好几家一起用船运到城里去卖。夏天上半夜比较热,我们干脆在晚饭前摘好冬瓜装船,天黑后,就用船把冬瓜送到城里,夏天河面上凉风习习,甚是惬意,我们一边轮换划船一边讲笑话,很快就到了菜市场的码头,等睡到天蒙蒙亮,就起来把冬瓜挑上岸占好位置。冬天天气冷,晚饭前白菜装船后停在河边,到第二天拂晓,把大家叫起来,留两个人轮流划船,其他人在堤上走,这样大家就都不会冷了。我们都是卖完菜后才有钱吃早餐,要是整担卖给菜贩子或是单位的食堂就快一些,当然价钱要低一点。更多的则是零卖,零卖称秤算账找钱比较麻烦,而且要很长时间,有时甚至一个上午才能卖完。早餐一般是一碗面条四个小肉包子,两角两分钱四两粮票。那时候白菜一角钱四到五斤,冬瓜一斤一分多一点。记得有一次冬瓜很不好卖,一直到九点多了只卖了不到两个,再下去没有人买了,我饥肠辘辘,有气无力地挑着冬瓜沿街叫卖,最后八厘钱一斤都没有人要,只好挑回家喂猪,并且早餐午餐一起吃了,上午的工分也泡汤了。
8月中旬,再次收到入学通知,9月初,来到五七厂总部,学校因故撤销,学生全部转为学徒工,从此我离开农村当上了石油工人。与那些远离父母条件艰苦下乡时间漫长的城镇下乡知青相比,我是幸运的。十八个月的回乡知青经历,磨炼了我的意志,丰富了我的人生,它使我对农村农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成为我一生中难以磨灭的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8年5月 于浙江台州绿城玫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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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专”梦

2018-05-07阅读 1.6万文学

我 的“中专”梦
初中毕业后,1966年9月,我被江汉石油学校录取,即将成为一名石油专业的中专生,然因时运不济,终究成梦。 (一) 1965年9月,广东茂名石油勘探局江汉石油勘探处在潜江钟市发现工业油流,这个发现在当年对我国石油工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66年5月,石油工业部从其他油田抽调队伍组建江汉油田即五七厂。根据石油部的要求,五七厂要办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从湖北省部分地区的1966年初中毕业生中按照机密中专的条件录取一批学生,学校招生时的名称是“江汉石油学校”,后来改为“五七厂半工半读总校”。 1966年9月,我收到了江汉石油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按要求进行了体检,学校招生办在天门县招待所召集我们开了大会,告知入学时间另行通知。过了一段时间,收到了学校寄来的推迟入学的通知,理由是油田刚刚建立,发展迅猛,物资供应跟不上,学校正在筹建中等,因此决定延期一年入学。 1967年8月中旬,我在家乡参加了一年农业生产后,接到正式入学的通知,报到地点是沙洋八十八号信箱,时间是9月10日之前。湖北省在沙洋有一个比较大的监狱即沙洋劳改农场,家乡的人们只知道那是劳改犯去的地方,所以当人们听说我要去沙洋上学时,一开始都有点茫然。 从天门到沙洋只有从岳口走水路,也就是坐汉江的轮船。当时每天只有一班从汉口到沙洋的船经过岳口,所以必须提前一天到岳口过夜,第二天早上去排队买票。九月初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我背上一床土布被套里面套着旧棉絮的被子和姐姐绣的花枕套里面装满谷壳枕芯的枕头,用网兜提着一个搪瓷脸盆,里面装着一个搪瓷茶缸和一双母亲做的布鞋以及几件旧衣服,告别亲人,离开家乡,来到岳口,找到候船室,在旁边的襄江旅社住下,第二天一早,买好船票,立即到码头等候上船。候船室的船讯公告上说,上水红旗某某号轮预计六点左右到岳口,但我们等到太阳老高了船才到岸,到达沙洋时已是下午三四点了。如今天门到沙洋全程62.5公里,每天28班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那时候却要花两天时间。 现在已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找到八十八号信箱的,只记得下船后,经过沙洋的街道,向西沿着一条砂石公路走了大概七八里地就到了。找到地方后,到报到处报到,领生活费和粮票,知道我们每个月有14.5元的生活费和35斤的粮食定量,然后跟着管理员到宿舍住下。 宿舍的墙是用泥巴垒起来的,足有一尺多厚,屋顶盖着厚厚的茅草,后来才知道这种房子叫“干打垒”,是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标准住房。学校没有教室,没有操场,只有几栋“干打垒”宿舍和学生食堂散布在一个小山坡上,周围都是山包和农田,也没有见到老师,只有一个学生管理员和食堂的炊事员。过了两三天,应该是报到时间结束后,一百多名学生集中在一个宿舍里,校长简单介绍了学校情况,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学校是总校的地调分校,总校在五七厂总部也就是潜江周矶,地调是五七厂地质调查指挥部的简称。因为不涉及学习上的事,所以也没有什么规章制度,只是要求我们遵守作息时间,不要到处乱跑,这样,我们新的学生生活就开始了。 由于不出操、不上课,我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自由活动。开始几天,我们熟悉同学,熟悉环境,架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每天早上6点半播送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晚上8点的新闻联播节目,让我们知晓外面发生的大事。几天后,我们活动的范围扩大到沙洋镇,沙洋当时属荆门县直辖镇,作为上至襄阳下到汉口的码头,还是比较热闹的。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一个月,学校就通知我们一部分同学收拾好行李,坐上解放牌大卡车,经广华寺,过东荆河,把我们送到了潜江分校,另外一些人则去了沙市分校。 一年后,转学徒工时,我到地调指挥部报到,又一次来到了沙洋。 (二) 潜江分校在原潜江县展览馆, 195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各地都修建了的展览馆,用来展示建国十年的辉煌成就。潜江展览馆后来成为江汉石油勘探处的机关所在地,五七厂成立后,机关搬到潜江周矶,空出来给了工读学校。 展览馆坐落在潜江县城的北端,正门坐西向东面向街道,三级宽大的台阶上去是一个大厅,门前合抱的两根光滑的水泥圆柱子,使大厅显得既庄严又宏伟,灰色的水泥墙面勾勒出一块块大大的正方形,中间草书“潜江展览馆”五个大字清晰可见。正厅两翼的展室为红砖红瓦的平房,外墙中间为白色,室内白色的墙壁和天花板,三合土地面,虽然已经快十年了,但在当时仍可算作潜江的地标性建筑。 江汉石油勘探处的机关虽然搬走了,但家属还留在潜江,展览馆内还有一个由十几栋平房组成的家属院,住着一百多户石油工人的家属,记得还有一个卫生所,好像还有幼儿园。展览馆的展室被分隔成两边相对中间为走道的一个个房间,就是我们的学校,确切地说,是我们学生的宿舍。 一个没有教室没有操场只要宿舍和食堂的学校,一群没有编班没有分组的学生,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们只有吃饭和睡觉两件事。那时候,没有书报更没有电子视听产品,我们是这样打发时间的: 打扑克——我们一般打“百分”和“争上游”。有时因为有人违规或是一言不合,就会出现争吵,问题解决后或是继续进行或是不欢而散。 有一次闹得厉害了,有两个由争吵到动手打架,其中一个还撕了几张扑克牌,我们劝开后,有好长时间都不打扑克了。 逛街——这是我们的主要活动,我们经常三三两两相约到潜江街上闲逛。潜江县城很小,基本上都是砖木结构的平房,街道上铺的砖渣煤渣,坑坑洼洼的,行人也很少。那时候“文革”闹得轰轰烈烈,各派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但因为我们没有参加当地的革命组织,对当地各派的观点也不感兴趣,展览馆就像世外桃源。我们东游西逛只为打发时光,甚至连城里有几个厕所都搞得清清楚楚,有时候我们在街上打赌,看谁能找到最近的厕所。我有时到新华书店转转或是一个人到文化馆看看报刊,尽管报刊种类不多内容大都雷同,但阅读的人很少,环境非常安静,还有就是后面院子里的厕所也很干净。 写信——离开家乡前,我在家里参加了一年多的生产劳动,村里和大队都有朋友,还有一些亲戚和初中的同学,所以需要通信的人比较多,我回忆亲情友情,对大家曾经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我们的通信地址是武汉六十一信箱四分箱,那时候一封信的邮资是八分钱,由于交通不便和社会动乱,信在路上的时间有点长。 日白——普通话叫聊天、俗话吹牛。我们整天无所事事,精力充沛,如果不出去闲逛就在一起“日白”,话题东南西北海阔天空,有时还互相逗闹取乐甚至贬损对方。街上没有路灯,晚上黑灯瞎火,所以我们晚上都不出去,卧谈到深夜,反正白天有的是时间补觉。 (三) 从沙洋到潜江后,那些开始就到潜江分校报到的同学告诉我们,总校的校长叫陈勇,潜江分校的校长姓刘,还有几个老师,老师们和我们一样,也是整天无所事事,但我好像一直都没有和老师接触过。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打牌,突然有同学叫喊:“陈勇来了,在前面大厅里。”我们丢下扑克,来的大厅,只见陈勇站在一张乒乓球桌子上低着头,被大约三四十个同学围着,台下的同学大声质问陈勇:“我们这里是不是学校?” 陈勇答:“是的。” “你是不是校长?”“是的。” “那既然是学校,教室在哪里?”“正在修建。”“什么时候开学?”“运动后期。”又有人问:“既然我们是学生,为什么没发学生证?”陈勇答:“会发的。”“什么时候发?”“很快就会发。”质问者慷慨激昂,高喊“老实点!”回答者沉着镇静,不紧不慢。当时一些同学主要是担心学校办不成要被转为学徒工。但问来问去也就是这么几个问题,没有多大意思,我们回去接着打牌。 不知道陈校长当时是怎么离开的,后来我想,学生围攻总校校长,怎么没见到分校校长和老师们出面解围呢?陈校长后来任江汉石油管理局计划处处长、副局长、局长。 校长有两点没有说错,一是在离展览馆不远的地方正在修建教室,已经修了三栋,每栋四个教室,相对的两栋后来围成了一个小院,成了地调处的电子队,电子队搬到计算站后,又成为机关幼儿园。多年后,我也住进了展览馆内的家属院,我的儿子就是在我没有踏进的教室里上的幼儿园。另外一栋成了地质大队的绘图室,地质大队搬走后,做了几年冰棒房。不久,有人通知交相片,学生证很快发了下来,但照片上没有钢印,而是盖的“石油工业部五七厂半工半读总校”的红色印章。 到潜江后,每天看到好多车门上喷着“五七厂”三个白色隶体字的新解放卡车在公路上跑来跑去,我们萌生了到五七厂看看的念头。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同学从潜江出发,因为是冬季枯水季节,我们直接走过东荆河,沿公路走不多远向北拐湾经过周矶农场,到了五七厂总部。总部中间一条宽宽的公路,公路上车水马龙,一片繁忙景象。两边是大片的芦席棚子,正当我们对一幢十分庞大的芦席房子感到惊讶时,突然从房子里涌出了很多穿浅灰色再生布棉工服的人,原来这是一个用竹子和芦席盖成的大礼堂,里面的电影刚好散场,其中两个人认出了我们中间两个汉阳县的同学,大家都十分惊讶,原来他们是汉阳同乡,是油田供应处的合同工,今天下午单位安排看“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当他们知道我们刚从潜江来,就说,这么晚了都快下班了,你们还不赶快回去,一边说一边帮我们拦了一辆到潜江的车,我们坐上便车,回到展览馆,天都快黑了。当大家问我们到五七厂看到了什么,我们说花了几个小时,走了三十里路,待了不到十分钟,看到了很多芦席房子。没想到,大半年后,我住进了那个芦席盖的大礼堂,终于看清了它的庐山真面目。 不久,汉阳的两个同学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玩,他们是同一个村的。我在他们一家住了一天,其中一个带我去看了他毕业的汉阳县二中,他们班上大部分同学已经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老师正在上课。另一个同学的父亲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作,带我去武汉玩了两天,这是我第一次上武汉,滚滚长江水、雄伟的长江大桥、六渡桥一带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满地的传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无忧无虑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间到了年底,没有人通知,也无须安排,同学们领了生活费和粮票,自己给自己放了寒假,陆陆续续地回家了。 (四) 春节后,同学们又陆陆续续地回到潜江展览馆,继续在荒唐岁月里虚度年华。 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再次想到了五七厂,想到了总校,这次接受上次的教训,决定上午去,另外我们打听到了一条近道,从潜江北门走小路直接到五七厂,不用沿着公路绕道周矶农场了。 我们几个人从展览馆出发,越过潜泽公路,穿村庄走小路,跨沟过坎,很快到了东荆河堤上,站在堤上,我们看见河那边高高的钻塔,冒着黑烟的烟囱,兴奋极了。可是低头一看,我们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原来正值春汛时节,满满的一河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正在这时候,有两个老乡挑着担子朝堤上走来,我们发现堤外斜坡下面有一条小路伸向河边,我们跟着老乡走到河边,原来这里是一个渡口,有一个老人在摆渡,我们渡过河后翻过大堤,走了不长时间就到了五七厂。 总校在公路北边的几间芦席棚里,好像有三五个老师在办公。我们见到了陈勇校长,当他听说我们是从潜江走来的,连忙叫我们坐下喝水,那时候到总校上访的人比较多,办公室有一个保温桶几十只白色的搪瓷茶杯。陈校长给我们简单地讲了一下学校的情况,我们才知道总校其实没有学生,学生都集中在沙市和潜江两个分校,至于我们最关心的什么时候开学,陈校长说,要等运动后期。不一会就到了下班时间,陈校长把我们带到公路南边的机修厂,找几个已经转了学徒工的武汉的工读学生要了一些饭菜票,带我们到机修厂食堂吃了午饭。然后给运输处调度室打电话,说有几个潜江的学生要回去,是否有到潜江的车。打完电话,校长把我们带到公路边上,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校长招手拦下了一辆解放卡车,把我们顺便带到了潜江。 大约四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展览馆突然来了很多人,在我们宿舍和食堂之间的空地上集合,食堂里也拉来了很多大米和蔬菜,一些我们不认识的炊事员准备做饭。一个大个子年轻人站在一张桌子上演讲,其中有几句话好似战前动员:“老子们钢农总就是靠打出来的,我们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流血,不怕掉脑袋……。”有知情的人告诉我们,讲话的人叫葛向阳,是潜江农垦系统“钢派”造反派组织“钢农总”的头头。不知什么原因,今天晚上要与潜江“红联”武斗。潜江“红联”也是造反派组织,属于“新派”。动员会后,就是高呼口号:“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红联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时候,我们听到街上好像也有人在游行在高呼口号,不时还传来枪声,一些同学感到害怕,特别是女生。当晚,我和汉川马口的两个同学商量,由于武斗,交通可能中断,我们只有步行回家。第二天一早,我们把被子收好放到上铺,背上衣服,小心翼翼地走出展览馆,这时候街上还比较冷清,我们看到一些大标语上写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砸乱钢农总,活捉葛向阳”。当时我们想,革命造反派已经实现大联合,潜江县革命委员会刚成立不久,可能是两派在权力分配上产生矛盾,文斗解决不了进而发生武斗。我们边走边问,经三江,过洛驿场,到竹根滩后上汉江大堤,沿堤走到岳口对岸,过汉江后,他们两人继续在汉江大堤上前行,我在岳口街上吃了两个皇尝饼,沿天岳公路步行,到家时已近傍晚。这是我第一次从潜江步行一百多里回家,以后从潜江回天门全程好像只走过一次,一般都是嫌坐船太慢还要花钱而走到岳口乘车,或是坐船到岳口后因公路维修不通车和没有赶上班车而步行到家。 回家后的第二天,我又接着当农民,和社员们一道出工了。不久收到学校来信,大意是潜江“红联”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占领了我展览馆,学生的行李已转移到总部,何时到校,等候通知。 (五) 又是8月中旬收到通知,又是9月10日前入学,不过不是到潜江展览馆,而是到五七厂总校。我依然前一天入住岳口襄江旅社,第二天乘船到红旗码头,再坐油田免费公交车到总校。一个老师把我领到一个芦席棚里,指着地上一大堆被子和衣物,让我寻找自己的东西,我翻了几遍也没有找到自己的被子,眼泪差点掉了下来。老师说,潜江分校抢出来的东西都在这里,也许你的被子被别人拿走了,你随便拿一条吧。我拿了一条印有大花的被子,住进了五七大礼堂。因为我来的有点晚,大礼堂几乎全住满了,我只好睡在靠后的走道边上,大家都要从我的床边走过,我总担心要是有人认领被子了怎么办,不过直到我们离开,也没有人来要被子,这是因为有的同学觉得油田生活艰苦,有的因办学无望,在放长假的这段时间里,在家里找到工作而退学了。同学们把铺板搁在礼堂连排靠背椅的椅背上,就像一个大通铺。我躺在高高的床铺上,仰面朝天,终于搞清楚这么大的一个礼堂是怎么用芦席盖起来的。礼堂用杉木作为柱子,用粗大的竹竿斜拉作为支架,用中等粗的竹子相互交织成房顶,房顶成弧形有点像蒙古包,然后盖上芦席铺上油毛毡,周围的墙壁也全部是用两层芦席围成的,据说是茂名油田来的钻前工人盖的,这个礼堂后来作为厂史展览存在了好多年,直到无法维修为止。 听当时武斗时来不及离开的黄冈、襄阳的同学们讲,我们走后,潜江“红联”包围了“钢农总”的据点展览馆,葛向阳趁机逃出后,向同是“钢派”的油田造反派组织“钢工总五七兵团”求援,“五七兵团”在东荆河遇到潜江“红联”的顽强阻击,战斗十分激烈。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双方各死一人,油田运输处的一个司机被机枪射中,死时才18岁,“红联”的一个任潜江县革委会常委的头头被打死。武斗时,住在展览馆家属院的工人家属都撤到了五七厂,学校也组织人员将同学们的物品搬到了总校。展览馆失守后,当地居民如入无人之境,一批又一批人进进出出,将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洗劫一空。我们抽出一天时间到了潜江,来到曾经生活了半年多的展览馆,看到的是遍地垃圾,满目疮痍,宿舍的门全砸乱了,窗户上基本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展览馆正面的水泥墙面上坑坑洼洼的,有同学说武斗时,“红联”在街对面架了一门小钢炮和两挺机关枪封锁展览馆,大坑是小钢炮打的,小坑是机关枪扫射时留下的。在我住过的宿舍里,看到地上有一堆我以前枕芯里的谷壳,看来我们的行李没有完全撤走,“拾荒”的人为了方便,将枕芯里的东西倒在地上而拿走了枕套,想到姐姐给我绣的花枕头,我欲哭无泪,心情十分沉痛。在潜江总工会的院子里,我们看到了那个“红联”头头的坟墓,坟墓呈窝窝头状,有点高大,灰色的水泥外壳,旁边一块水泥墓碑上,写着死者的生平和“英雄”事迹。我们还在菜市场里看到了一辆用很厚的钢板包裹着的东方红拖拉机,上面用红油漆写着“缴获的五七钢匪的土坦克”。“文革”结束后不久,造反英雄的坟墓处成了花坛,尸骨和墓碑不知到了哪里,菜市场里“红联”的战利品土坦克也不知去向。 在大礼堂住了十天左右,1968年9月中旬,我们全部转为学徒工,大部分同学去了钻井处和油田处,我和15个同学分到了地调处,从此我们走上了工作岗位,中专梦就此破灭。 (六) 若干年后,当我在广华师范学校第四期干部文化培训班脱产学习一年半,取得高中毕业证、又通过三年函授学习取得大专文凭后,油田“落实政策”,给我们补发了中专文凭,确定我们自1966年9月至1969年8月在校学习,工龄从毕业之时计算。当办公室的同事把这本迟到近20年的毕业文凭转交给我的时候,我是百感交集,啼笑皆非。 当知识青年下乡的时间可以作为工龄调资和分房时,我是回乡青年,工龄只能从参加工作之日算起;当落实知识分子待遇政策,大中专毕业生可以增加一到两级工资和在校时间可以作为工龄分房的时候,我是初中毕业生;当一切政策落实完了的时候,在我取得大专文凭后,给我补发了一纸中专文凭,不知是喜是悲。我以一年农民一年学生一年工人的三个身份和工龄减少一年为代价,圆了我的 “中专”梦,这种奇闻怪事和特殊经历令我终生难忘。 2018年4月 于浙江台州绿城玫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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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中生活(下)

2018-01-06阅读 1.2万文学





我的初中生活(下)

(四)
学校的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有学校统一组织的,也有班级自己组织的,还有学生自由组合的。学校每天下午只上两节课,然后从3点半到4点20分为课外活动时间,这个课外活动是以班级为单位的集体活动。为了错开活动内容,每周每个班级安排两次体育活动,两次到图书馆看书借书,一次课外兴趣小组活动。每当轮到我们班体育活动时,大家就在体育委员的带领下,迅速跑到体育器材保管室借篮球、铅球、草垫子、跳高架等体育器材,然后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爱好进行体育锻炼。有的时候学校也利用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各年级进行篮球比赛,这时我就去给我们班的篮球队当啦啦队加油。 从4点20分到5点20分为自由支配时间,这个时候走读生回家吃饭,住读生可以继续体育活动,也可以看课外书、做作业,而我除了看书外就是和同学们打乒乓球。学校在每排教室前面用红砖和水泥修了两个乒乓球台,两块砖头上面搁一根竹竿或者中间摆一排砖头就是球网,这种室外的乒乓球台虽然远远比不上木质球台,但经得起日晒雨淋。由于喜欢打乒乓球的同学比较多,所以一般采用打擂的方式进行。当下课铃声敲响或是自由支配时间到来,跑得快的两个人首先占领球台开始打球,由于时间有限和排队的人太多,一般没有练球,上来就开始比赛,每局六分,胜者成为擂主,这时候排在前面的上来与擂主比赛,但只有一个球的机会,你第一个球赢了,就可以打一局,要是你先得六分,那你就成为擂主,而如果你上来第一个球就输了,就失去了打球的资格,只好让后面的人上。我们年级二班有一个同学叫刘启鹏(由于个子瘦小大家叫他“鸡子”)乒乓球很厉害,他的削球很转,抽球很有力量,发球也很刁,像我这种连三流水平都算不上的,一上去连球都接不住就下来了。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学习非常优秀,乒乓球也打得好,在学校举行的乒乓球比赛中还获得过名次,只有他才能对付“鸡子”。只要他把“鸡子”打下成为擂主后,我再上去时,他就故意让我赢第一个球,这样我才可以打一局。学校乒乓球打得最好的是低我们一届的学校总务主任的儿子,好像获得过省少年乒乓球比赛第三名。 下午5点20分开始晚餐,吃完饭后我们就拿上脸盆到食堂排队打热水洗脚。食堂的灶台上有两口蒸饭的大木甑,开完饭后炊事员就用它来烧热水,靠外面的这口甑由于离灶口近,水温要比里面的那口甑里的高一些,负责发水的师父碰到女生就舀外面这口甑的水,而且舀一瓢半,遇到男生就舀里面那口甑的水,只舀一瓢。只要不是太冷,一些男生也懒得排队,直接就去打井水了。有时男生与女生开玩笑说男女不平等,女生就说男生的粮食定量还比女生多一斤半呢,那时候粮食定量分得很细也很严格,不仅区分年龄、职业,还分性别,中学男生每月32斤,女生则是30.5斤,城镇成年居民一般26斤。 学校每年秋季都要举办田径运动会,时间一般两天。我们班同学团结友爱,集体荣誉感很强,除了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和担任保卫、宣传、后勤等工作人员外,其余同学就给运动员拿衣服、送水、助威加油。班上有两个男同学60米短跑很厉害,还有就是女子跳高,好像还有铅球、跳远可以拿分外,其他的都不怎么行,因此,我们班总分在年级一般都不靠前。我们班有一个女生个子有点高,篮球打得很好,她被选拔到县中学生代表队参加过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还获得了风格奖,应该相当于现在的精神文明奖吧。 我们每个学期都要交一元钱的电影费,由学校组织看电影,当时电影票一般一角钱一张,团体票每张八分,这样一学期就可以看十场以上的电影。学校包场的都是有教育意义的电影,记得一次电影院举办社会主义教育电影周,我们一星期看了三场反映革命斗争的故事片,其中两场是下午课外活动时去看的,让我知道了白天也可以放电影。有些城里的同学星期六晚上自己买票看电影,然后在星期天晚上或星期一互相交流观后感,他们眉飞色舞津津乐道,有时还因为对某些情节有不同看法而争得面红耳赤。 朝气蓬勃的我们茁壮成长,校园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和嘹亮的歌声。我们班的文娱委员很有文艺细胞,被学校推荐参加过荆州地区文工团的面试,她除了带领我们唱音乐课上学的歌曲外,还教我们学唱当时的流行歌曲《珊瑚颂》、《红梅赞》等。每天晚自习前就是唱歌的时间,那时的歌曲主要有歌颂党和领袖的如《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颂祖国的如《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还有就是奋发向上的《我们年轻人》、《我们走在大路上》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一些抗战歌曲如《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 每年的元旦节前是最热闹的时候,因为我们要举办迎接新年的联欢晚会。元旦前半个月,各班都要利用课余时间排练一些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如歌舞、相声、快板、三句半等。12月31日晚上,黑板上用红色粉笔写上了“欢庆元旦”几个大字,大家把课桌围成两圈,中间空出来作为舞台,因为演员和观众都是班上的同学,所以演员不紧张观众也不严肃,演出时大家说说笑笑欢天喜地。各班还挑选两三个比较好的节目到本年级巡回演出,深受同学们的欢迎。现在还记得我们班上的女生自己用竹蔑和彩纸扎花篮,表演的紫竹调的花篮舞,我们班十五个女生,个个能歌善舞,表演的节目很有水平。还有一个节目是两个男生模仿两个美国越战伤兵相遇后的对口相声,他们一胖一瘦,贴上高鼻子,穿上破衣服,一个胳膊缠着绷带,一个腿被打断了拄着拐杖,互相诉说被越南人民军打伤的经过。他们时而越语,时而汉语,时而英语,一会趴在地上鬼哭狼嚎,一会比比划划哇啦哇啦,令人捧腹大笑。
(五) 上小学时,由于大家都比较穷,很少有人买课外书,学校也没有图书馆,同学中间只有很少的连环画(小人书)互相借阅。我很喜欢看书,只要同学中有的书我都会借来看。另外就是有时到城里的书摊租书看,城里的一些老人把收集来的连环画摆在一块大木板上,周围放几把小凳子,看一本书一般2分钱,厚一点的或上下集两本3分。我将父亲裁剪衣服的没有一点利用价值叫做片巾子的边角料(有些边角料还可以用来做鞋子和袜底)拿到土产公司卖废品所得用来看书。那时候《水浒传》从《九纹龙史进》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套21本,《三国演义》从《桃园结义》到《三国归晋》共60本我都看完了。另外还看了《西游记》、《杨家将》、《岳飞传》和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些战斗故事的连环画。 上初中后课外书一下子多了起来,除了城里一些同学有课外书外,学校图书馆有很多书可以借阅。那时阅读的书主要有前苏联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铁流》和一些反间谍故事,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如反映北伐战争的《前驱》,反映大革命时期的作品《三家巷》、《红旗谱》,看的最多的是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如《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苦菜花》,表现解放战争的《红日》、《迎春花》,反映少数民簇革命斗争的《醒了的土地》、《草原烽火》,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反映合作化运动的《山乡巨变》、《创业史》,还有《家.春.秋》、《红岩》、《青春之歌》以及《收获》、《人民文学》、《长江文艺》、《萌芽》等文学期刊。那时候基本上没有课外作业,晚上只有一节晚自习,我充分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课外书籍,星期天回家和寒暑假做完家务事后就是看书。三十多万字的《林海雪原》我一天就看完了,因为书的主人只给我一天时间。家里人害怕我整天沉迷于书本会不会得“迷(mei)气”(抑郁症)而向村里一个小学老师请教,为了节省煤油而强行吹灭油灯要我睡觉。阅读使我开阔了的眼界,增长了见识,提高了写作能力,也大大地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令人不解的是,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懂得爱护眼睛,在上学放学路上强烈的阳光下边走边看书,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躺在床上看书,而且能看多长时间就看多长时间,但是视力却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将近七十岁了,看书看报也很少使用老花镜,我想原因大概跟小时候吃得土和没有电子视听产品有关吧。 学校的课余时间可以看书,而星期天和寒暑假主要就是做家务事。母亲把体力劳动以外的一切活动都视为“玩”,在家里只要看到我复习功课或是看书,就会说“天天都在学校里玩,回到家都不帮忙干点活”。我父亲患过小儿麻痹症,左腿有点残疾,不仅走路有点慢,而且不适应从事重体力劳动,他主要是给本村及邻村的人做衣服,所得的工钱交给生产队记工分。父亲很少出门,只是在闲下来的时候偶尔上城里玩玩,因此家里里里外外全靠我母亲。母亲出生那年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但封建残余还是让她缠了足,走路颤巍巍的,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外,还要操持一家人的生活,因此我们几个孩子过早地承担起了一些本不该我们承担的家务事。随着深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自留地增加了,家里养猪了。养猪需要饲料,而猪饲料主要是野菜野草,所以我们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之一就是打猪草。我把两根竹竿在中间绑在一起,一头张开像个大夹子,用它夹住水塘里的虾腥草,然后转动竹竿使虾腥草缠绕在竹竿上,再用力拉起来,一堆一堆放在一边,等到装满两只箢箕后挑回家。河里的扁担草也可以喂猪,夏天我屏住呼吸潜到水下,两只手像镰刀一样快速把扁担草从根部薅断,然后把浮在水面上的水草收集起来挑回家。 到小板集市和县城去卖菜也是我必不可少的事情。地里的黄瓜、茄子、豆角、辣椒和大蒜、萝卜收的比较少,就用竹蔑篓子提着或是挑着去卖。赶集要早,最好在天刚亮的时候到达菜市场,家里没有闹钟,全凭父亲听鸡叫或凭经验叫我起床,有时下半夜月光比较大,或是父亲睡迷糊了,就过早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当我赶到集市时,往往一个人都没有,就要坐在地上等好长时间有时甚至几个小时天才亮。我最害怕冬天去赶集,冬天天寒地冻北风呼呼,为了避风,一般不走垸子中间的大路,而从沿河的堤上走,因为堤内的房屋和树林可以挡风,但有些堤外下边有坟墓,堤边的灌木丛黑沉沉的夜里看去好像人蹲在那里,我虽然不相信有鬼,但北风吹得灌木飒飒作响,有时突然一只獾子窜出来,令人不寒而栗,这时就按父亲教的用大声咳嗽来壮胆。有一次父亲叫我去买喂猪的米糠,半夜把我叫起来,还一再说叫晚了可能买不到糠了,等我到了城里,街上静悄悄的,我只好将口袋铺在一根有路灯的电线杆下睡觉,等睡了一觉醒来,豆腐坊和早餐馆才有了动静。 夏天的冬瓜,冬天的白菜属于大宗货,装在脚篮里一担一百多斤,这就要事先约好几家一起用船运到城里去卖。夏天上半夜比较热,我们干脆在晚饭前摘好冬瓜装船,天黑后,就用船把冬瓜送到城里,夏天河面上凉风习习,甚是惬意,我们一边轮换划船一边讲笑话,很快就到了菜市场的码头,等睡到天蒙蒙亮,就起来把冬瓜挑上岸占好位置。冬天天气冷,晚饭前白菜装船后停在河边,到第二天拂晓,把大家叫起来,留两个人轮流划船,其他人在堤上走,这样大家就都不会冷了。我们都是卖完菜后才有钱吃早餐,要是整担卖给菜贩子或是单位、学校的食堂就快一些,当然价钱可能会低一些。更多的则是零卖,零卖称秤算账找钱比较麻烦,而且要很长时间,有时甚至一个上午才卖完。我们最怕城里的老太太买菜,讨价还价费口舌不说,秤要翘得高高的,算好账后还要抹去零头。早餐一般是一碗面条四个小肉包子,两角四分钱四两粮票。那时候白菜一角钱四到五斤,冬瓜一斤一分多一点。记得有一次冬瓜很不好卖,一直到九点多了只卖了不到两个,再下去没有人买了,我饥肠辘辘,有气无力地挑着冬瓜沿街叫卖,最后八厘钱一斤都没有人要,只好挑回家喂猪,并且早餐午餐一起吃了。
(六)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们的初中只剩下最后一个学期了,公元纪年也到了1966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注定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田汉的历史剧《谢瑶环》的署名文章。 4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5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对象及方针作出了规定,并号召向党政军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这一天,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 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张贴攻击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毛泽东赞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批准6月1日向全国广播。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又发表了《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 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同日,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随即,各地学生开始“造反”。 从五月下旬到六月初,学校放夏收农忙假,我在家里参加生产队劳动,假期结束回到学校,一些先期回校的同学在学校教室的走廊里贴出了一些支持北大大字报和欢呼文化大革命的大标语。开始一段时间,学校还是照常上课,可是不久就有点乱套了,少数学生开始不遵守纪律,学校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越来越多,县里派来了工作组,指导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在工作组召开的动员大会上,一些学生高呼口号,把校长作为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拉上台低头站着。校长彭博安在全校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创办了渔薪中学。解放初期任县湖河局(水利局)局长,后任县文教科科长,是省政协委员和省人大代表,他经常在外面参加社会活动,更像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和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当时我不明白校长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坏人站在台上被批斗。现在百度一下校史,里面有这样一段话:“1963年3月至1966年5月,学校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狠抓教学管理,校风校纪严明,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成绩斐然,师生中学习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三好学生层出不穷。”而这段时间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在校时间,当时的校长就是彭博安,可以说彭校长在任期间是学校建校以来最好的时期。然而,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变成了整所有的当权派,“文革”结束后又一个个予以平反。紧接着又有几个家庭出身不好的或曾经划为右派后来摘帽的老教师,也被作为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揪出来站到了台上,被揪出来的老师当场宣布停止上课并写交代材料。这其中还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带头呼喊口号,在把别的老师揪出来的同时,他所带的班上的学生也高呼口号,把他轰到台上去了,两天后工作组宣布这个老师历史清白,又没有反动言行,因此撤销审查恢复上课。 我和其他班上大约十个同学被抽出来作为学校的大批判小组,负责写大字报和整理被揪出来的老师的所谓反动材料。我们集中在教师进修学校的办公室里(进修学校只在假期上课),从报纸上东拼西凑一些批判“三家村”的文章,然后在后面加上一系列打倒的口号写成大字报,贴在学校显眼的墙壁上。另外就是收集被揪出来的老师的一些不当言论与毛主席语录对照,无限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进修学校的办公室有一份当时发行量很小的内部报纸《参考消息》,第一次见到这种报纸,看到国外一些舆论机构对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报道和评论,我们觉得十分新奇。有一天晚上,我们写完大字报,然后一边看《参考消息》一边议论直到天亮,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整夜没有睡觉。我还作为学校的代表参加了在我们城关中学召开的全县中学文化大革命代表大会,会议的内容早已忘记,但餐桌摆在食堂边上的树林里,吃了两天很好的伙食却一直记得。 在工作组的动员和外地学生的影响下,不少班上的学生也起来造学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的反,无非是不突出政治搞智育第一或是要求严格压制学生等等。但我们的班主任毛汉生老师却一张大字报也没有。毛老师老家在咸宁汀泗桥,这里曾是北伐战争中一个著名战役的发生地。毛老师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吃过很多苦,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因为成绩优秀表现突出,本来应该是留校工作或是上研究生的,但遇到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被充实到基层教学。毛老师和母亲住在一起,他的母亲年事已高,缠着小脚,对大家很热情,我们都叫她“毛婆”。他们生活十分简朴,经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我们一年级时,毛老师去上课时总要向数学教研组的一个老师借一件蓝色咔叽布中山装穿,上完课还回去。毛老师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十分关心,既是严师又似兄长,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积极要求进步、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厚道真诚成为我心中的偶像和终生学习的榜样。三年级下学期时,毛老师已被任命为教导主任,但还兼任我们的班主任并教数学课,这一年他才二十七岁。我们毕业离开学校后,毛老师担任副校长,后来又任竟陵高级中学校长,竟陵中学多次在天门县和原荆州地区高中教育工作会上作典型经验介绍,特别是1984年,学校高考再创辉煌,升学率名列全县第二,荣获县政府授予的“高考优胜红旗学校”,跻身原荆州地区八强行列,真可谓雄视荆楚,领尽风骚。 临近毕业时,我们基本上不怎么上课了,学校也没有组织毕业考试就给我们发了毕业证书。升学考试被 “推荐与选拔相结合”代替,所谓的推荐选拔,实际上就是老师事先与一些家庭出身好的可以被推荐上的学生通好气,然后组织大家投票,被推荐上的大约有一半,这样一些家庭出身好的基本上都推荐上了,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学习再好也没能推荐上。在校三年,由于贯彻“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我们全班同学不论家庭出身如何,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相处,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只要表现好的照样加入共青团,担任班干部。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受“血统论”的影响,在推荐选拔时搞“唯成分论”,伤害了一些同学。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些被高中、中专学校录取的新生到校不久又回到原来的学校“返校闹革命”,再后来农村的学生回家当了农民,城镇的孩子下乡成了知青,从此大家都走上了人生坎坷路,这次推荐选拔的结果也失去了意义。 推荐选拔工作是7月22日完成的,被推荐上了的同学没有欢欣鼓舞,没有推荐上的也没见谁垂头丧气,大家都十分平静地接受了现实。我们没有举行毕业典礼,也没有毕业合影,有的同学相约到照相馆合影留念,有的相互交换毕业登记相片,还有的互赠笔记本和书签之类的纪念品,我和班上的两个同学晚上在校园里边走边谈彻夜没眠。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7月23日,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同学,告别了母校,踏进了动乱的社会。 2017年11月 于浙江台州绿城玫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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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中生活(上)

2018-01-04阅读 1.8万文学





我的初中生活 (上)


初中三年,我上了当时最好的学校,受到了最好的教育。这个学校有一个最好的校长,我遇到了一个最好的班主任,结识了一群最好的同学,度过了我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时光。
(一)
1963年8月的一天下午,大约六点左右,我们村一个在杨林小学当老师的从杨林口回家,看到我妈妈和社员们在地里锄草,一边大声喊我妈妈,一边挥舞着一个信封兴奋地说;”毛志(我小名)考上中学了!” 。妈妈立即扛起锄头,和老师一起回到家里,不一会,家里就围满了人。老师从信封里拿出录取通知书,念给妈妈听,妈妈似懂非懂,但我知道我被天门城关中学录取了,那可是重点初中,面向全县择优招生。当念到<<各项费用明细表>>:杂费3.5元,寄宿费1.5元,电灯费3元,电影费1元,书籍油印费3.5元,伙食费每月约7.5元时,妈妈突然泪流满面,大家一下子愣住了。妈妈流着泪说:“我们家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这个学不上了,就让他跟我在队里做事(参加生产队劳动)”。老师说,我们杨林小学六年级两个班六十多个伢,只有四个考上了城关中学,还有十来个考上了小板中学,小学毕业能上初中的不到三分之一,别人家的孩子想都想不到,哪有考上了不去的?老师算了一下,去掉伙食费只需要12.5元就可以报到了,但怎么筹集这12.5元呢?虽然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在克服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后,已开始全面好转,但在农村也只是解决了饥荒问题,人们还是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我们家里五个人有三个劳动力,经济收入也很少。由于政策逐步放开,粮食可以自由交易了,所以父亲将家里的小麦、蚕豆卖了一些,还有我们房子旁边有一棵大枣树,直径过尺,那时正好结满了大枣,这些大枣以前都是我们家和村里的孩子们随时打下来或是爬到树上摘下来吃的,这次却全部打光挑去卖了。我的大姑妈家境比较好,大姑父听说我考上中学了,送给我两元钱,这样东拼西凑,总算凑到了13元。 到城里上学需要迁移户口,我拿上录取通知书,在生产队开好证明,然后上大队,管理区一级一级签字盖章,最后到公社办理。户口迁移到学校后,每月就可以享受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了。 报到的钱虽然凑够了,但是生活怎么办呢?那时候学校可以给那些交不起伙食费的同学代蒸饭,就是学生自己把米带到学校,装在自己的陶土钵或是搪瓷缸里,到时候交到食堂,放到大木甑里和食堂的饭一起蒸,一次只收2分钱,菜则是自己带的咸菜,一般是腌萝卜条和豆豉,这样每天只需4分钱,早餐吃自己带的干粮或是不吃。记得第一个星期六回家吃晚饭时,母亲把一大钵炒好的冬瓜叫我端到桌子上,等大家来吃饭时,炒冬瓜被我吃光了。母亲说,我伢几天都没有吃新鲜菜才会这样。这样的日子我只过了十多天,两周后,助学金批下来了,班上一个孤儿为特等,每月8元,一个父亲去世的甲等,每月5元,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为乙等,每月4元,还有几个3元的为丙等。这样,每月只要交3.5元左右就可以和大家一起吃食堂的饭了。 学生食堂一日三餐,早餐二两稀饭,一小勺咸菜,由各班值日生提到教室的走廊里分发给在学校就餐的同学(城里的同学由于走读,都在家里吃饭)。中晚餐各四两米饭,食堂用陶土钵蒸好后分装到一个个木框里,由值日生抬到班里。菜就一样,一般春夏多是青菜冬瓜南瓜,秋冬多是萝卜白菜包菜,有时还有豆腐和猪油渣炒菜之类,就是很不错的了,一个月加一次餐有粉蒸肉。二年级时,学校饭堂盖好后,我们就八个人一桌围着小方桌站着吃饭,一人一钵饭,桌子中间一大钵菜,再也不用轮流抬饭和分菜了。 虽然每月只需要3.5元,但也给父母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母亲过去总觉得日子过得很慢,一年难得过上头,这时候却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了,总是说一晃一个月就到了,儿子又该要钱了。家里通过卖菜、卖鸡蛋节衣缩食艰难度日总算让我读完了初中,当然,助学金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那时候,因家庭困难辍学的现象很普遍,我们杨林小学考上城关中学的就有一个因交不起学费没去报到,二年级开学时,班上有四个学生退学了,三年级时又少了两个同学。
(二)
学校坐落在城北的古城堤旁原儒学故址,前身为创建于1956年的原天门县第四中学,校址在天门城内樊关口,1962年迁至现址。办公室前面是大操场,我们在这里做早操,上体育课,开全校师生大会和运动会。学校中间的教学区由五排白墙红瓦的平房组成,办公室后面是四排教室,每排6个班级,最后一排是县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室,教师进修学校的办公室则在原儒学堂里。教学区中间一条青砖铺的走道从办公室一直通到最后一排。走道两边的橱窗里陈列着当天的报纸和时事画刊以及师生的书画作品,供大家阅读和欣赏。教学区东边是学生食堂和教师食堂,食堂边上有一口手压泵井,专供学校生活用水,不远处的两排教室之间还有一口水井,供大家洗衣服用。食堂北面是学生饭堂,南面紧挨大操场的是小操场,这里有几副单杠、双杠和三根直立的用来锻炼臂力的长竹竿,我们有时在这里上体育课和进行课外活动。旁边还有一个小水塘,我们早起从井边端来水在这里洗漱,平时在这里洗衣服。与教学区一路之隔的西边,前面是小礼堂、图书室,中间是老师的住房,后面是学生宿舍,整齐排列的近十排红砖红瓦的平房中间,有的种着花草有的栽着蔬菜。学校的大路两旁和教室前后生长着高大的白杨树,遮天蔽日,小路两旁和宿舍前面则是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树,四季常绿。 学校每个年级5个班,一个班50名左右的学生,我们是第五班。学校环境幽静,师资力量很强,学习风气也很浓。当时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学校非常重视教学工作,但中学毕竟与小学不同,同学们学习虽然非常刻苦认真,但刚进校时,代数和俄语这两门课让大家一时难以适应,学生中流传着“代数代数,撕了再做;俄文俄文,真是磨人”的顺口溜。 小学时我的算术成绩不错,所以代数很快就适应了,而让一个土生土长在农村的孩子学外语,的确有点困难。俄语也是主科,每周四节课,教俄语的颜芝美老师是上海人,俄语说得很好。一个月后单元测验,我得了60分,从此我开始对俄语重视起来,而学好俄语的诀窍就是多读多记,我把俄语单词写在手上或小纸条上,下课时、放学后、去饭堂的路上总之一有空闲就记单词、背课文,背不出来就看一下手心或纸条,晚上睡在床上,也在身上划拉,甚至蹲在厕所里也用树枝和砖块在地上写写划划,到第二个月期中考试时,我的俄语得了100分。从此,我的俄语成绩一直很好,老师也把我刻苦学习成绩迅速提高作为典型要同学们向我学习。 一年级上学期,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刚从华中师范学院毕业的韩崇儒老师,韩老师课教得不错,字也很漂亮,但只教了一个学期就调走了。后来的语文老师杨志雄也是华师毕业的,英俊潇洒很有才气,当时我们的班主任被抽调到省教育厅编写耕读中学教材,他还代理了我们一个学期的班主任。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错,但有一次期中考试差点不及格,那是二年级下学期,期中考试后第二天,我从语文教研室门口经过,杨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把我的语文试卷找出来摊开在我面前,问我的作文是怎么写的,试卷题目是《贫下中农风格赞》,我没有很好地审题,用很大篇幅写了一个贫农解放前的生活经历。杨老师说,你的作文完全离题了,题目要求是赞扬贫下中农,而你写的是贫下中农解放前的痛苦生活。作文占40分,由于文不对题,老师只给了10分,幸好阅读部分错的不多,否则就会不及格了。放暑假的时候,杨老师还把我叫到他的宿舍,让我从他的书架上挑几本书回家看。 初中时,每个学期都有十门课程,除了语文、代数、俄语为主科外,体育、音乐、图画三年都有,一年级有历史、地理、生物,二年级没有了地理,有了物理,三年级没有了历史和生物、有了化学和几何。这些课程除了体育和音乐65分,图画70分外,其他的我都是80分以上。体音美三科成绩如此之差,并不是我不喜欢或是不认真,而是再怎么努力也不行,我想这应该跟基因有关吧。小学时,我学习很优秀,但当时体育、音乐也总是三分,图画4分,而其他的都是五分。 还有一门主科并且排在各科之首的就是政治,教政治的是一个叫杨祥君的女老师。当年政治课学的什么现在记不清了,但学校组织的政治活动还记得不少。
(三)
那时候,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全党全国突出政治的形势下,学校十分重视开展政治活动。 学习英雄模范人物是培养学生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重要内容,除了要学习课本上的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外,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英雄模范人物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自从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向雷锋学习的热潮,学校组织讲雷锋故事,学雷锋日记,参观雷锋事迹展览,观看电影《雷锋的故事》,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落实到行动上就是争做好人好事,有的同学争相打扫厕所,有的利用课余时间到食堂帮厨,还有的在放学途中帮助运输工人推板车,为行动不便的人提供方便。每个班级都有一本好人好事登记本,劳动积极性提高了,拾金不昧多了起来,同学之间互帮互学互助互爱蔚然成风。我们教室的地面是三合土铺的,每天扫地时尘土飞扬,扫完后课桌上板凳上布满灰尘,班上一个女同学每天早上都端一盆水放到教室前面的角落里,让扫地的同学先给地上洒上水,这样扫地时基本上就没有灰尘了。一次作文课,要求写学校生活中的小故事,我以此写了《一盆水的故事》,老师还作为范文在班上讲评。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在学习雷锋的热潮中,又出现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王杰,不久又学习钢铁战士麦贤得和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那个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从1963年3月开始,一直到1965年底,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 (即“五反”、 “四清”) 运动,学校有老师参加工作队到农村指导“四清”,我们学生主要是进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教育,以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校请贫下中农作忆苦思甜报告,组织参观阶级斗争展览,观看反映阶级斗争的电影。一次为了迎接从省里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回来的代表到学校作报告,全校师生在公路边等着夹道欢迎,不知是路不好走还是汽车抛锚,从下午三点一直等到六点多才到,大家都没有吃晚饭,报告是作不成了,只好喊了一通口号回到学校。 为了响应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学校还组织了野外行军和武装泅渡的活动。说是野外行军,其实就是从学校出发向北沿着公路走十里左右然后返回。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把树枝扎成圆圈戴在头上,不时从前面传来口令,时而急行军迅速快跑,时而防空袭靠路边趴下。武装泅渡更是好玩,星期六的下午,同学们来到县河边,脱掉衣服,跳进河里,那时候谁也没有游泳衣,男生有的穿着三角裤头,有的穿着大裤衩子,女生则穿着五颜六色的短袖上衣,毫不整齐。水性好的同学在前面推着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标语牌,会游泳的跟在后面,开始还有点队形,不一会就乱套了,有的游得快有的游得慢,有的害怕了只好中途返回,那些不会游泳的女同学趴在岸边学狗爬,这样一个来回,武装泅渡就胜利结束了。这些活动尽管进行的不多,但也算是当时的军训和国防教育吧。学校把早锻炼也赋予政治色彩。那时住读生规定6点起床,6点25分至6点40分为早锻炼时间,然后6点45分全校集中做早操。起床钟声敲响后,我们迅速起床,洗嗽后开始长跑锻炼.教室前面的墙上贴着一张表,题目是《看谁先到北京见到毛主席》,学校操场或教学区一圈的长度乘上当天跑的圈数就是住读生跑的长度,走读生上学途中估计跑了多少米也一样填上去,同学们把每天跑的数字记在这张表上,一天天加起来,看谁最先达到天门到北京的里程。 为了使学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学校还十分注重时事教育。除了学校橱窗里每天更新报纸外,每个班级都有一份《中国少年报》和一份《中国青年报》,二年级后《中国青年》月刊取代了《中国少年报》。每天晚自习前都有二十分钟的读报时间,由值日生站在讲台上读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和重要文章。至今还记得抗美援越战争时每天关心报纸上公布的击落美军飞机的数量以及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台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的欣喜,还记得持续了一年多的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以及巴西、印尼反华排华事件。我们年级有两个因为印尼排华回国插班的华侨子女,他们的尖头皮鞋和大花筒裙让我们十分好奇,他们花钱大方出手阔绰令大家羡慕不已。 要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与工农相结合,参加体力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学校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挑土填操场,拉煤渣铺路,到学校生产基地风波湖农场劳动。学校每年都要在夏收和秋收时节组织支农活动,时间一般为两周,农村的孩子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城里的学生则由老师带队到农村干活,但有两次是全校师生一起到农村参加劳动。一次是二年级上学期,我们从城关乘县河的客轮到多宝区夏场公社帮助收棉花,那是我们第一次坐轮船,大家既兴奋又有点紧张,轮船经过黄潭、渔薪、灰市,到达上水的最后一个码头,这里河床开始变窄,再往上走轮船就不能掉头了。下船后,我们带着行李步行到目的地,然后由生产队长和班主任一起将我们按四到六人一组分到各家各户,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六个男生分到的这家有祖孙三代四口人,住在三间茅草顶泥巴墙的房子里,房子只有前后门,卧室因为没有窗户光线很暗。老人在家里带一个三岁左右的孙子,夫妻俩在生产队劳动。和主人逐渐熟悉后,才知道这家男的是上门女婿,而老人有一个儿子也入赘到了别人家,据说这里这种情况很普遍。老人总是念叨家里穷,没有钱买饼干给我们吃,在他看来饼干可能是最好的食品了。年轻人说自己只进过一次县城,那是1958年征兵体检到县里复查,也是坐轮船去的,还看到了汽车,对工人俱乐部也有点印象,而他岳父和妻子还没到过县城。多宝在天门西面,这里地势较高,多为沙壤土,主要农作物有小麦、棉花、粟子、荞麦、红苕等旱地作物,没有水稻,因此,我们的主食几乎每天都是粟米煮红苕,菜则是炒萝卜丝和腌洋姜。这里每家后面都有一大片竹林,竹林里打扫得很干净,一些小鸟在里面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那种几米高的大竹子我们是第一次见到,因此,收工后我们总喜欢到竹林里去玩。另外一次和全班同学一起到农村劳动是三年级上学期到我们公社的聂范大队,在这里见到了县委书记孙连清。聂范大队是孙书记挂的点,我们班主任跟他打完招呼,告诉我们那是县委孙书记,此前是团省委书记。孙书记三十多岁的样子,个头很高(文革中才知道是山东人),弯腰干活的时候,腰间挂着的一把小手枪露在外面。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分到一家,这家有一个大我们两岁的女孩,我们叫她姐姐,每天由姐姐带我们出去干活,主要是到地里摘棉花和收黄豆,有时晚上也在家里剥棉花。就在我们见到孙书记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孙书记被打倒,受到冲击,“文革”后调到保康县任职,那当然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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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少年时代(下)

2017-11-07阅读 1.1万文学




我 的 少 年 时 代 (下)

第六节 雪 上 加 霜
正当人们艰难度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家头上。1961年冬季,好像是腊月中旬,总之离春节不远了,我们家失火了,房子和家具以及生活用品在火灾中全部化为灰烬。 灾难大约发生在凌晨三四点左右,因为大火熄灭救火的人们散去的时候 天已经亮了,也就是说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正在沉睡中。最先发现起火的是我的母亲,因为她长期神经衰弱晚上总是睡不好有时甚至整夜睡不着。我们家只有一间卧室,中间没有隔断,卧室的上头是一家人白天吃饭和晚上母亲纺线我们做作业的地方,墙角堆放着一些杂物,有一扇门通向厨房。中间靠墙摆的一张床是父亲以及我和弟弟的,床面前是一些腌菜坛子和米坛子。床头有一张两屉桌,上面是妈妈和姐姐梳头用的东西以及一些瓶瓶罐罐,桌子对面摞着两口木箱子,下面一口装着家里人的衣物,上面则装着要做衣服的人家送来的一部分布料。紧挨着两屉桌的是母亲和姐姐睡的床,在房间最后面的拖檐房里。堂屋由于和叔父家公用,靠东边摆放着一架人推的石磨和叔父家的一些杂物,西边是一张用高凳子搁着的父亲做衣服的裁板以及缝纫机。堂屋后面也就是神龛背面的拖檐房里堆放着木材和引火柴,着火点就在这个地方,它与母亲睡的床只隔着一匹单砖墙。半夜,母亲听到呼呼的声音,她睁开眼睛,看到亮瓦(那时候房间没有窗户,人们就在房子上盖上和瓦的弧度差不多的长一尺左右的玻璃瓦叫亮瓦,以增强房间的光线)一片通红,心想怎么这么晚了还有飞机经过,过了一会她觉得不对劲,连忙坐起来,发现失火了,就赶快叫醒我们,再叫醒叔父一家,然后跑到屋子后面朝后头湾、杨家湖方向大叫“救火呀!救火呀!”父亲起来后,一边叫我和弟弟赶快跑出去,一边卷起被子扔到门外,然后再冲进去将那口装布料的箱子拖出来,住了几十年的老式砖木结构的房子燃烧极快,当他拖出缝纫机后转过身来大火已经封门了,再也无法进去了。母亲的呼救声在寂静的夜空中传得很远,当村里的人们从寒冬的睡梦里惊醒,挑着水桶拿着脸盆赶来的时候,火势已经很大,根本无法扑灭了.大火燃烧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吞噬着我们的家,我的眼泪哗哗流了下来。等到邻村人赶来,一致觉得灭火无望时,大家就将熊熊燃烧的房架拉倒,然后浇水使其熄灭,以挽救几根没有烧透的木头柱子。叔父家离起火点稍远一点,抢出来的衣物稍多一些,由于我们家两边都没有邻居,所以没有殃及他人。 关于起火的原因,刚开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自燃说:因为多年的干柴火把堂屋拖檐房堆得严严实实的,后门都无法打开也从没开过。那时候做饭的燃料统称柴火,柴火里一些硬柴如棉梗、树枝等用火柴点不着,这就需要先点燃引火柴,引火柴主要是麦草等易燃的柴草,引火柴要保持干燥,所以堆在堂屋后面的拖檐房里,需要时取出一些送到厨房,里面还堆放着一些木料和杂物,这些柴火长年累月堆积在那里加上干燥的冬季,自燃的可能性是有的。另外一种人为说:就是认为有人不小心从房后的小路上把烟头扔进屋里了。这种说法可能性比较小,一是拖檐房后面还有近两米宽的土台子,我们在上面还种过水仙花和鸡冠花,台坡边是几棵桑树,下台坡是一片小树林,树林里面一条小路经过一个小水塘通往邓家台,小路离起火点至少五米远加上又在台坡下面,还有后门常年不开,烟头是很难在无意中扔进房子里的。而最大的可能是事后经过仔细回忆得出的意外说:失火的那天傍晚生产队收工后,我们家从自留地里拔回来很多萝卜,晚饭后,父亲和姐姐将萝卜的叶子和根须削掉,然后储藏在拖檐房的柴草堆里,防止萝卜因天气寒冷冻坏。因为冬天天黑得早,存放萝卜时我端着煤油灯在旁边照亮,这种煤油灯没有灯罩,是用一个墨水瓶加上白铁皮敲的一个瓶盖,瓶盖中间焊着一根像铅笔那么粗的白铁管子,将棉纱穿进管子作为灯芯,点燃灯芯,煤油顺着棉纱燃烧就形成光亮,但灯头的棉纱燃烧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烧结的颗粒,这些颗粒有时会自己掉下来,虽然不是明火但温度很高,如果结的多了影响亮度就必须用剪刀剪掉,那天极有可能是煤油灯的灯芯烧结的颗粒掉落在地上,慢慢引燃了地上的柴草,几个小时后暗火形成明火最终酿成火灾。 火灾过后,我们家一贫如洗。乡亲们帮忙在屋前的台坡下面的菜地里(菜地已在救火时被踩平了)搭了一个席棚,里面铺上稻草,作为一家人的暂时栖身之地。一些听到消息的亲戚甚至好多年没有走动的远房亲戚一大早就赶来看望,并对父母进行安慰,说些只要人没事就好和有人有世界之类的话。还有一些听到消息后急忙赶来的是那些把布料和棉花送到我们家里,准备做冬装和过年衣服的人,父亲把抢出来的布料还给人家,但那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布料和棉花及成品半成品都堆在裁板上和挂在房柱上而没能抢出来,父母含着眼泪给人家道歉,这些受到损失的人们只好默默离去。村里的一些人看过现场后陆续送来了一些旧衣服和旧鞋子,下午亲戚们也分别送来了红苕萝卜等食物以及旧被褥之类,印象最深的是住在城里的一个堂姑妈用手帕包的一斤左右的大米,可能是那个时候最稀罕的东西了。几天后,生产队安排我们住进了拐湾的一家只有四口人而有三间房子的一户人家,这家人给我们腾出来一间卧室,一家五口就挤在这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屋子里。我们在房子的上头砌上灶台做饭,中间放着缝纫机和村里人送的一张旧木床,里面的拖檐房摆着母亲买的一张旧床和村里人送的一个老式衣柜。往后几年里,每逢春节,母亲都要给送床和柜子的那两家送几个鸡蛋或是一包点心以表示感谢,直到后来归还了为止。定居后,乡亲们又送来了一些旧衣物和坛坛罐罐包括油瓶子煤油灯等生活用品。我们那时候虽然没有吃过百家饭,但穿过百家衣,用过百家的东西,要是没有淳朴善良的乡亲们的帮助,我们的生活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同学和老师知道我们家遭灾后都十分同情,我穿着极不合身的旧衣服上学,没有一个同学取笑,有的同学还把家里的东西拿来给我吃,记得一个同学用纸包着几个藕圆子下课后悄悄把我叫到一边塞给我,还有一个同学把烤焦了的榨过油的豆饼(以前都是用来做肥料和猪饲料,困难时期成为难得的食品)放到我的荷包里。学校很快就要放寒假了,那时因为秋收时放过农忙假,所以寒假只有两周,放假时离春节很近了,我们五年级二班的班主任是一个叫许光清的女老师,她家住在城里,丈夫在新华书店工作,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女孩,她让我到她家里去过春节,回家后告诉母亲,母亲不同意,原因一是那时候城里人生活也很艰难,粮食定量很低,多一个人多一张嘴,二是我们家刚遭灾,过年到别人家里去会给人家带来不吉利。 转眼间春节到了,除夕这天,村里一个我们叫菊伯的鳏夫是父亲小时候的朋友,他邀请父亲到他家去吃年饭,和他一起喝点酒。我们的晚饭则是在火灾后的废墟里扒出来的充满焦糊味的粮食煮的比较稠的稀饭,并且第一次没有在里面加菜叶和红苕。因为生产队秋收后再也没有分粮食了,这种带有焦糊味的粮食我们吃了很长一段时间。母亲煎了两条生产队干塘时分的鱼,炒了萝卜和白菜就成了我们的年饭。这年春节,我们没有放鞭炮、打灯笼,家里也没有任何年货。 我们暂住的这户人家的两个孩子都有十多岁了,房主喜欢清静,而“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和弟弟经常你追我赶互相打闹,只要母亲不提醒,我们就忘记是住在别人家里而吵得人家心烦,有时别人会旁敲侧击提醒我们,母亲只好连忙道歉。为了尽快避免影响人家,母亲托小舅舅在旧货场买了一些做房架的木料,又锯了几棵长在堤坡上的家料树(原来的房子全是杉木的,自家的杂树叫家料树),在生资商店买了很多一元钱一根的木扁担,从中间锯开后作为瓦条,这种瓦条比正规瓦条要便宜得多。小姑父帮忙在他们大队的窑上买了一些次品砖瓦,加上烧糊的木料和破砖瓦,这样东拼西凑,于1962年的秋天在原来的屋基上盖了两间比较小的砖木结构的房子,这样我们在寄人篱下大半年后搬进了自己的新家。几年后,又加了一间成为三间房,再后来,又全部拆除,重新盖了一栋大一点的三间瓦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弟弟再次拆除,盖了一栋砖混结构的房子。 第七节 小 学 毕 业 我们小学六年级上学期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叫王道,他在1957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刚平反摘帽不久。他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语文教得很好,字也写得很漂亮,尤其重视写作文。每当上作文课的时候,他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用毛笔在大白纸上写的一些要点挂在黑板上,甚至写几段,要用哪些关键词语以及怎样突出重点等等都讲得很详细,使我们觉得写作文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只要按他讲的思路写很容易就写好一篇作文了。记得有一次写秋收的作文,王老师把我们带到学校附近的田野里一边观察一边写作,先略写天空、公路的景色,再详写田野风光和地里劳动的人们,用些什么动词形容词,怎么开头怎么结尾等等,他边走边讲,我们边看边记,回到教室,一篇有声有色的作文很快就写成了。我后来的作文成绩不错,与王老师教的方法有很大关系,直到初中写作文,我用了一些小学作文里的句子,老师还在下面划上红线,在旁边批上“写得好!”。 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统一认识,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力争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公共食堂解散了,自留地也增加了,我们放学后除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外,又多了一件事情,就是收牛粪,给自留地增加肥料。那时候一般没有家庭作业,放学后回到家,我就把箢箕挂在锄头上然后扛在肩上,赶快到离村有点远的堤坡和草滩上,那里有一些老人在给生产队放牛。我们几个孩子一边玩一边等牛拉屎,只要一看见牛粪,我们就快速上去用锄头积到箢箕里,并且不时盯着牛尾巴,只要牛的尾巴一翘起来,我们就立即上前接住牛粪,这样每天晚饭前,我就可以收到满满的一箢箕牛粪扛回家,有时扛不动了,就把箢箕搁在锄头把的中间,把锄头把的一头搁在肩膀上,将锄头的弯钩在地上滑动,这样推着走就会轻松一些。牛粪收多了,自留地用不完,我们就把牛粪埋在树边上给树施肥。 六年级下学期,王老师调走了,来了一位尹老师,尹老师脸上有几颗痘痘,调皮的学生背后叫他“尹麻子”。但尹老师比较温和,很少批评学生。要考初中了,学习开始紧张起来,晚饭后要带上第二天的早餐到学校上晚自习。除了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其他同学晚上都要住在学校里。我们把课桌往前挪一挪,教室后面腾出一小块空地,铺上稻草叫做通铺,就是男生的床了,被子则是一人出盖的,一人出垫的,衣服包上书本就是枕头,然后两人头对着脚睡觉。没有电灯,就用那种有玻璃罩子的煤油灯和蜡烛照明。我们六年级有两个班,每班三十多个学生,尽管条件很差,但同学们学习十分努力,大家都积极争取考上中学。 要毕业了,一天尹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看他给我写的毕业鉴定,毕业鉴定把我写得十分优秀,并且比以往成绩单上的“操行评语”要长许多,最后一句是“有时出现自满情绪”,尹老师说,总得写上一条缺点,问我这样行不行,我红着脸低声说,行。后来我想,刚上初中时就被老师指定为班长,除了考试成绩外,应该与尹老师的毕业鉴定有很大关系。学校还把照相馆的师傅请来给大家照毕业相,用来贴在毕业证上,这是我第一次照相,因此小学毕业登记相成为我的第一张照片,不知什么原因,那时班级没有合影。 我们要到离家五里多地的区中学参加全县小学升初中统一考试,并且要前一天晚上去熟悉考场。晚饭后,母亲给了我五角钱,其中三角是第二天早餐和中餐的伙食费,两角是要上交的考务费。到小板中学后,找到老师和同学们,看完考场后,当晚大家就睡在教室的课桌上。因为我们村和我同龄同班的一个孩子的父亲在这个学校当老师,他父亲让我们两人睡在学校办公室过道的乒乓球台上,天亮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身上盖了一条床单。1962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某部班长雷锋因公殉职,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1963年初,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等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3月5日,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向雷锋学习的题词,此后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因此,我们考试的作文题就是《学习雷锋的前前后后》。类似的作文大家写过,所以都觉得不难。考试结束后,与考场走廊里公布的答案大致对了一下,好像没有发现错误。 至此,艰辛与希望并存、苦难与快乐交织的六年小学生活结束了,我告别了前进人民公社杨林小学,告别了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回家等待命运的安排。 2017年10月 于台州绿城玫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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