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天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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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此文纪念第34个教师节
回忆我生命中的几位师尊

教师节前夕,《鸿渐风》公众号向乡友群中的几位老师征稿,公众号发表了几篇回忆老师的文章,也引起我对生命中遇到的一些师尊的回忆。
我生长在农村,过去农村是没有幼儿园的,所以我没有幼儿园的老师。
有印象第一位老师是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姓曾,城关人,大约30岁左右,中等身材。一头齐耳短发。她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和我一般大,但高我们一级。当时她还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女儿,一个老奶奶帮她带孩子,他们一家四口住在一间很小的教师宿舍里。
曾老师对学生十分和气,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我们也非常喜欢她。她讲话很好听,教我们朗读课文时抑扬顿挫,充满感情。至今我还能背诵当时学过的两篇课文。一篇是《秋天来了》“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篇是《下雪了》“昨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地上白了,树上白了,房子上也白了。小朋友们不怕冷,唱着歌儿上学校。”这些课文清新质朴,曾老师领着我们反复朗读,让我们在欣赏文字之美的享受中实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
但让我们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是,曾老师刚被划为右派分子不久,一些高年级的男生编一些侮辱她到顺口溜,在放学的路上大声喊唱,我们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对这些身强力壮调皮捣蛋的大哥哥们连碰都不敢碰一下。
二年级的班主任叫吴云,个子不高,皮肤皙白,戴副眼镜,与那时候流行的大姑娘们都扎两条辫子不同,也是剪一头短发,也是教我们语文课。记忆最深的是勤工俭学剥棉梗皮时发生的一件事,棉梗皮的纤维据说可以织布和造纸,要把棉梗皮从棉梗上剥下来,首先得用镰刀去掉棉梗上的枝枝杈杈使其成为一根光杆,再用铁锤或者棒槌把棉梗锤破,使外面的表皮和里面的梗分离,然后将皮剥下来。因为棉梗越粗,剥下的皮越多,所以我们就挑选一些粗壮的棉梗来锤。有一天,我左手倒提着一根很粗的棉梗,右手握着镰刀,狠劲地朝棉梗上的枝杈砍下去,由于棉梗差不多和我的个子一般高,加上枝杈有点粗,我用力过猛,改变了角度,一下子砍到了我的手掌与食指的关节处,白色的骨头露了出来,顿时鲜血直流,钻心的疼痛。吴老师赶快把我带到她的宿舍里,涂上红药水,用纱布将伤口缠起来。这道伤口过了很长时间才愈合,并且在左手上留下了一道一厘米多宽的伤痕,一直到我参加工作时都十分明显。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还依稀可见一条白线,它成为了当年勤工俭学永不磨灭的印记,也让我永远记住了美丽的吴老师。
三年级班主任郑老师,也是城关人,当时正怀孕,调皮的学生背后叫她“郑大肚”,也编顺口溜取笑她。
四年级班主任是个男老师,姓李,是班上一个女同学的姐夫。
三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正当人们艰难度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家头上。1961年冬季,好像是腊月中旬,总之离春节不远了,我们家失火了,房子和家具以及生活用品在火灾中全部化为灰烬。
老师和同学们知道我们家遭灾后都十分同情,我穿着别人送的极不合身的旧衣服上学,没有一个同学取笑,有的同学还把家里的东西偷偷拿来给我吃。那时因为秋收时放过农忙假,所以寒假只有两周,放假时离春节很近了,我们五年级二班的班主任是一个叫许光清的女老师,她家住在城关西门,丈夫在县城工作,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女孩叫曙光,她让我到她家里去过春节,回家后告诉母亲,母亲不同意,原因一是那时候城里人生活也很艰难,粮食定量很低,多一个人多一张嘴,二是我们家刚遭灾,过年到别人家里去会给人家带来不吉利。我们上六年级时,许老师调走了。那时候很想找到她家里去看看她,但我们上街一般只走到鸿渐关和趟字里,西门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和陌生的地方。鸿渐风乡友群里有不少家住西门的群友,不知有没有认识许光清老师的。
我们小学六年级上学期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王道,他在1957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刚平反摘帽不久。他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语文教得很好,字也写得很漂亮,尤其重视写作文。每当上作文课的时候,他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用毛笔在大白纸上写的一些要点挂在黑板上,甚至写几段,要用哪些关键词语以及怎样突出重点等等都讲得很详细,使我们觉得写作文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只要按他讲的思路写很容易就写好一篇作文了。记得有一次写秋收的作文,王老师把我们带到学校附近的田野里一边观察一边写作,先略写天空、公路的景色,再详写田野风光和地里劳动的人们,用些什么动词形容词,怎么开头怎么结尾等等,他边走边讲,我们边看边记,回到教室,一篇有声有色的作文很快就写成了。我后来的作文成绩不错,与王老师教的方法有很大关系,直到初中写作文,我用了一些小学作文里的句子,老师还在下面划上红线,在旁边批上“写得好!”。
六年级下学期,王老师调走了,来了一位尹老师,尹老师脸上有几颗痘痘,调皮的学生背后叫他“尹麻子”。但尹老师比较温和,很少批评学生。
毕业前夕的一天,尹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看他给我写的毕业鉴定,毕业鉴定把我写得十分优秀,并且比以往成绩单上的“操行评语”要长许多,最后一句是“有时出现自满情绪”,尹老师说,总得写上一条缺点,问我这样行不行,我红着脸低声说:“行”。后来我想,刚上初中时就被老师指定为班长,除了考试成绩外,应该与尹老师的毕业鉴定有很大关系。
我的初中是天门城关中学,初中三年,学校领导和所有教过我课的老师我全部记得,不仅是姓名,而且他们当时的音容笑貌也时时浮现在我面前。
一年级上学期,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刚从华中师范学院毕业的韩崇儒老师,韩老师个子有点高,课教得不错,字也写得很漂亮,但只教了一个学期就调走了。去年初,在澳洲雪梨子公众号上看到一篇署名秋沁菏池的《由代客车说开去》的文章,从中看出作者是岳口人,曾在城关中学任过教,从年代推算,很有可能是韩老师。后在雪梨子群里一打听,果然就是。
韩老师年已八旬,仍笔耕不辍,这几年在《雪梨子》和《鸿渐风》等发表了不少高水平的作品,并积极与群友们互动,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后来的语文老师杨志雄也是华师毕业的,英俊潇洒很有才气,二年级下学期,我们的班主任被抽调到省教育厅编写耕读中学教材,他还代理了我们一个学期的班主任。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错,但有一次期中考试差点不及格,那是期中考试后第二天,我从语文教研室门口经过,杨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把我的语文试卷找出来摊开在我面前,问我的作文是怎么写的,试卷的题目是《贫下中农风格赞》,我没有很好地审题,用很大篇幅写了一个贫农解放前的生活经历。杨老师说,你的作文完全离题了,题目要求是赞扬贫下中农,而你写的是贫下中农解放前的痛苦生活。作文占40分,由于文不对题,老师只给了10分,幸好阅读部分错的不多,否则就会不及格了。放暑假的时候,杨老师还把我叫到他的宿舍,让我从他的书架上挑几本书回家看。
最令人难忘的是毛汉生老师,为响应《鸿渐风》关于撰写城关中学回忆录的倡议,我写了《回忆恩师毛汉生》,《鸿渐风》发表后,被《天门文艺》公众号转载,我发在《大天门论坛》后又被天门文联双月刊杂志《竟陵风》采用。读者留言总共一百余条,可见毛老师在家乡人中的影响。
今天是教师节,谨以此文献给我生命中的各位恩师,感谢你们为我传道授业解惑,教育我长大成人。同时祝愿各位曾任和现任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2019年9月10日  于台州绿城玫瑰园

勘探队的故事(三)

文/ 天门山


    倒霉到沈师傅
    

    沈师傅是队上一名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员,为人和善,乐于助人,很逗人喜欢。那时候,不仅勘探技术落后,而且装备也很差,一个队只有四台车,驾驶员是技术工种,大家既羡慕又尊敬,不像现在,一个队大小车辆二三十台,司机只是个普通工人。
    大家尊敬沈师傅,沈师傅也体谅大家,每当出工或是完井后搬家,他都把车开到离目的地最近的地方,让人抬肩扛的我们尽量少走点路,感觉轻松一点,因此大家都说沈师傅是个大好人。俗话说,好人有好报,但有一天,沈师傅却接连碰上了几桩倒霉事。
    这天早上出工时,沈师傅负责送我们钻井二班到工地,汽车在公路上走了二十公里左右,见到了离公路几里地的施工排列旗,本来这时候沈师傅可以把车停下来,让我们把钻具卸下来,用人工搬到井位上去的,但他看到公路下边的村庄后面有一条土路,汽车勉强可以过去,就打算再送我们一段路。我们站在车上,汽车拐弯下了公路,朝打井的方向开去,这时候,没想到的事发生了。农民家的一只小猪突然从小树丛中窜出来,钻到汽车底下被汽车轧死了。沈师傅立即将车停下来,村民听到小猪的惨叫,也从家里跑出来。发生了这种事情,扯皮是少不了的。我们责怪小猪的主人没有拴好小猪,让小猪随便乱跑。小猪的主人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字:赔。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那时听说汽车轧死狗和鸡是不用赔的,但轧死猪和鸭是必须赔的,所以问题转到赔偿数额上。小猪的主人一口咬定要赔10元,一分也不能少,村民们也跟着帮腔,扬言不给钱就不让走。沈师傅只好从工作服口袋里掏钱,但口袋里只有5元钱,他向两个人借了5元,说晚上回去就还,然后招呼我们上车,将车开到井位附近。
    我们都觉得沈师傅有点冤,因为那只小猪根本不值10元钱。那时候他一个月的工资加上野外津贴也不到50元,这样的费用又不能报销,沈师傅只有自认倒霉。
    将钻井班送到工地后,沈师傅要返回队上和炊事员一起给工地的人送午饭。这天天气特别冷,当把一口井打完后,我们卸下钻杆,放倒井架,圈好水泵皮管,各自端着冰凉的饭菜,到避风的水沟里、坟堆旁迅速吃完饭。饭后,沈师傅用车帮我们将钻具搬到下一个井位附近。等到井架立起来,准备开钻时,由于气温低,加上吃饭耽误了一会,水泵冻上了摇不动,有的钻杆里面水没有空出来也结冰了,唯一的办法是用火烤。沈师傅看到大家都忙着开钻准备,就自告奋勇地帮忙去找烤火的燃料。当他到附近生产队的禾场里准备抱稻草时,突然从稻草堆旁边窜出一条狗,朝他腿上咬了一口。沈师傅赶紧抱起稻草就跑,好在只是棉裤被撕开了一道口子,腿没有被咬伤,大家一方面感谢沈师傅帮助找来了烤火的稻草,一方面感慨沈师傅真倒霉。
    晚上,沈师傅向司机班的同事讲了当天发生的事情,一个师傅说,狗咬了最好找医生看看,消消毒。沈师傅听从同事的建议,向医务室走去。医务室在学校老师办公室那边的第一栋平房,第一间是队部办公室,接着两间是女职工宿舍,再过去才是医务室。一个宜昌医专毕业的医生和一个武汉卫校毕业的护士,他们也是分来不久,白天出工顶班劳动,晚上收工后给大家看病。在队部办公室门口的墙上,挂着一个绿色的方形铁皮邮箱,邮箱差不多一人高,大家有事经过时都会绕开邮箱,以免碰头。不知是天太黑的缘故,还是沈师傅大意了,当他低着头向医务室走去时,忘记了邮箱的存在,一头撞到邮箱上,邮箱下面坚硬的棱角将他的额头撞得鲜血直流,本来准备去医务室看腿的只好改作包扎额头了。第二天早上,当大家看到沈师傅额头上一块正方形白色纱布时,都表示关切,沈师傅只是“嘿嘿”一笑来回答大家。
 

我 和 “弟 弟”

文苑 2018-10-31 阅读 2.3万 回复 7




我 和 “弟 弟” 文/ 李 智

普天下弟弟对哥哥不喊“哥哥”而是直呼其名的可能不少,而对弟弟不直呼其名,却直接喊“弟弟”的可能不多,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不是我的亲弟弟。
我的老家住在县城的官路街上,和“弟弟”的家门对门。他姓郭,我姓李,既不同父,也不同母,我们却是如亲兄弟般的哥哥和弟弟。
听老辈们讲,我的这个“弟弟”原本有一个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叫满堂,可是老郭家的这个头龙长子从小体弱多病。当我出生之后,为了他好养活(可能是一种“迷信”吧)老郭家就让自己的儿子满堂拜给(ji)我妈妈为“干妈”。即便是这样还是没有挽留住他的生命,等不到我会喊他“哥哥”的时候,他就因病早早地走了。
后来,他的母亲为他生了一个比我小10个月的亲弟弟——也就是我的这个“弟弟”。因为他的亲哥哥走了,我就成了他的“哥哥”;而我的亲弟弟还没有到来,他便成了我的第一个“弟弟”。我是“大哥”,“弟弟”自然成了二哥(后来都喊成“小哥”)。从此,我们两家就如同一家人。
往后的日子里,两家的兄弟姐妹的称呼都是按我们的顺序排列的。“弟弟”家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于是就有了“大哥、小哥、三哥······”,“大姐、小姐、三姐。四姐·····”的称呼。在外人看来这两家人就是一家子。
小的时候,我和“弟弟”总是形影不离。他叫我“哥哥”,我喊他“弟弟”,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叫喊着,久而久之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小学一至三年级时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在家里是这样在叫,在外面也同样是这样喊。
初中三年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同级不同班,他是4班,我是5班。在家里是这样在喊,在学校里也同样是这样叫。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他招工到武汉某厂当了工人,我入伍到河南某部成为战士。在来往的通信中也同样是以“哥哥”、“弟弟”来称呼。即使是在信封上不得不写上对方名字的时候,也一定要在名字后面加上“哥哥”和“弟弟”的称呼,从不例外。
1972年春节,我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他也从工厂回家过年,我们见面时还是用“哥哥”和“弟弟”来相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转业回了地方,他却随工厂辗转到了钟祥的某山区。后来,我们又先后各自成家、又在同一年上了大学。这期间,我们忙于家事、学习和工作,联系的比过去少了许多,但我们始终都记挂着对方。
2007年7月26日,我到武汉参加战友联谊会,中午我打电话告诉了“弟弟”。听说我要来,他高兴的不得了,从电话里都能感觉到他的那份激动。他驾车从沌口一外资企业(任副老总)赶了过来。一定要接我到他家去
我们有好久没有见面了,一见面就不由自主地拥抱了起来,我们还是以“哥哥”、“弟弟”相称,只不过是不约而同的在称呼的前面加了一个“老”字。他喊我“老哥哥”,我叫他“老弟弟”。由于战友们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没有机会到他家去,便留他陪我吃了一顿午餐。
每到逢年过节,我们在电话中和短信里也是以“老哥哥”和“老弟弟” 来相互称呼。
去年清明节,我们相约回到天门老家,见了面虽然免不了吃饭、拉家常和互致问候,但最不会忘记的还是见面时“老哥哥”和“老弟弟” 的称呼。
晚饭后,他一定要亲自送我回家,并要看望我的父亲,还带来了价值不菲的礼品,显然是有备而来。这是我们六十多年兄弟情感中的唯一的一次“物化”,并且还是为了看望老人。
临别时,我们还是以“老哥哥,再见!”和“老弟弟,再见!”作为最好的告别语。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任何可以“物化”的东西都有价可沽,唯有永恒不变的“哥哥”和“弟弟” 的相互称呼才能体现我们兄弟的情谊无价。
这生我们是“哥哥、弟弟”; 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愿做兄弟。

回忆恩师毛汉生

文苑 2018-10-22 阅读 2.5万 回复 31




回忆恩师毛汉生
文/ 天门山
1963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了天门城关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不久,带着家人好不容易筹集到的13元钱(其中报名费12.5元,米饭加工费0.5元)和一床被子两件衣服以及大米、咸菜,经东门堤街、绕东湖西岸、过北门照墙街,终于找到了城关中学所在地。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最远的地方,一段并不太远的路程,当时感觉走了好长时间。 到教导处报到后,知道自己分在五班,班主任叫毛汉生,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来的教室,一见到毛老师,老师就说:“你是张道柱吧,杨林口的。”我说:“是的。”但觉得很奇怪,老师从没见过我,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后面又进来一个女生,毛老师说:“彭市的彭小华来了,我们班还有一个叫彭振华的,还有好几个叫华的。”一下子说了好几个名字带华的同学。下课后,大家都说老师怎么全班五十个新生都认识,有同学说,老师是看了我们小学毕业的登记表,上面有照片,记住了我们的相貌和名字,大家都十分惊讶毛老师超强的记忆力。 毛老师中等身材,皮肤黝黑,额头有点高,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差不多三十岁的样子(后来才知道当时只有24岁)。由于大家都不熟悉,老师指定了班委会成员,宣布了作息时间和一些纪律,我们的初中生活就正式开始了。 那时候学校可以给那些交不起伙食费的同学代蒸饭,就是学生自己把米带到学校,装在自己的陶土钵或是搪瓷缸里,到时候交到食堂,放到大木甑里和食堂的钵饭一起蒸,一次只收2分钱,菜则是自己带的咸菜,一般是腌萝卜条和豆豉,这样每天只需4分钱,早餐吃自己带的干粮或是不吃。毛老师把这些都看到眼里,记在心头,为家庭困难的同学确定了助学金。两周后,助学金批下来了,班上一个孤儿为特等,每月8元,一个父亲去世的甲等,每月5元,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为乙等,每月4元,还有几个3元的为丙等,这样,我每月只要交3.5元就可以和大家一起吃食堂的饭了。 时间一长,我们对毛老师逐渐有了了解,毛老师老家在咸宁汀泗桥,这里曾经是北伐战争中一个著名战役的发生地。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一直没有回家。毛老师还有一个姐姐,姐弟俩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吃过很多苦。1962年,他从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因为成绩优秀表现突出,本来应该是留校工作或是上研究生的,但遇到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被充实到基层教学。毛老师和母亲一起住在学校分配的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平房里,他的母亲年事已高,裹着小脚,对大家很热情,我们都叫她“毛婆”。他们生活十分简朴,经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我们一年级时,毛老师上课前总要向数学教研组的一个老师借一件蓝色咔叽布中山装穿,上完课还回去。 一次,毛老师要回老家迁移母亲的户口,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为了节省路费和时间,他向别人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咸宁老家,来回四百多公里,这在当今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当年就发生在我们的老师身上。毛老师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深刻影响着同学们。 毛老师教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课教得很好,他讲课总是深入浅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循序渐进,重点突出,一般都在下课铃响前五分钟左右结束讲课,从不拖堂。因此,我们班的数学总体水平一直领先全年级。 上课提问时,如果答对了,他就很高兴,说声:“好!坐下。” 谁要是回答错了,他的脸就黑得像包公一样,纠正完后,狠狠地说一声“坐下!”如果有谁精力不集中或是讲小话,他就会将粉笔头向那个同学的桌子上使劲砸去,大家都吓得噤若寒蝉。 一次上课时,毛老师发现一个同学在偷偷地看课外书,十分生气,立即把他叫起来回答问题,当时好像在讲一道几何计算题,这个同学站起来后说:先画一个圆,毛老师以为这个同学根本做不出来,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很夸张的圆,这个同学又说,再画一个圆,毛老师在旁边画了一个很小的圆,然后通过圆的切线的原理做出了这道题,没想到毛老师像个小孩子一样,一下子转怒为喜,高兴地说:太好了,还没有见到这样的解题思路,完全忘记了批评那个不遵守课堂纪律的同学。下课后,他回到数学教研组,将这道题的解题方法说给其他老师听,这些老师也说没想到这道题还可以这样做,都说毛老师教的学生思路开阔。 毛老师数学教得好几乎是众口一词,我内人是城关中学1972年两年制首届高中毕业生,她说毛老师曾经也教过他们一个学期的数学,记得有一次她因事三天没上学,回校后放学时,毛老师把她留下来,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讲完了三节课的内容,然后出了两道题她做对了,毛老师说,行了,你的课跟上了。 毛老师不只是注重他教的数学,而且对其他课程也要求我们都要学好。那时候,同学中流传着“代数代数,撕了再做;俄文俄文,真是磨人”的顺口溜,对于一些在农村出生长大的孩子,要学好外语,的确有点难度。毛老师经常利用早自习时间,来的班上,给我们讲俄语,带领大家朗读课文,把他学俄语记单词的经验教给大家。还有化学有些同学也觉得有点难,那时每周两节化学课,当天晚自习一般都有化学作业,有时候毛老师也来到班上,对大家进行辅导,指导同学们完成化学作业。 毛老师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十分关心,既是严师又似兄长,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杨韬是一个孤儿,助学金除了交伙食费外,每月还剩几角钱,毛老师给他攒着作为零花钱,需要用的时候再给他,从不让他多花一分钱。当时城关中学是县重点初中,面向全县择优招生,我们那届在多宝区只招了吴兴顺一个学生,吴兴顺在班上年纪最小,数学成绩特别好,大家都叫他“小神童”,但他生活自理能力不够强,毛老师对他特别关照,呵护有加。由于离家远,星期天回不了家,他父亲往往隔一段时间来学校看他,将生活费交给毛老师替他管理。有时到了月初,他父亲没来得及送生活费,毛老师总能及时发现,并把他带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那时候,由于家庭困难上不起学和中途退学的现象并不鲜见,我们小学就有一个同学考上了城关中学,因家庭困难没有到校报到。二年级开学后,少了四个同学,升三年级时,又有两个同学退学了。毛老师对那些辍学的同学十分痛心,亲自上门做家长的工作,尽最大努力动员他们回校学习。班上有一个叫何千斌的同学,学习刻苦,成绩很好,但由于父亲去世,弟妹又小,家里缺少劳动力,尽管有比较高的助学金,但上了一年还是要退学,毛老师步行近三十里到小板张岭去做工作,但生产队以他们家没有男劳动力,超支太多为由,不同意他上学。几天后,他又第二次到张岭,在路上遇到下雨,毛老师衣服湿透,光着脚提着鞋来到何千斌家里,并跟大队干部做工作,但仍然无济于事,最终还是辍学了。何千斌通过自学当上了民办老师,后又经毛老师推荐,到教师进修学校学习,转为公办教师,还当上了中学校长,获得了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 张厚荣同学住在郊区,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她中晚餐回家吃饭,晚自习后住在学校,经常不吃早餐。一次学校体检,发现营养不良,肝大三公分,毛老师立即为她争取到每月两元助学金,让她吃上了早餐。为了表示感谢,暑假的时候,张厚荣的父亲从地里摘了几个甜瓜要她给毛老师母子送去,走的时候,毛老师买了一袋锅盔给她带回家。她父亲感动地说:“毛老师这个人真好,那几个甜瓜还换不来这么多锅盔呢。” 只要有家长来学校看望孩子,毛老师都要亲自接待,有时还帮助买饭,安排住宿。一个同学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83年,他见到毛老师,毛老师说:“前几年你吃了不少苦,我都知道。”当时这个同学感动得热泪盈眶,离开学校十多年,老师还关注着自己的学生,这个同学至今想起来都激动不已。那时候,学校每年夏收和秋收时节,都要放农忙假,时间一般两周,农村的孩子回家参加生产,城里的学生由老师带队到附近农村劳动。劳动时,毛老师不怕脏、不怕累,为同学们做出表率。夏收的时候,他戴着草帽,挽起裤子,和社员们一起挑麦草头,如果不吭声,根本看不出他与当地农民有什么区别。收工后,他还要一家家问同学们累不累,吃住安排得怎么样。 三年级下学期,毛老师被任命为教导处副主任,但还兼任我们的班主任并教数学课,这一年他才二十七岁。我们毕业离开学校后,毛老师先后担任教导主任、副校长,后来又任竟陵中学校长。在《竟陵高级中学校史简介》中,关于毛老师,有这样两段话: “1982年,副校长毛汉生主持工作,提出“苦战一年,振兴竟中”的口号。通过一年的奋斗,金秋硕果累累。1983年高考揭晓,大专上线105人,尤其是文科班升学率以绝对优势位居全县榜首,理科协调发展声名远播。一批考生,叩开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的校门,学校因此荣获县政府授予的“高考优胜红旗”。 “1984年,学校收归县管。毛汉生任校长,1984—1988年高考连续过百关,多次在天门县(市)和原荆州地区高中教育工作会上作典型经验介绍。特别是1984年,学校高考再创辉煌,全校大专上线154人,总数、升学率名列全市第二,跻身原荆州地区八强行列,真可谓雄视荆楚,领尽风骚。” 这是竟陵中学的巅峰时期,也是毛老师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时期,毛老师对天门教育事业的贡献深深留在了竟陵中学师生心中。 毛老师不论学生家庭背景如何,成绩好坏,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他的影响下,我们班的同学和睦相处,亲如兄弟姐妹。几十年来,大家只要聚在一起,都要谈论毛老师,每个人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和恩师相处的故事。1996年11月,竟陵中学举办建校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回到母校,目的就是想见到恩师,但老师因病没能参加,大家感到十分遗憾。后来,只好由一个同学执笔,给毛老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同学们签上自己的名字寄给了恩师。 初中三年,正是我们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关键时期,也是我们的“三观”形成时期,五十多个同学,五十多年岁月,离开学校后,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奉献,有的成为单位的骨干、担任基层领导,有的生活艰辛、命运坎坷,虽然没有人大红大紫,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是也没有一个同学受到过党纪政纪处分,更没有一个出现违法乱纪的行为,应该说这与毛老师的谆谆教导和以身示范是分不开的。 1986年8月,毛老师因故调到十堰市东风汽车公司,在教育培训部担任教研室主任直到退休。退休后,与在武汉工作的子女们生活在一起,安享晚年。 一个人一生中认识的人无数,能一辈子记住的不多,毛汉生老师是我永志难忘的恩师。他积极要求进步、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厚道真诚成为我心中的偶像并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8年9月20日 于浙江台州绿城玫瑰园

鲊辣巴子

文苑 2018-10-13 阅读 4.2万 回复 24




鲊辣巴子

文/ 甘礼俊
鲊辣巴子是天门大多家庭必备的家常菜,小时候经常看见母亲做鲊辣巴子:先把大米磨成稍粗一点粉子,再把买回来的青辣椒剁成小块,加入食盐与米粉子一起和匀,为了好看,再配点红辣椒,放进坛子里压实,腌渍三到五天,再拿出来用油炕熟,加点大蒜或者香葱翻炒一下就可食用。不仅可以鲊辣椒,各种蔬菜都可以鲊,比方罗卜,冬瓜,茄子,藕巴子等等。制作腌菜,一定要确保干净卫生,否则容易发酸、变质,就不好吃了。如果装在有荷叶边的坛子里,盖子周围保持有水着,腌一年也不会坏,而且味道更香。 在家乡天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每逢蔬菜旺季时,乘价格低廉时多买些回来进行腌制,那时没有反季节蔬菜,肉、鱼、蛋等食品都要计划供应,不能随便买到,只能以瓜果蔬菜为主。受季节限制,每年春季,蔬菜才开始下种,冬季可以储存的大路菜已经吃完,正是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各种腌菜都派上用场,什么盐菜(雪里蕻)、洋姜、豆豉等等成为当家的主菜。 在我们几个小孩中,腌菜做得最好吃的是有个叫梅生他妈妈做的,特别是他家的萝卜鲊辣巴子,好吃是大家公认的。每我们在一起吃饭时,他端来的碗里的腌菜一下子就没有了,马上只剩下光饭,他又回去夹菜。他妈妈觉得奇怪,怎么饭没动,菜却吃得精光,后来梅生就如实告知实情,他妈妈知道我们大伙都喜欢吃她做的罗卜鲊辣巴子后,每次吃饭总是给他换个大碗,并在他碗里故意多夹点带出来分给我们吃,直到现在我还怀念这位儿时的朋友和他的妈妈。 虽然现在也能吃到鲜辣巴子,却没有那个时代的乐趣。在那个年代,邻里之间是和睦的,友善的,今天你找我家借点米,明天我到你家借个凳……,相互帮助是不需要用金钱作交易的,也不需要互相宴请,别说大鱼大肉。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鲜辣巴子,也能架起街坊之间友谊桥梁。 童年的这种友谊是天真的,纯结的,也是永恒的。

难 忘 “知 青”岁 月

文苑 2018-06-17 阅读 2.4万 回复 38




难 忘 “知 青”岁 月
近几年,社会上出现了“知青”热,听说今年还要开展纪念“知青下乡”多少周年的活动,作为曾经的“回乡知青”,我也来凑个热闹。
1966年7月,我初中毕业回到家里,由于毕业时升学考试为“推荐与选拔相结合”所代替,因此不知道自己的去向如何,只好一边参加生产队劳动,一边等待命运的安排。9月下旬,我收到了江汉石油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进行了入学体检,后被告知油田刚刚建立,学校还在筹建中,故决定延期一年入学,这样我就成了一名回乡知识青年当上了农民。 由于我个子比较瘦小,又是刚参加农业生产,所以生产队长就安排我和妇女们一起劳动,并且确定为六分工。那时候,生产队分配农活都是按男女分别安排的,每天早上,队长站在村中间的堤上,手持白铁皮做的喇叭大声喊叫:出工啦,今天男将干什么,女将干什么,有些特殊的活路就直接点名安排。男劳动力一般干比较重的和带一点技术含量的农活,比如挑粪挑水、挑麦草头、防洪抗旱以及犁地、治虫、外出修水利等等,女劳动力一般干一些相对轻松一点的农活,如锄草、间苗、割麦、送肥、摘棉花等等。男劳力一般干一天十分工,有时因活路太重或者干的时间过长,就酌情加分,如活路不重或是收工过早就不到十分,妇女一般每天八分工。 开始几天,我和妈妈一起出工,干活时我都在妈妈旁边。锄草时,一大帮人在一块地里一字排开,两人一厢一边锄一边往前走,先锄到头了的就可以坐在田头休息一会,等大家锄完了再转头锄下一厢地。妈妈一边教我如何握紧锄头站好位,一边锄宽一点,给我留少一点,以免我落在别人后面。给芝麻、高梁、粟子间苗时,也是妈妈教我如何留大除小留强拔弱,怎样控制间距。锄草的时间长了,胳膊和腰腿很痛,而间苗、拔草要一直蹲着往前挪,时间长了,腰腿很难受,特别想站起来喘口气,但无论怎样难受,都得忍耐,因为大家都蹲着,一个人站起来很显眼,别人看到了就会认为你怕苦怕累。不久,一些农活我基本上掌握了,腰腿也不怎么痛了,再也不用跟在妈妈旁边干活了。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三五十个女人在一起干活,可想而知会是一种什么情景。队长喊出工后,人们拿着工具陆陆续续从家里出来朝地里走去,这时候,那些一二十岁的女孩子、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以及五六十岁的大妈们很自然就走到一起了。到地里后,女孩子们一般都不怎么说话,即使说话,也是两两相互交流,声音很低,不知在嘀咕什么。老人们多是谈儿女婚事、家庭开支和互相诉说一些烦心事,一般声音也不大。那些中年妇女们就不一样了,她们仗着活路熟练精力充沛而成为最活跃的一群人。她们叽叽喳喳毫无顾忌,话题十分广泛,内容不着边际,从娘家说到婆家,从丈夫说到孩子,从做菜说到吃饭,从亲友说到仇人,甚至连夫妻之事也拿来互相取乐,并且语言十分粗俗,全然不顾还有我这个童男子和一些未婚的女孩子在场。只要路边有外村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经过,她们的话题就会转向路过的人,从长相到身世,从家人到家境,都要议论一番 ,因为她们都是各村嫁过来的,所以,只要一人牵头,众人补充,很快就会把一个人的三亲六眷甚至祖宗八代都搞得清清楚楚,虽然她们东扯西拉说笑逗闹,但动作麻利手里的活一点也不耽误。 冬季农闲季节到来了,妇女们在家里选棉种、积肥和修补小沟渠。男劳动力按惯例都外出上水利了,这一年是全县统一修筑天南长渠,冬播过后,全队男劳动力离开家乡,前往天门西边的多宝区,县里将修渠的任务分配到区里,然后逐级分解到各生产队,完成任务经验收合格就可以回家过年。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队的进度落后了,眼看春节越来越近,一些兄弟队即将完成任务打道回府,而我们队起码还有半个月左右的工作量,队长着急了,回到村里,要求未婚女青年全部上工地,我也不例外。刚好队里有两个年纪大的人回来运白菜和大米,队长就安排我随船到工地。我带上箢箕扁担和铁锹以及一床棉被,还有妈妈为我准备的干粮和咸菜,和两位老人一起轮换划船,经过一晚上第二天中午到了住地。回想两年前我们坐轮船到多宝采摘棉花时的高兴劲,我们对多宝的茅草房子和茂密竹林的好奇心,这次感觉一切都那么索然无味。我们队里的人住在几户人家的堂屋里,地上铺着厚厚的稻草,两人睡一套铺盖,一人出盖的,一人出垫的,头对脚睡觉,我是后来的没人搭伙,只好用一床被子裹着睡觉。 第二天天蒙蒙亮,大家就起床了,我用开水冲了一碗炒米粉算是早餐,然后带上工具步行两三里来到工地,工地上红旗招展热火朝天,一片繁忙景象,那些白底红字的大标语,每个字足有一米见方。渠道比想象中的大多了,简直就是一条人工河,由于接近完工,人们要从河底把土挑到堤顶,将近十米高,加上河底都冒水了,人们挑着稀泥巴,一步一步往上攀登,一些湿滑的地方垫着稻草和搁着竹排。挖河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河浅堤矮坡平,相对轻松一些,越往后,河不断加深,堤也逐渐升高,坡也越来越陡,施工难度和劳动强度也就越来越大,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工地。虽然我在过去的劳动中也挑过担子,但无论是修沟渠还是给自留地挑粪挑水,那大多是在平地上行走,而且速度可以自己控制,这次却要挑着七八十斤重的担子一步一步向上爬,还要担心滑倒,几趟下来,我就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一个取土点只有一上一下两条单行路,你不但不能停下来休息,而且脚步也不能放慢,否则就会挡住后面的人前行。我咬紧牙关弯腰曲背,一直坚持到队长宣布休息。终于等到送来了午饭,午饭是大米饭和水煮大白菜,我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但由于太累,反而吃不下,大人们劝我再吃不下也得吃饱,不然下午会更饿更累。由于要赶工期,下午一直干到天黑为止,回到住地,全身像散架了一般,吃完晚饭,简单洗一下,倒头便睡。 艰苦的日子尽管难熬,但也会有尽头。大概十天左右,我们队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回去的时候,听说要经过渔薪区杨场公社,我有两个初中同学下乡插队在杨场公社万年大队,其中一个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将工具行李放到船上托人带回家,顺便去看望好朋友。 找到同学插队的地方时已近黄昏,虽然分别不到半年,但这半年我们经历了很多,见面时百感交集。他们是1966年的第一批城镇下乡知青,一个生产队十个人,住在几户农民家里,自己起火做饭,参加生产队劳动和社员一样记工分,比起回乡知青,他们生活更不容易。在同学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他们回到家里。 由于我经受了水利工地的锻炼,过完春节再出工时,队长让我和男劳力一起干活了,工分为八分,从此我离开了“女人国”。 和男人们一起干活,虽然有些活路要重一些,但比和女人们一起干活要自由放松很多,并且男人们干活时一般都不讲话,只是在休息的时候谈谈气候、收成以及到集市卖菜的见闻等等,年轻人则谈论从广播里听来的国内外大事和城里的“文革”。他们很少家长里短议论别人,只有夏收时在禾场和女人们一起干活的时候那些中年男女才会互相挑逗,开一些极其下流的玩笑甚至动手动脚。 8月中旬,我收到了入学的通知,9月上旬到沙洋八十八号信箱也就是五七厂地调分校报到,不久转入潜江分校,住进了潜江展览馆。在学校生活半年多后,1968年4月中旬,潜江造反派组织与潜江农垦系统和五七厂的造反派组织发生武斗,我们只好离开学校回到家里。回家的第二天,我又接着当农民,和社员们一道出工了。不久收到学校来信,大意是潜江造反派组织占领了展览馆,学生的行李已撤到五七厂总部,何时到校,等候通知。 一个月后进入夏收,夏收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农活最繁重的时候,为了抢天气,大家起早贪黑,轮到脱粒机到我们队上时,还要轮流值班干通宵。由于我在夏收中劳动积极,割麦子、挑麦草头、打麦子都和大家一样干,因此夏收结束后,我的工分再也不打折了,终于成为了一个全劳动力。 我的家乡是集中产棉区,因此,一些连片的好地都用来种棉花,每年秋末冬初收完棉花拔掉棉梗后,就播种小麦,第二年四月初,在小麦中套种棉花,六月初,小麦成熟收割后,棉花苗就露出来了,从此,人们就将大量的精力用来侍候棉花了。从经常性的锄草、施肥、治虫到一次性的打老叶、除营养枝、掐顶心,我都干过,特别是遇到旱涝灾害,还要夜以继日地抗旱排涝。终于等到可以摘棉花了,妇女们每天围上兜兜,顶着烈日在地里采摘棉花,或是连壳把棉花摘回家,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剥棉花,男人们则负责晒棉花收棉花卖棉花。 在种植棉花的过程中,我最害怕的是一头一尾的播棉种和扯棉梗。四月初,天渐渐热起来了,小麦也长高抽穗了,人们要在麦地窄小的行道里按规定的间距弯腰点下棉籽。我将棉籽装进豆篓子里系在腰间,一手拿铲子,一手拿标尺,先在麦行里放好标尺,对着记号挖坑,然后每个坑里放两到三颗棉籽,再用土将棉籽埋上,大约种上十窝左右,标尺到头了,迅速拖动标尺,继续往前。密不透风的麦地里太阳一晒,犹如蒸笼一般,种棉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脸上的汗珠一个劲地往下滴,腰部钻心地疼痛,实在受不了站起来踹口气,看到别人都干到前面去了,自己更不能懈怠,必须咬紧牙关拼命赶上。好不容易到头了,那些干得快的人坐在田埂上已经休息好了,又要转入下一行了,我只能踹口气接着干下去。 棉花基本采摘完后,要冬播了,地里的棉梗要扯起来运走,扯棉梗时一只手抓住棉梗的中间,另一只手用棉梗钩子勾住棉梗的根部,然后用力将棉梗拔起来。每人一厢地四行,一边扯一边摆放整齐以便捆扎。扯棉梗既要弯腰又要用力,还要防止棉花壳的尖刺和棉梗枝条划伤脸部和胳膊,否则汗水流过会觉得生痛。土壤松软一点的还好,要是遇到板结的地块就更要命,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不说,甚至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当然对于那些长期务农的人来说,只不过比平时稍累一些而已。那几年,每家都按人口分有自留地,自留地主要是用来种蔬菜,所以我学会了使牛犁田耙地,学会了培沟整田,学会了种四季蔬菜。只要不下雨,每天收工后都要抓紧时间到自留地里下种栽苗、治虫除草,给蔬菜浇粪浇水。蔬菜长好后,除自家食用外,就是到集市上出售。 地里的黄瓜、茄子、豆角、辣椒和蒜苗收得比较少,就用竹蔑篓子提着或是挑着去卖。赶集要早,最好在天刚亮的时候到达菜市场,天亮后及时卖完赶回来出工,否则就会按迟到的时间扣工分。夏天的冬瓜,冬天的白菜属于大宗货,装在脚篮里一担一百多斤,这就要事先约好几家一起用船运到城里去卖。夏天上半夜比较热,我们干脆在晚饭前摘好冬瓜装船,天黑后,就用船把冬瓜送到城里,夏天河面上凉风习习,甚是惬意,我们一边轮换划船一边讲笑话,很快就到了菜市场的码头,等睡到天蒙蒙亮,就起来把冬瓜挑上岸占好位置。冬天天气冷,晚饭前白菜装船后停在河边,到第二天拂晓,把大家叫起来,留两个人轮流划船,其他人在堤上走,这样大家就都不会冷了。我们都是卖完菜后才有钱吃早餐,要是整担卖给菜贩子或是单位的食堂就快一些,当然价钱要低一点。更多的则是零卖,零卖称秤算账找钱比较麻烦,而且要很长时间,有时甚至一个上午才能卖完。早餐一般是一碗面条四个小肉包子,两角两分钱四两粮票。那时候白菜一角钱四到五斤,冬瓜一斤一分多一点。记得有一次冬瓜很不好卖,一直到九点多了只卖了不到两个,再下去没有人买了,我饥肠辘辘,有气无力地挑着冬瓜沿街叫卖,最后八厘钱一斤都没有人要,只好挑回家喂猪,并且早餐午餐一起吃了,上午的工分也泡汤了。
8月中旬,再次收到入学通知,9月初,来到五七厂总部,学校因故撤销,学生全部转为学徒工,从此我离开农村当上了石油工人。与那些远离父母条件艰苦下乡时间漫长的城镇下乡知青相比,我是幸运的。十八个月的回乡知青经历,磨炼了我的意志,丰富了我的人生,它使我对农村农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成为我一生中难以磨灭的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8年5月 于浙江台州绿城玫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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