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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第一次回家过年

文苑 2019-01-31 阅读 1.9万回复 7

干干净净

记第一次回家过年小小又到了一年一度回家过年的时候了，人们又开始忙着迁徏。我的老家天门市位于湖北省中部，江江平原腹地，与省会城市武汉直线距离只有一百多千米。现在交通便利，从武汉开车二个多小时就到天门了，如果在汉口坐动车，再转公交车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可以做到说走就走，没有后顾之虑。但是，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次回家过年的经历，回想起来真叫人寒心。时间拨回到一九七O年七月中旬。一纸招工通知书把我们这一批下放的部分知识青年招工上来，而且还是招进了省城武汉。由农民(好听的说法是知识青年)转变成工人。光荣啊!，那个时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仅有政治上的荣耀，而且觉得有一个可以永久能端着的"铁饭碗"了。第一批招工的是重工企业，都是工作很辛苦的岗位。政府按招工单位应招人数统一划分招工范围，进什么单位全凭机遇，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哪有什么理想，更不可能有个人的意愿，我们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搬。能招工上来就谢天谢地了。我们三百多人一起被分配到了当时长江航运公司所属的青山船厂，这个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的重点工程之一，选址时要求远离市区，便于发展，于是就选在了青山镇下游二公里处，从版图上看地处武汉市的东北角，倚靠长江，面对天兴洲，夹在汉口至阳逻之间，离武昌城区20余公里。原先是比较荒凉地方，交通极为不便，俗称武汉的“西伯利亚"。转眼半年过去了，春节就在眼前。到了外地职工可请探亲假的时候了，我们归心似箭，纷纷办好相应的请假手续，兑换好省流通粮票，第一次准备回家过年。按国家规定，家在外地的职工每年有十二天的探亲假，人事部门根据远近再适当的增加路途时间。衡量外地职工标准是当天回家后能否当天返回到工作的单位，那个年代，我们回天门一趟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除了时间上假难请，车票难买，还有更重要的是没有钞票。可怜的一点工资吃饭都不夠。虽说一张车票只要4元2角钱(后来走汉川后降为3.9元)，可是回去一趟包括市内交通，来回差不多要用半个月的工资，那时候从汉口到上海坐轮船的五等舱也才2元6角钱，而且可以享受船上配有的淋浴室，阅览室，乒乓球室，吃饭也不用粮票，还可欣赏沿岸风光，比坐汽车舒服。如果是春节回家，也是一票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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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是枯水季节，汉北河不能走船，武汉到天门唯一的交通就是汉口新华路长途汽车站的班车，每天两班，分别是上午六点半和八点半发车，春节期间加一个台班，全部运能只有一百三十五人。 70年招工后，天门的知青被招到武汉工作的人不少，一下子都集中在春节前一丶二天回家，加上部队转业的，探亲的，大学生放假的，能买到一张长途汽车票，比登天还难。车票是提前一天在车站售票窗口开始发售，开售时间是早上6点。如果从青山船厂早晨5点半出门，步行25分钟到青山镇轮渡码头，乘最早的六点钟的第一班船，到汉口粤汉码头是7点40分(上水慢20分钟)，步行上岸再转30路公交车，到新华路车站已是9点多钟了，这算是顺利的。所以想排队买到车票，必须提前一天晚上去车站排队，一个人还不行，排队时不能离开，需要多人轮换，否则上个厕所都不可能。腊月二十七号那天，我们几个好友相约结伴回家。提前下班后启程离开青山船厂，傍晚时分到达新华路，先到车站去排队，要等到第二天(腊月二十八)清早才能买腊月二十九号的车票。我们大约排到四十名左右，按一人只卖二张票算，应该是可以买到的。冬天，老新华路汽车站售票大厅地面阴暗潮湿，别说取暖设备，连坐椅都没有配备的，一个个只好站着。回家心切，只能一个挨着一个排着，后来排队的越来越多，大厅内基本上挤满了人，有热心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这一晚上就这么熬啊，等啊，饥寒交迫。两点了，三点了，四点了，有好事者当起了报时员。五点钟刚过，高高的，像狗洞一样大小的售票窗口上，从门缝间射出一丝光线，可能上早班的售票员来了，大家一窝蜂地向窗口涌来，排了一晚上的队形全散了。整个大厅乱成了一锅粥，尖叫声骂娘声不绝于耳，有的直接爬在人的头顶上，死死地扒往窗户，个子小的根本陇不了边。不知又过了多长的时间，窗门打开，开始售票。扒在窗户上的人利用他的优势，将钱伸进去，说一声”天门的二张"就可以了，洞口很小，光线又暗，售票员根本看不到窗外购票人的面孔，只能认手，哪只手递的钱，就把找零的钱和车票塞到那只手上…，这种售票方式，回想起来，我还真佩服售票员的识手能力，居然还没出现拿错扯皮的现象。抖狠的哪一拔人买到票离开后，秩序稍有好转，带着袖章的车站值班人才出来维持秩序，可是不到半小时，窗口内的喊话声听的清清楚楚: "潜江的，沔阳的，天门的…票卖完了，明天再来!" 135张票，没卖多少怎么就没有了呢? 看来买张汽车也需要找关系。我们初到武汉工作不久，还没有混到能夠找路子开后门的份上。没想到买张汽车票这么难，我们像洩了气的皮球，打算回厂算了，不回家过年。我们往粤汉码头方向走着，牵挂父母的心情反复出现在脑海中，不行，第一次离开家乡这么长时间，一定要回去。只好乖乖地又回到售票厅，等到晚上再来排队，到第二天(即腊月二十九号)早晨再来买大年三十的车票。 http://bbs.datianmen.com/forum.php?mod=image&aid=273707&size=300x300&key=5800a2ba3a3e20b6&nocache=yes&type=fixnone 又辛苦了一个晚上，终于在腊月二十九号清晨买到了回家的车票。上面盖的日期章是1971年元月26日开车时间上午8:40，加班车，座号分别是35，36，37号，票价肆元贰角，以前长途车最多只有45个座位，好险，如果被他们再截留几张，可能又抢不到票了。经过一天二晚的苦熬，终于买到了车票，心里还是很高兴的，那时年轻，还不觉得特别累。只是减少了在家团聚的时间。拿到预售的车票，不能马上回家，还得再等一天。这一天的时间很无奈，如果我们回到单位去，呆不了多长时间，晚上还得再从青山过江赶到汉口来，8分钱的公汽票加上二毛钱轮渡票，来去要伍毛六分钱，路费也夠我们一天的伙食费了。那个时代，我们被定为学徒工(三个月都可掌握的那点技术要学三年)，第一年是每月十八元钱的工资加2元钱的工种补贴，共计二十元，每天生活费只能控制在伍毛之内，还有日用品需要购买，邮票，理发，交通费等一些必要的开支也要安排好，节约一分钱也是好的。于是我们几个人决定不回厂，就在汉口东逛西游，饿了买碗面条充饥，困了再到候车厅休息，这样又混了一天一晚，腊月三十的中午才回到了久别的家。前后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如果步行也可以走到了。走近路还不到15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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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三夜没有好好地休息，回到家，放下行李，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睡梦中似乎感觉到父亲母亲和一家人都围着我，嘘寒问暖，还不时地催我起来吃年饭。我哪能吃啊，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浑身发烫，肯定是脸色难看，把母亲急得团团转。大过年的，父亲只好去和平街联诊所把值班的医生请来看了，量体温，高烧40度，重度感冒。打针吃药，姜汤侍候……一家人忙前忙后，使我的病情才有所好转，全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第一次回家过年的经历，成了我永远难忘的记忆。 2019.01.30于上海

炊烟袅袅

文苑 2018-12-03 阅读 2.8万回复 27

干干净净

炊烟袅袅小小
自从天燃气管道进入普通百姓家庭后，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烧火做饭再也不会成为每个家庭中的包袱，做饭不仅不再是件很艰难的事，反而增添家庭生活的乐趣。只要把炉灶上的开关一拧，仰身就冒出蓝色的火焰，饭菜一哈就做好了。彻底解放了成天围着锅台转的烧火佬。难怪跳广场舞的大妈越来越越年轻。作为清洁能源的天燃气，上个世纪初就在西方很多国家得到普及，而在我们还是伢们首（童年）时候谁要是说做饭不用烧柴，那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时天门连电都没用上，何况管道天燃气，连听都没听说过。由于天门是平原地带，森林资源极少，能当柴火的木材更是稀缺，于是农民把各种能燃烧的东西如棉梗(收获棉花后的杆)、麦草、稻草、芝麻杆和修剪下来的树枝、茅草等挑到城关来卖，换点油盐钱。这样的燃料，成为家乡人祖祖辈辈烧火做饭的唯一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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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到了该做饭的时候，家家开始点火烧柴，顿时滚滚浓烟从各个简陋的平房里冒出来。再随风飘荡在天际，远远看去，炊烟袅袅，环绕在城镇上空，如同香炉生紫烟，好一幅美丽田园画卷，打破整个县城里沉闷的气氛，使全城顿时热闹起来，显示出人间烟火的蓬勃生机。俗话说“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禾是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消耗品，一天都不能缺少。在城关的居民，每个家庭的开支，首先是要买柴，有的买劈柴(劈开后的树兜之类的木柴)，有的买棉梗，适当地要买点麦秆和山茅草之类的引火柴，方便搭配使用。城关镇虽说不大，也有数千户家庭，每天柴草的消耗量也不少，这样一来，柴禾的供应量相对就紧张起来。计划经济年代，什么都是凭票计划供应，包括煤炭(这是后来的事)，只有柴禾没有纳入计划经济体系，一直都是开放的，自由买卖。一到冬季，田里没有收割，男将(指男劳动力)们都上水利工地上去了。这样一来，既没有柴卖，也没有人卖柴，居民们买柴就很困难了，为了不断炊，很多家庭大人们不等天亮就起床，赶早地向各条进城的路口走出去，走啊走啊，偶尔碰到挑着柴禾准备进城的农民，抢在别人前面将其拦下，当即谈妥价格(一般只有二、三厘钱的浮动差价)，就引着挑担的农民，到市场交易，经过专门人员(俗称经纪人)过称后成交，卖家再按每笔交3-4分钱交管理费(相当于交税)，并帮忙将柴禾送到家。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帮家里用这样的方式买过柴，天门人把这种买柴方式叫着“短柴”。还有一种燃料，名字叫粗壳(就是把稻谷夹成米后分离出来的初级谷壳)，又不能当饲料喂猪，只能当柴烧。米厂是国营企业，粗壳只能卖给单位。那时没有任何运输工具，连板车都极少，把粗壳从米厂送到用户，全都是靠人挑，为了谋生，有很多人当起挑夫。根据路程远近，挑一担粗壳(两麻袋，大约80斤左右)力资费5分到1角钱不等，粗壳属于废料，价格很便宜。后来有了煤(家乡人叫炭)供应，开始烧炭的是水调湿的散煤粉，需要用风箱鼓风，很少有人使用。后来我父亲单位为了方便群众，把散煤粉买回后，组织家属一起来做煤块(俗称炭圆子)。方法很原始，就是用黄泥巴浆与煤粉调和，像和水泥沙浆一样，再用手捏成拳头大小的沱沱，晒干后再出售，整个过程全是手工完成。我母亲曾经做过『炭圆子』，不需要什么技术，我也去帮过忙，多劳多得嘛。做一板(像普通竹床大小的专用木板)可赚4分钱，包括晒干，还是很累的，一天也就赚几毛钱的辛苦钱。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煤炭才慢慢普及到家庭，但要凭计划供应，根据家庭人口多少，一般每户每月供应60-80斤不等，肯定不夠用，柴禾还得买，双管齐下，家家户户除了柴灶，还要有煤炉子，家里显得更乱。而且也是只有散煤粉供应，虽然价格便宜，一斤煤粉才一分八厘钱，比烧柴火便宜，但要自己去挑，煤质也不好，都是劣质煤，不容易引燃，燃烧后难闻的烟气很重。天门人得肺癌的比例较高，除其它因素外，与烧这样的劣质煤不能说没有关系。加之煤场在当时的河挪边(现在的官路口附近)来回要坐渡船，很累。买回来后再做成“炭圆子”，有的做在马路上，有的直接贴在墙上，到处显得脏兮兮的，烧煤也挺麻烦的，每次做饭都要提前升炉子，起火后才能开始做饭，还不如烧柴火方便。至于机器生产煤球和广泛使用蜂窝煤那都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起码比武汉落后20年。一九六零年，我十岁，哥哥不到十四岁，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回老家去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这期间父亲在单位很忙，也顾及不了我们兄弟二人，日常生活全靠我们自理。我家当时每月供应的70斤煤，我分两次才能买回来，一次挑不动。买回后我们把它做成『炭圆子』晒干，还舍不得烧，都积攒起来。一是升炉子太慢，上学的时间来不及，二是想留给母亲回来后烧，方便她老人家。这期间我们利用星期天和暑假假期捡柴禾，哥哥力气大，去割青草，割荷梗，割收获瓜果后的藤子，我就捡树叶刨皮子(刨花)之类小东西，日积月累，收获不小，把晒干的青草绞成一扎一扎的(天门土话:久草把子)存放起来，捡的树叶刨花之类直接当燃料，解决了我们兄弟二人的做饭问题。现在回想起来都很后怕：烧树叶那是有毒的啊，那时我们不懂这些。历史在前进，时代进步了，谁都不愿再回到过去那物资匮乏的年代，但老一辈们艰难的岁月应该让年轻的一代人知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包括善待我们自己。
2017.06.10 初稿2018.12.3重发

图片来自网络

饥荒年，兄弟俩这样度过

文苑 2018-11-27 阅读 3.6万回复 24

干干净净

饥荒年兄弟俩这样度过小小新中国成立后有几年最艰难的岁月(俗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人们都过着十分很苦的日子，共克时艰，度过饥荒。随着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普遍都有很大提高，吃穿是不愁的。却有人认为，如果在少年时代受点折磨，吃点苦对自己人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否正在让自已的小孩在吃苦。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的慌。对饥饿的记忆是最难忘记的。一九六0年，我哥哥只有十三岁，我还不足十岁。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年，我家租住在天门城关西湖堤上姜德茂(即疯子美女月姐家))的老式房子里还不到一年，突然来了一帮当时在和平街街道管事的人来看房子，当时这栋房子确实是比其它民宅稍好一些，稍大一些。说是要利用此房办什么厂(大概是用棉梗皮织麻袋)，当即拍板，二话不说，要我们搬家，商量的余地也没有。上午通知，下午就强行安排我们搬到西关小学对门胡家，那时搬家简单，一辆板车来回两趟就搬完了全部家当。搬进的“新屋”是解放初期天门县张先浩县长岳母家的房子，外观看起来是很大的墙门屋，但屋内天井占了很大地方，其余可居住部分并不大，分别用芦蓆分割成四间，连房东共住四户人家，我们被安排原来房东作厨房的前厅，只有十来个平方，墙壁老朽，鼓皮早己被撬走，地面因多次铲地皮(用作肥料)后凸凹不平，厚厚的扬尘随时从屋梁上脱落，四面通风，完全没有整理就搬进来了。好在离学校近，街对面就是西关小学，离县河不远，挑水也方便。搬进“新屋"不久，与左邻右舍关系很快就融洽了，邻里之间互相关照，十分友好。当时全城关镇为度饥荒，正在搞全面开荒种地的运动，连学校操场，俱乐部广场都被开恳出来种菜种粮。有人告诉我们，屋后面还有空地，没有人管，可以开垦出来种菜。哥哥就带着我在屋后整理了一块大约有5米长，3米宽见方的荒地，把里面砖头瓦块捡干净后，可以种点庄稼了。种什么好呢，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不能荒着啊。正好隔壁吴落成家不知从哪里弄的高粱种，给了我们一把，撒在地里了。那时最紧张的是粮食，心想种高粱也是种粮食啊，而且耐旱，那几年被干旱搞怕了。我们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下种的季节，撒下种子后不知道能不能发芽，后期也不会田间管理，只能望天收吧。下种后，每天挑水浇地，过了一个星期，小苗苗长出来了，全家都很高兴，三天二头跑到地里去观察，有时也扯一扯中间夹着的杂草，巴望它快点长大，第一次种地，就满怀希望: 等收了高粱就做高粱粑粑吃。我祖父母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只有我的一个老家家还在咸宁山村，长这么大只见过一次，我母亲也思娘啊，她不忍心家家一人在老家受苦，总想回去看看，与父亲商量去陪伴家家一段时间。我母亲为我们哥俩生活作了一些安排，准备了很多腌菜，一个月后带着二岁多的妹妹回咸宁老家去了，那地方被四面崇山包围，直到现在仍然十分贫困。难道老家乡下没有灾荒?难道有饱饭吃?我一直是个迷。只知道母亲去了近十个月时间，回来时已瘦得皮包骨，全身浮肿，不可想象她们在贫穷的老家期间，是怎样照孽捱过来的，想起来我就心酸，可是母亲从来不对我们提起，痛苦由她一人承受着。后悔父母在世时没机会问个明白，现在悔之晚矣。话说母亲回老家以后的日子里，父亲在单位也是在为职工生活奔波，经常组织单位职工到乡下劳动，说是支援农业生产，实则也是想趁机填饱肚子，毕竟在乡下的地里可以收获一些能填肚的东西。父亲一去就是十天半月，有时也出差到省城开会、学习，经常不在家。那年我哥正上初中，我在西关小学上三年级，我们哥俩互相照顾，相依为命。从小就学会了担当，在闹饥荒的年代，我们两个小孩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成为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刚开始，父亲安排哥哥在学校(原天门四中)食堂吃学生伙食，我就在街道办的公共食堂买饭吃，这个食堂在火神庙对面(现修船闸的地方)，名叫《八一五食堂》，离家很近，也很方便，但只供应中餐，晚饭我只得自已学做。好在妈妈平时烧火做饭时，我很积极地“帮厨"，久而久之，我也能夠把平时家里吃的饭菜弄熟，本来就只有萝卜白菜之类，很容易做，至于味道嘛，那另作别论。食堂的饭不是随便想买就买的吃的，要严格按定量执行，这就是对自已自治能力的考验。从五九年开始，已经过了一年半的粮食紧张阶段，亲眼看到母亲每天按计划用米的一举一动，言传身教，使我从小养成不能“寅吃卯粮"的自觉性。有时也做些啼笑皆非的蠢事:我家一直用开水瓶上的盖子量米，量时稍凸一点正好半斤，'有个小瓷酒杯正好装一两米。每次买米回来我就用开水瓶盖一盖一盖量一遍，故意不量的很足，十斤米量下来就多出那一小酒杯，以为多的这点米是粮店放的称，这样每次买米后的第一餐我都多放了一两米，图个心里安慰。在那粮食定量并十分紧张的年代，不管什么关系，粮食计划(粮票)是要随人流动的，哪怕走亲戚，钱可以不用给，但吃一天的饭应给一天的计划粮票的，所以母亲带走了她的那份计划粮。粮食定量是按年龄逐步增加的，刚出生的宝宝定量是5斤，直到满十三岁才能增加到成人标准，男性27斤，女性26斤，在定量范围内，还要按20一30%比例搭配杂粮，如蚕豆、大麦米、红苕之类。中学生男生33斤，女生31斤，所以哥哥考上了中学，唯一高兴的是定量多了不少，而我才十岁，定量只有21斤。之所以那时出现很多虚报年龄的现象，不是人的素质差，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是现在，还巴不得把年龄改小才好。按如今生活水平，每月21斤粮食足足有余，可是，那时不一样啊，一年到头难得吃几次有油水的东西，除了能当饭的萝卜，野菜，没有其它副食品补充，特别是食用油更是紧张，每月计划供应只有四两棉籽油，如今有的家庭一天也要用这么多。光靠一点计划的大米和部分折合粮食的替代品，很难满足人体基本需要的能量值，肚皮内长期没有油水，特别容易饿。不知谁发明的那些自欺欺人的双蒸饭，让人越吃越觉得饿，越饿越想吃，当时人们的普遍愿望只想填饱肚子，那还能谈得上什么远大理想和抱负，更谈不上精神文明了。于是我自己规定每天中午买三两饭(实际份量是多少天知道)，买5分钱的菜，有时菜是6分或8分一份的，我要食堂打菜的师付就少打一点，多给点菜汤就行。晚上我就用6两米煮饭，再加上胡萝卜，菜叶子等煮的稀一点，吃一半留一半第二天晚餐吃，免得第二天再做，而且米太少也不好煮，不像现在有电饭煲。这样算来，每天两主餐，我每月用18斤的计划粮，还有三斤换成粮票，早晨可吃一个锅奎。其实那时候根本买不到锅奎，餐馆基本关门了，只能买到菜粥，菜粑子，胡萝卜糕之类的东西，也是需要粮票的。要是月大31天还不夠吃，我就天真地想，要是每月都像二月份29天该多好! 至于下饭的菜，妈妈临走前做的各种各样腌菜已装满了坛坛罐罐，每天洋姜，盐菜，豆豉换着吃，加上每月的计划物资互相搭配，稍微有点营养。母亲做的豆豉非常好吃，所以很快就吃完了。按天门家乡的生活习惯，每个家庭是少不了豆豉的，我们发现付食品公司的酱品厂有榨过酱油的豆豉渣，很便宜，一角钱可买一大碗。有一天哥哥买回了一碗，那天煮稀饭正好没做菜，边吃稀饭边吃这种豆豉酱，结果翻胃，全吐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吃稀饭咽豆豉了，直到现在想起豆豉配稀饭就恶心。我们也有打牙祭的时候，那就是星期天。每周星期六城关中学不上晚自习，下午放学后哥哥就把自已的一缽饭菜端回来，与我共享。他是怕我馋嘴，想让我也尝尝他们学校钵饭的味道，我看哥哥回来吃晚饭，也破例炒两个菜，不外乎黄瓜，包菜之类，这主要看街上挑担卖菜的农民经过门前时卖的什么就买什么菜，没法由自已挑选。自己炒的菜也觉得很好吃，没有一点油星，只是多加点豆豉而已。胡椒味精酱油等作料从来没用过。第二天我们都不上学，哥哥就去外面割青草。那时候城关地区周国有很多拖板车拉石灰的河南老乡，他们都带有当劳动力用的驴子，牲口需要草料，又没时间去割草，正好卖给他们，割一担青草可卖到一角二角不等。有时一天可以割二担。有了计划外收入能夠自由支配，哥哥就带我到沿河街渡口头旁边的一家餐馆(五一餐馆的前身)去吃糊汤豆饼，一角钱一碗，外加二两粮票，因为份量不足，一人吃一碗不夠，我们两个人就买三碗分着吃。这样晚饭也可不做了。星期天城关中学不开伙，当天可退一斤粮票，正好派上用场。有时父亲在星期六也抽时间回来把饭做好，还弄二三个菜，等哥哥放学回来一起吃，那是最享受的。转眼到了暑假期间，为了改善生活，他用缝衣针烧红退火后弯个钩子，用洋线穿着系在细竹杆上，到县河里去钓鱼，不管是刁子，还是螃皮，总可弄一点回来，夜晚，哥哥提着马灯去捉克马(青蛙)。除此之外，他继续去割草卖，夏天最热时青草没有了，割的太干的枯草卖不出去，挑回来再晒一晒，握成草把子，就当柴禾烧，自从母亲离开后，我们一直都没有买过柴禾，除了每天烧一部分外，还积攒了不少。这些危险吃亏的事，哥哥总是照顾我，不让我去，这样一来，我们小小年纪就形成了哥主外，我主内，我们哥俩密切配合，生活很有规律。那时候天门城关只有一个煤场，在河挪边，只有散煤粉卖，凭计划供应。我就按时把每月计划供应的几十斤散煤粉隔河渡水地做2担挑回来，用黄泥巴浆掺进煤粉中做成“炭元子”，舍不得烧，全都留着，等母亲回来用，每月只有60斤的计划煤不夠用，特别是冬天。有一次，不知哥哥在哪里割了一捆稻草回来，要我千万别当柴禾烧了，我很奇怪，难道稻草不熬火?第二天，哥哥在长板凳上钉了二个钉子，把稻草钩在钉子上，用双手搓，也搓边加稻草，变成了长长的草绳，然后用草绳编成了草鞋，穿在脚上一试，还蛮合脚的，只是左右不分，成对称形的，没有别人卖草鞋的编的好看。不到半天编了两双草鞋，后来他穿着自已编的草鞋，戴着草帽去割柴草，活梗地像个半糙子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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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底，我们种的高粱结果了，而且还是糯高粱，一株株红红的高粱籽低头向我们微笑，虽然没有电影上看到的高粱杆那么壮实，颗粒没那么饱满，但第一次看到自已劳动得来的成果，也是满心欢喜的。数一数，差不多有4O株。怕麻雀鸟类叼去我们的果实，还没等完全熟透，我们就小心翼翼地把一株株高粱穗剪了下来，晒干后用搓衣板把高粱籽搓下来，称了一下，差不多有8斤。首次获得了丰收，便迫不及待写了封信告诉在外工作姐姐，让她也高兴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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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那4O株搓下了高梁米的穗杆也派上用场，哥哥不知在哪学的，找来缝麻袋用的旧麻绳，用它扎了两把掃把，跟外面买的一模一样。他一边扎，我在一边看，至今我还记得扎掃把的工序。高粱饭我们家从来没吃过，把收获的高粱当稀奇宝贝一样留着，舍不得吃，也是想等着母亲回来做高粱粑粑大家分享。暑假期间，哥哥每天风雨无阻地不是钓鱼就是割草，很辛苦的，我看在眼里，却帮不上忙，只能多做点家务，有时趁他不在家，我一个人拿个大木盆，偷偷地跑到河里去摸蚌，每次都可摸到很多，丰富了餐桌。就在开学的前一天，他吃了中饭又去割草去，临出门前他对我说的话至今还清清楚楚地回响在耳边: “双儿(我的乳名)，门乍(明天)要上学了，争乍(今天)我多割一点，可能回来暗喀(晚点)，夜饭(晚餐)你自嘎(自己)先七(吃)"。他越是心疼我，我越是不能只顾自己。心想今天晚饭用什么慰劳他呢?天天萝卜菜饭实在吃厌了，我灵机一动，就弄点光饭吃吧，一是慰劳哥哥，二是也算为新学期开学庆贺一下。我那天仍然只用了两个人定量的米，就把前几天收获的高粱抓了几把和米放在一起煮饭，这次没有加萝卜和菜叶，心想，今天让哥哥好好吃一餐光米饭。还炒了一碗峨眉豆，煎了一碗刁子鱼，再加上平日吃的腌菜，高高兴兴地等着哥哥回来，给他一个惊喜，共同享受一顿久违的美餐。我站在门口痴痴地地望着哥哥回来的方向，等啊等啊，天黑了还不见他的人影，心里有些发慌，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直到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哥哥才挑着一大担干柴草回来，放下担子我就催促哥哥先吃饭，他一定很饿了。我们一人盛了一碗加了高粱的米饭，刚吃一口，两人都把牙齿嚼的咔咔响，高粱米像铁籽一样，咬也咬不动，完全不能咽下，哥哥什么都没说，反而我好难过。原来高粱籽要退壳碾成米后才能煮饭吃的，我们不懂，直接把带壳的高粱籽当米煮，难怪煮了好长时间未见高粱煮开花的，实在没办法吃下，但我们舍不得浪费，常听母亲说: “糟蹋粮食要遭雷打的"。我知道雷电是自然现象，遭雷打这事与人品无关，只是一种惩恶扬善的教育方法而已。我们永远记得住母亲的话，对粮食我们从来都不会浪费的，饿怕了。我就把这夹生双米饭用水泡开，大米已熟，比重较轻浮在上层，没煮开的高粱籽沉在下面，很容易把未熟的高粱分离出来了，再把上面的米饭连水煮成稀饭，也算吃了一顿白米饭。总之没有把粮食浪费。童年不知愁滋味，也不知道什是苦，自从记事起，从小就受着革命传统的教育，又看过不少战斗故事片，比起战争年代，比起万恶的旧社会，还觉得生活总是很幸福的，起码没有去逃荒逃难，也没有见过周围邻居家卖儿卖女。与那个时期更多的人相比，我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的。比我们兄弟俩生活更艰辛的大有人在，甚至还有不少人因饥饿丧失了生命，他们没有最苦，只有更苦。开学后，我们重新恢复在各自食堂吃饭的日常生活，直到母亲带着三岁的妹妹回来，虽然还没走出食物短缺的困境，但是，有母亲在家料理，我们终究可以安心上学了。有母亲在的日子真好! 2018.03.01 初稿 2018.08.01修改于上海图片来自网络

忆长征

文苑 2018-11-21 阅读 1.9万回复 3

干干净净

忆长征作者李功甫‘ 导语: 近读协才林华彩云来斌先启崇先等同学关于长征的美文，深受教育，备感亲切。1966年冬，我班大才协才和我及其他班一些同学组成北上远征队，步行进京。虽时隔五十二年，但回想当年壮举，仍不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往事历历，永记在心，美好回忆，常自品味。择其要者，写《忆长征》。与同学们共勉。忆长征一九六六天地惊，文化革命起烟尘。崇拜领袖成狂热，激励学生发豪情。一定要见毛主席，决心步行去北京。一十三人联络好，北上远征为队名。打好行装别父母，斗志昂扬上征程。天中出发经皂市，两天之后到应城。首次近观真飞机，欣赏农用安二型。翻越鸡公进河南，(1) 长征队伍两支分。为了早日见主席，五人坐车去北京。留下我等八痴汉，坚决步行保初心。铁路两边风光好，走路赏景两不停。忽见火车滾滾来，呼啸而至大风生。相约快速坡下跑，担心被卷入车轮。车上乘客笑哈哈，坡下学生怯生生。原只听说有火车，初遇火车闹笑柄。一日行路天己晚，后店己过前无村。查阅地图始知晓，三十里外可休停，别无选择大步走，到达住处已夜深。有人问从何处来，今早离开许昌城。两地相距一百五，闻者瞠目大吃惊。你们学生真厉害，我们从未一日行。过了河南新乡市，来到棉乡七里营。接待人员高声讲，主席曾到此地行。安排半天去参观，饭后来到展览厅。图文并茂导游讲，主席到此视察情。肯定人民公社好，政社合一由此生。一大二公新事物，全国农村尽效行。图文曾讲主席来，农民列队齐欢迎。参观之余问老农，回答与此相径庭。只说将有大官来，沿途士兵如树林。威武雄壮列两旁，哪有农民去欢迎。事情过去半月余，才知主席来此行。由此怀疑展览馆，宣传内容有不真。离京还有三百里，晚上进入保定城。忽闻广播反复讲，近来天气已变冷。主席此次检阅后，今年不见红卫兵。初听尚且存怀疑，到处求证去打听。消息确凿无更改，腰凉半截徒伤心。精神支柱已摧垮，无心乏力再前行，逛街玩耍三天后，细想返回不甘心。行程已走十之九，无论如何要进京。纵然无望见主席，我等从未来北京。开开眼界长见识，不枉辛苦走一程。振作精神重上路，再苦再累也不停。主席不见我无奈，我对主席须虔诚。前功已有不可弃，晚节要保仍步行。三天走完三百里，深夜进入北京城。走走停停一月余，行约三千历三省。少年结伴抒壮志，步行进京终完成。深谢各地好干群，难忘助我众恩人。沿途广设接待站，热情周到更耐心。为使学生吃住好，接待站里尽所能。饭菜可口足管饱，钱钞一角票半斤。床铺大炕书桌摆，(2) 随遇而眠养精神。曾问热情接待员，何以如此对我们。回答简要暖心头，话语纯朴蕴深情。你们都是主席客，请捎问候到北京。人小背包十几斤，步履维艰不歇停。途中常遇好心者，邀请上车带一程。(3) 婉言相拒坚持走，恪守誓言特虔诚。认为如坐一步车，即对主席太不敬。虽不上车仍感谢，身受关爱更精神。或说步行实太傻，吃苦受累谁领情。要说步行确实苦，起早贪黑负重行。脚上起泡时渗血，休息坐地难起身。难免忍饥挨饿时，不到站点无饭羹。最苦流汗裆擦伤，一步三摇痛钻心。难耐之时鼓勇气，互相照顾扶持行。高声齐唱语录歌，主席教导长精神。下定决心不怕苦，排除万难向前进。(4) 步行三千受磨练，吃苦耐劳初养成，团结互助经考验，坚韧不拔保初心。历经三省过城乡，略识风土见人情。时值旺盛青春期，强身健体长骨筋。以上种种钱难买，宝贵财富用终身。个中情趣甘苦味，未曾亲历难弄明。假如重有机会来，毫不犹豫仍步行。说明(1) 鄂豫交界的鸡公山。(2)，在不同地方睡过床铺，大炕，书桌拼摆的床。(3)，有骑自行车的，拉板车的，赶马车的，开汽车的。(4)，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2017.11.01初稿 2018.11.20重订

天门人朱天

文苑 2018-10-25 阅读 2.1万回复 13

干干净净

天门人朱天张明 --销声匿迹的天门往事之六十年代初，天门人不认识县长满街都是，不认识朱天寥寥无几。朱天何许人也？他的生卒年月已无处可考，若活在人世应该是过9旬老人。据老街坊言朱天是小板一带人。身高176厘米，青少年时代长的也是一表人才。尤其是其四肢、胸肌均发达，五官端正，孔武有力。二十来岁时亦是一把种田好手。文革开始前三年光景，朱天不知何故精神失常，从此开始了在城关与垃圾为伍、以屋檐为庐的飘泊生涯。那时节，鸿渐关口、大众酒楼屋檐、轮船码头河坡子上便是朱天的栖息之地。伊始，天门人民也没有排斥他，好心人时常赐与衣物和饭菜，加上餐馆食客的剩食，他的生活倒也三歺无忧。吃百家饭，穿千家衣，身子骨反而比正常人健硕。露胸的衣衫遮不住他的充实肌肉，还鲜见他伤风咳嗽什么的。朱天白天在街上游荡，夜晚在街边露宿，打更的人就怕巡夜时踩到他，吓得人一跳！说起朱天，这个人并不害人，只是一副篷头垢面的样子看起来十分遗人（难以目睹）。他的名讳频繁出现在天门人的口语中：比如讲某人脑子不好使便会说：“你像你姆妈的朱天！”。比如自家孩子不好好学习就说：“你长大了只能当个朱天！”比如几个人在一起玩耍时，某个人言谈举止出错，大伙会异口同声地说：“你个**的朱天吧！”可叹天门的朱天天天躺着中枪，想起来都发笑。当年大人们对朱天没怎么着，可有些顽童稚子可没少折腾过朱天。轻则往他食缽子里吐口水，重则将屎尿倒到他的睡觉处。有的熊孩子老躲在巷子口拿砖块盯朱天，盯到脑壳上他就开骂，盯到身上不痛处，他就当无事一样左晃右晃继续前行。有年冬天，又是风又是雪。朱天不知那根筋绊动，他跳到县河里。搬运站的工友费老大的神才把他捞起来。谁知道他竟在华侨牙科门旁石板上个睡着了，一个好心人在他的狗窝找了件破棉袄盖在朱天身上。第二天他又恢复穷逛的原样，这真是『无娘的孩子天照应』。纵观朱天在天门的游荡生存历史，虽集智障神经、好吃懒做、肮脏无用于一身。但从未听闻他有过偷鸡摸狗、调戏妇女或祸害百姓之恶习。文革开始后，朱天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有人传言他死于疾病，有人传言他上吊自尽了，更有猛料说朱天归隐深山云云。时光流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天门人民将自己的家园装扮得分外艳丽，人们的生活虽富庶不足但温饱有余了。倘若朱天仍在人世，乡民们依旧会接纳他、照顾他的。“三年自然灾害”时候河南老乡讨饭流落到故里街头，天门人都将自家锅里的饭菜分些给门外的呔子，更何况朱天还是咱们天门人呢？ 2018.10.25

热大锅奎米粑子啊

文苑 2018-10-17 阅读 2.3万回复 22

干干净净

热大锅奎米粑子啊童年的记忆小小天门是个好地方，人杰地灵，六十年代就达到一百多万人口，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大县之县，我在这里出生，并在天门长大，虽然离别家乡近五十年，童年时代的记忆却历历在目。幼儿时代，最早把我从睡梦中叫醒的不是公鸡，也不是闹钟（那时闹钟还是奢侈品，一般家庭没有），更不是生怕吵醒自己的慈爱母亲，而是“热大锅奎米粑子啊”的叫卖声。夏天天亮的早，醒的也早，没什么感觉。到了冬天，每当我还窝在被子里还没起床，就听到这样的叫卖声，像定时的闹钟，把我叫醒，天还没大亮，觉得好早啊! 严格来说，这是1958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在天门，锅奎，米粑粑，还有油条（土话叫油果字）是普通家庭早餐（习惯叫过早）的必备品，锅奎，米粑粑都是2分钱一个，小孩子一般吃一个就夠了，简单，家长们不需要烧柴禾做饭，不像现在有燃气方便，自已家里弄早餐很麻烦的，天门人这种在外过早的习惯就这样沿袭下来了。天门县城现在更名为竟陵，以前一直叫城关，也是全国对县城的通用叫法。当时城关不大，只是由三条街组成的丁字形小镇而已，做早点的（俗称勤行铺）不少，有固定门面的，也有在街上随意摆摊设点的，特别是做米粑粑的，一口缸灶（水缸开孔当灶）一桶浆，外带毛柴刨花之类的可燃物就地加工，买早点非常方便的。现在城管管的严，因影响市容，不准这样做了。既然买早点这么方便，怎么还有提篮叫卖的呢? 原来天门县是个农业县，绝大多数都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收成好能交上公粮，填饱肚子，收成不好，只有挨饿的份了，为了生存，什么吃苦的事都有人愿意做，有的投亲靠友拼命往城里钻。城关其实也是个消费城镇，没有像样的工业，以商贸为主，是全县日用商品流通的集散地，城镇无业贫民也不少，有的人为了养家糊口，就钻上一般家庭起床较晚的空子，很早起来到做早点的铺子批量买一些锅奎米粑粑之类便于携带的早点沿街叫卖（以前叫捡锅全，拿粑粑，现在应该叫批发）。价格比摊点上高一分钱，锅奎米粑是三分钱一个，利润也有50%，但是销量有限，稍晚一点别人就不会买了。一个早晨能嫌到2一3毛钱就很不错了。自从1959年之后，全国进入三年的特别困难时期，这道风景就消失了，一是粮食全国实行计划供应，凭粮票购买粮食，二是实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消灭了个体户，这种自由买卖当作投机倒把会严惩不贷，谁敢撞枪眼呢? 回想当时在寒风刺骨的清早，提个竹篮，用块旧棉絮包着刚出锅的早点沿街吆喝的情景，心里总是酸酸的。“热-大-锅-奎-米-粑-子-啊……”的叫卖声一直回响在我耳边。 2018.10.15修改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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