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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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封闭与开放

灌水 08-02 22:56 阅读 5085 回复 0
一个系统,一定要有一定的封闭性,否则不成其为系统,不能发挥系统的功用。但一个系统又不能太封闭,太过封闭就没有了生命力。胡雪娥就是想要从外部打入一个系统。怎么打入?她得托人。郑天明(冯森)不接她的东西,她心里就不踏实。监狱外的掮客被抓光,她马上陷入绝望。因为系统是会对外来异物深度排斥的,要从外部进入一个封闭系统内部比登天还难,这就得要疏通,就得要通行证。而人就成为了这样一座桥梁,可以充当传话筒与传送带,实现内部与外部的资源交流。郑天明不接东西,这些东西就无法送入内部,也就无法达成非正式的契约。而掮客没有了,也就断了胡雪娥所有可能与内部系统产生关系的可能。系统的长期封闭,使按部就班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像解决郑雪娥式诉求的得去撬动方方面面利益的那种需要,而只能应付日常的波澜不惊的事务。若要应对郑雪娥式的挑战,就得给予足够大的激励(刺激)或者采用从上而下的运动形式推动,为破开阻力提供强劲动力。郑雪娥说过,只要有可能帮到她的,即使是骗子,她都得找、都得信,虽然不是全信。清官基于操守受理她的事情,她要找,贪官如果出于贪念能帮到她,她也要靠。所以她拿出60万(房子所值)作为激励/刺激的方式,同时以自裁的决绝激起舆论关注施压上头。这些手段可以打破一潭死水的封闭系统,让一个利益一致体,一个处在深度惯性与惰性中的系统高速高效运转起来。对一个系统能力的的挑战常常来自哪里?一个系统,长期处于与日常/平常事务相适应的状态,保障它保持正常运转的资源量也是处于一般水平的。而解决大案要案往往要投入大量资源,这也许就超出了该系统的能力。同时这个系统的组织形式可能也需要作出调整,比如建立临时机构或者新的模式以满足“异常”的需求。一个系统,可能对常规的刺激已经麻木了,不具备持续不断的充足的激情、远大的目标与时间对心灵储备和肉体硬件的损耗相抗衡。此时,没有额外的动力供给,机构与人都将在慢动作的轨道里蠕动。这可能不是一行一业独有的现象。一个系统,如果过于封闭,就会逐渐失去对外部的敏感性,也很容易形成整体利益同盟或者部分利益同盟。整体利益同盟与部分利益同盟主要是在利益分配方式上不一样:整体利益同盟是系统内部所有人共享利益,部分利益同盟则是系统内部部分人占有利益。即使一个系统为整体利益同盟,那也是相对的,因为系统内部的分配依然是不平衡的,那些核心圈瓜分掉了大部分利益。巡回检察组就是钦差,是以从上而下来的外部压力临时打开了一个系统的主要类形式,它同时带来了平时不可能具有的资源和组织模式。黄雨虹与胡雪娥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来打开这个系统。他们都试图通过资源输送为系统带来新的刺激,但由于胡雪娥实力不可与黄雨虹比拟,她采取了更加多元的方式——既想用60万打开缺口,又想通过舆论拱动上层,也不放弃清官在理想的驱动下解决问题的通道。物质刺激、问责压力、资源的非常规调动、组织结构临时变化、清官使命一起构成了让系统开放的多重要素。

戏说:不同价钱

灌水 08-01 11:53 阅读 5322 回复 0
在每个人心中,命不同价。米振东为什么采取私利救济的形式来维护权益?因为他不相信有人能还他公道。或许根本没有会理他这事,因为一切表面上看起来都合情合理,公权力没有必要介入。或许即使公权力愿意介入,也给不了他想要的结果。白继发的死看起来就是一场车祸、知情的徐大发、被收买的许广军都不会开口。他们就如同东川第一监狱的摄像头,虽然睁着眼睛,却不会显露真相。李美娟毕竟是一条人命,就这样死了,米振东接受不了。而法律的正义与他的正义又不一致。既然,法律帮助不了自己,米振东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一切也被表象所遮蔽。他设计的所有的复仇方式,让法律只能够如温顺的兔子一般无动于衷。每个人自己对自身价值的评估,与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对自己价值的估值,尤其是对立方彼此之间的互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公道不是一个安安静静摆在那里,谁都可以触手可及的东西。在黄雨虹眼里,白继发夫妇的命值多少钱?而在米振东们看来,多少条人命才能算给白继发夫妇一个交代?双方之间要求的公道怎么换算?这个换算不了的。黄雨虹要刮的钱、儿子的命运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不惜杀人,不惜设计陷害。而在李美娟看来,自己的孤儿院,不管合不合乎手续,也具有无比重要的分量。在米振东那儿,亲情、爱的仇恨必须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法律的制裁要符合人们的可接受性,也就是要符合人们日常中形成的普遍公平正义观,所以立法要尽可能走近人民、接近他们的价值观。但是,一旦人们落入某种情绪,或被外界眼花缭乱的信息误导、或置身“此山中” ,他们的判断标准可能就变化了。这个时候法律又要与大众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像剧中所示,舆论既可以帮助人们揭露真相或者施加寻找真相的压力,也会混淆视听,制造冤假错案。在剧中,问题很多时侯并不在于大家不是对某一事实认定之后该怎么判决存在不服,因为剧中已经预设了法律已具备权威,法律的权威不容挑战这样的前提,而在于大家对事实到底如何的认知不能取得一致。因为事实认定的方法不一样,导致每个人的结论不同。有的人只要一听风就可以决定相不相信,不需要证据的证明。有的人看到展示的证据不加分析或断章取义或只看表面就取信,有的人即使在内心已经相信,但证据规则迫使他必须克制这种倾向,于是大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回到现实,即使事实明白无误,在不少案件中在价值称量上首先就出现了问题,利益冲突各方对自己的东西值多少,别人的东西值多少上意见分歧很大,不与互认。根本愿因是法律没有权威,各方都不服法律作出的认定。当这种情况出现时,除了依靠强制,别无他法。而在此之前,法律的出台也要走近大众,但不是在案件沸沸扬扬之中,而是在这之前或是之后。

戏说:道魔之争

灌水 07-31 23:48 阅读 5885 回复 3
看一看东川第一监狱的场景。场景一:监房里,老大一声令下,喽喽们拉起床单当帘子,帘子背后是教训不听话的同室监犯的拳打脚踢。东川监狱遍布摄像头,连监房中也是如此。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行恶之人总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避开制度之网的捆绑,从漏洞里面钻出。摄像探头是通过可视化和可记录来阻遏监犯的不轨,以确保犯人们能按照监狱的规矩来好好实施改造,是福柯全景式监狱在现代技术下的再现。那监犯就处心积虑消除这种可视。蒙住摄像头虽然可能遭致批评,但这丝毫碰触不到实质,而且这种程度的惩戒,对于监犯来说就是挠痒痒。只要床单后面的种种行为不被看见,施暴者与同室中被打击报复威慑住的监犯闭嘴,暴行就不会暴露,也就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会日复一日的继续重演下去。摄像头成了反被嘲笑的对象。技术的运用、制度的设计都在人。技术和制度永远都会有漏洞,技术与制度的补救也在人。所以,无论技术之治、制度之治,说到底最后都得归到属人之治这里。任何时候,疏忽对技术管理和制度执行的监督,或者监督流于形式,技术和制度也就形同虚设了。就如无数小区门口昏昏欲睡的保安,除了开门关门,其他时候也就是个稻草人一样的摆设。说到底,技术和制度不过死物,要它们活起来,靠的是人。现在普遍流行技术神话、制度神话,仿佛技术和制度一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技术与制度不是万能的,它们不过是人对人的治理的中介,作为这一切背后核心的人经常被遗忘,连带着对技术与制度之中的人性的极度无感。一味不断用新技术弥补前技术的不足,用新的制度补丁堵上前面制度的漏洞,技术与制度迟早不堪重负。因此,必须为技术和制度配套系统性的措施。

戏说:反反得正

灌水 07-31 10:56 阅读 5074 回复 1
反与反,反反得正……在进行对决的似乎是两股力量,这两股力量在人们看来可能都是社会化不那么成功的产物。而那些在两股力量之间的,被力量对比牵引着走的,才是世人认为最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郑锐,冲动易怒,由朴素的正义感决定着自己的行为。这一点和张一苇异曲同工。法律思维、法律方式,法律程序,很多时候与他的这种正义感是不能保持一致的。他能够以这种态度在“东川第一监狱”生存,就像第一监区范思良所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牵绊,不需要顾及人情世故里面那张复杂关系网,能够快意恩仇。社会关系网错综复杂,也是常人社会化必须要过的一关。有些事,只要你身在网中,你就不好办,也办不成。你个人、你的老婆孩子还有其他家人都可能被这样网影响,他们都在网中。所以,范思良一遇到麻烦,首先来找的就是郑锐,郑锐在监狱很大的价值就是他似在网中实在网外的局外人身份。而真正愿意对抗,能对抗这张网的也是他这种人。我们再来看看张友成,他的角色定位与郑锐成何其相似,都是麻烦处理器。当然,我们可以说张友成这样的干部,他身上的这种品质就是我们心目中好干部的样子该有的,但这样一种远离大流的人在现实中很难走到他那个位置。要解决麻烦,需要张友成,但还要想一想,张友成会不会给“正常人”制造麻烦。他能解决的麻烦或许赶不上他所制造的麻烦。张友成的同事、家人都在社会关系网里面,他却在可以保持与这张网的距离,也就是在保持与同事、家人的距离,所以他和他的家人处理不好关系。在荧屏里,他好像与同事的关系还不错,但这只是剧情需要。按照正常逻辑,他与同事的关系和他与家人的关系一样,都会比较糟糕。同事按照人情关系网行事的规则在他这里行不通,互惠交流的路被阻断了。他还会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同事,有这样那样顾及的同事怎么可能做得到?势必会形成网内网外之争。张一苇,一个社会化的半成品。他非大奸大恶,只是身上有些纨绔子弟的跋扈劲。仰仗权力,又似乎蔑视权力,这从他既利用父亲的影响力,又有点瞧不上这种权力那里可以看出。在所谓的“强奸案”发生时,他好像一个法律小白,讲述着事实真相,为自己的冤屈鸣不平。他似乎被保护得太好,不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也不理解表象与真相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自己有理,就可以无所顾忌底气十足的和警察叫板。他认为自己没错,所以和父亲闹得很僵。在他眼里,只要自己没催,代表着家中强权的父亲和代表着公权力的警察机关,都没什么好怕的。也正因为此,他才是一个可以与强大的“社会正常”力量抗衡的又一股力量。他试图始终坚持事实本身的面貌来实事求是,把这作为自己的人生原则绝不妥协。这点和郑锐的坚持如出一辙。冯森,一开始有谁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正常人吗?这又是一个“正常人”看起来的异类。他似乎被流放的孤家寡人一个,无牵无挂,只要干自己想干的事,坚守自己所要坚守的东西就行了。他与前面几个不同,他貌似游离于社会之外,其实深处关系网之类,从他的人际圈和谙于人心人性人情世故就可以发现。他貌似深处关系网之内,又游离于社会之外。不像那几个“愣头青”,也不像张友成那种刻意拼凑出来的形象,这才是到一定境界的人才该有的,也是最具备现实生存力的角色。但这样的角色又是过于理想化的。要反现实,就要与现实保持距离。要生存就要与现实深深纠葛。怎么样在这两端之间还保持初心,维护原有的自我,有几个能做到这样?人们不是走向了这一边端成为和大多数人一样的模样,成为随波逐流的一员,或者是被遗弃被排斥在了社会边缘。所以正义斗士难做,自我个性难持,而大众脸总是最主流。而直接与黄雨虹、黄四海、米振国他们赤膊搏斗的正是上面那些人,那些社会化不那么“成功”、与社会网若即若离的人。而黄氏父子,米振东一伙,正是社会化失败或反社会化的另几极。他们都走到了社会化的外面,有的自愿,有的被迫。而与他们对抗的主力又是冯森这些“异类”。于是,我们发现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一场异类与异类的战争,最终是为了让异类回归正常。必须有人在关系网之外进行斗争,必须有人站在权力之上主持公道,迟到的正义才有一席之地。

戏说:善恶难辨

灌水 07-31 00:04 阅读 4813 回复 0
名实之辩几千载,名实相符更难觅。一、从“东川第一人民监狱”看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从形式上看,黄四海的减刑、转监区都是没有问题的,符合程序上的要件。因此,单纯求取符合程序的外在形式,并不能保证程序建立时所依循和所要实现的价值得到体现。可以通过很多的操作符合形式的表象,而站在形式价值论的立场,只要符合形式,就可以像运算一样得出确定答案。好比商业上的诸多操作,从形式的角度来看,真是毫无破绽,但在所有人心中,都感觉那是不义的,这说明形式可能存在问题。所以,不能单单只讲形式,只求形式,否则将堕入形式主义。还要结合主观动机、得到人们普遍接受与认同的正义观、原初程序价值、程序设立所要达到的目的等来进行权衡,从而做出裁量。事情在发生中,并不总是将它的每一面、每一时段都展现在外,这导致了无数的东西可以操作,怎么保障公开透明的可视化状态也非常重要。二、形式也能成为作恶工具熊绍峰、郑锐的被诬陷、冤枉,从形式上看,都满足了法纪上罚则的要求,按照形式解释论的要求,直接施加处罚就行了。但事实上呢?形式本质上是一件工具,正义的一方可以利用,邪恶的一方也可以利用。当被邪恶所利用,就可以无中生有使无罪之人有罪,亦可以有中生无使有罪之人脱罪。要形式?给你!在《巡回检察组》中,利用形式作恶之人的分布涵盖了权贵与平头百姓,这可以帮助我们扭转那种“民间即正义”的狭隘的、非理性的身份偏见。哪里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一百多人的复查,仍判定许广军为杀人凶手,正是因为形式做得太过天衣无缝。具备高度犯罪策划能力之人,不但可以摆脱罪责,还可以将他人作为移花接木的替死鬼。有多少人行恶之时是如此呢?现实中,由于经济、时间、资源成本所限,人们不可能盯着一个问题一直查下去,总要在某个地方收尾,加之翻案给之前办案机构与人员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决定了有些案子的真相可能会永远被假象掩盖,有些人注定要成为牺牲品,而且还可能找不到可以怪罪的对象。三、所有人都身处结构之中有人会在私底下跳脚骂人情关系,但一旦碰到事情,第一时间的还是想着怎么找关系,怎么疏通人情。胡雪娥走投无路,病急投医找的郑天明(冯森),因为他看起来很有关系。他可以和何树国一起喝茶聊涉及保密的案子,他可以一个电话就将派出所所长叫过来,他还声称趟平东川公检法。所以胡雪娥相信的还是关系,只有关系能确保案子的办理不只是走程序,不只是有形式,可以确保形式与实质相统一。胡雪娥也许认为,之前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正是自己没有找关系的结果。再不找关系,她认为会重蹈覆辙。所有公职人员只是把自己当机器,一板一眼完成着流水线上的程式作业。她不相信自己儿子的命在机器那里有多少分量(在她看来,如果有分量,她儿子的冤屈早就洗清了)。所以她要往整个翻案工作中加上人情与关系的砝码,让儿子的命值钱起来。关系能够起到熟人社会、亲情关系的拟态作用,从而把“为别人”办事变成“为自己”办事,增加追求实质结果的动力。从这一点上来说,关系起到的作用是积极的。但只有把关系限定在此范围内,它才是可以嵌入现代社会体系的有利元素。

戏说:人情世故

灌水 07-30 17:52 阅读 3576 回复 0
闲聊一下《巡回检察组》里面的人情世故。关系,一种生存构境无论郑双雪、张一苇嘴里怎么说,张友成都作为他们的生存构境(张一兵的概念)“先验的”存在,他们自然而然的享受着各种隐性的福利与好处。有人要拿他们当梯子,有人企图把他们作为人质,有人就是把他们作为倚靠,而梯子和人质的价值都衍生于张友成的身份。只要他们身在东川,人在海平,无形的关系网络就会发生作用,这不以郑张二人的意志为转移。张一苇之所以在审问面前狂傲不已,不也是在潜意识里意识到了背后的力量而有恃无恐吗?而郑双雪更是有意无意的在利用张友成的影响力为自己谋取方便,大开绿灯。当平常人眼里的营商环境问题在他们这里都消失了,他们的成功就变得轻而易举了。虽然同是商人,都代表着资本,但他们与黄雨虹不同,黄雨虹还需要凭借资本去打通很多关节,而他们却早已站在了政与商的桥梁之上。资本,太恐怖的力量黄雨虹,海平首富,连郑双雪都指望着从他这里获取支持。当资本庞大到一个地步,就可以养打手,养情妇,养内线,养媒体,建立一个密不透风的体系,一个坚不可摧的帝国。黄雨虹有自己的智囊团,就就如同部队里面的参谋部;有行动队,随时将各种指令执行到位。他懂法律,给儿子减刑、调监区都是在规矩内行事。但他的每一个手段又都是不光彩的,见不得人的,但又是无把柄可抓的。他的行为不符合人们对公道正义的普遍观念,但人们就是拿他没有办法,拿换监区这事来说,黄四海的行为若在阳光之下,他是不能得逞的。但是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够还原事情被挑起的过程,这就让一切只能天知、地知、他知,只要他不说,一切真相就会永远掩埋在地下。有了资本,就有了智力、法律、权力、暴力的全面支持,就有了改写他人命运的力量。通过组织化的力量,甚至可以与以张友成为代表的人民政权相抗衡,甚至想要转换彼此之间的关系与地位。一个个家庭的悲剧不正是由于资本得到力量后无所节制造成的吗?《巡回检察组》里面的故事因何而起正好证明了这一点。蝼蚁,绝境中的人们耶林讲要为了权利而斗争,这是指的那些普罗大众。他们有什么?想要维护自己权益,只能豁出命了死磕才有希望。孤儿院李美娟夫妇、孤儿院以米振东为代表的一群人、胡雪娥,他们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方式,但代价都很巨大,结局甚至可以用悲惨来形容。只不过米振东选择了复仇,胡雪娥则是走上无尽的上告之路。也许是米振东不相信有正义会降临,所以走上绝路。又或许是胡雪娥年老体衰,更没有如米振东一样的犯罪高智商,只能凭着执拗劲将牛角尖钻到底。米振东洞悉人性、人心,胡雪娥深谙人情、人欲,他们都在自己选择的路上达到了目的地。因为在荧屏上正义必须战胜邪恶。现实中又是怎样呢?不变的也许是必须要死磕,必须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必须以复仇或者无休无止的上告为唯一手段。
写完这篇绝对小众的贴文,突然想起陈平教授的复杂演化论……人要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但是不能理想主义。换言之,要有把世界改造成理想中模样的执着,但不可脱离现实来谈这样的理想。就像我们希望人既要有人情味,又要在工作状态里面如时钟一样精准、规律、恒定,理性得近似冷酷——排除掉所有“人情”影响。但人就是那种动物,就如每个接受教育中的孩子,你能在他身上找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他永远也成为不了机器,而人情却可能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你必须接受人的这种不完美性,却又不放弃对人的完美的追求,不对人走向更完美状态失去信心、失去想象的冲动。也就如我们都是从孩子时代走过来的,孩子时代的我们身上的那些人的本质所规定的内容,现在我们身上一样不少,那些我们所批判、所反对、所厌恶的对象身上的“疾”,我们身上也可能一样不少。作为人这种生物,他人都是我们的镜子,或许,其实我们一样让人讨厌。当我们走向某个岗位、某个职业,取得某种地位、某种身份的时候,我们与那些已经在这种位置上的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走向更好世界、迎接更好的我们的阻碍,不正是因为我们的不完美,我们才要勠力拼搏吗?不正是因为世界的不完美,我们才致力于改变吗?我们想周边的人都是道德君子,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做道德君子,而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呢?就如只要我们遇到的人都是戴口罩的,我们自己就不用戴口罩了。但是现实是,当所有人都戴口罩,我们自己不戴口罩的时候,戴口罩就成为一种强规范,我们也必须遵守。这就是现实。我们想所有的东西都能是免费的,所有的公共用品都充足,所有的公共服务都跟上。但是免费的供给在一个自由贸易、自由经济的时代,其实是有人为你买单了。那么这些买单的钱从何而来?当我们呼唤免费的公共供给的时候,财政的口袋里又有没有足够的钱来满足这种好的愿望呢?你接受了市场经济的逻辑,又要社会主义的好,这个时候就有冲突存在了,这两种逻辑里面有深刻的矛盾存在,必须要去调和。这就是现实。当你高呼腐化万恶,呐喊人的道德理性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明白,可能只能被遏制、限锁,不可能完全根除,这是由人本身的特性和人必须要结成社会而内在的决定的。但人又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必须要在社会中摸爬滚打。而社会游戏又很让人着迷,无论权力、资本,还是其他资源独占,都会让人上瘾。人的生存状态面临多重困境,也是多重机会,这就像硬币,你不可能只要这一面,没有另一面的存在。这就是现实。只是在我们从孩子成长为大人的过程中,我们太容易被这种社会的两面性、多面性搞得精疲力竭,我们很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思想斗争里不能自拔。我们也容易因为不能消除这种两面性、多面性而颓废,最后放弃挣扎,随波逐流,被我们所认为在精神品质上不好的那些面向所社会化、结构化。西方的“二极管”思维方式解救不了这种困境中的我们,还是得回归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找到方子。在宿主与寄生体、与病毒的关系里,我们很多时候只能将寄生体、病毒限缩在不危害宿主的标准下,与之共存而不能消灭。但这样的思想在现代文明中又很难生存,它与科学精神似乎相悖。由西方传来的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法学……仿佛在不停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必定能够找到答案,将所有题目解开。但为什么科学容易走向神学,走向不可知论,在无限求解的过程中人又为什么容易走向精神系统崩溃的边缘,因为一旦走到终极,很多事情不是像简单的数学题那样,运算一定能得到一个清晰的解。人、宇宙、万事万物相关联的系统性、复杂性,使得人的事务、生物界的事务,不可能像运算法则那样只朝一个方向发展。所有的科学都是对世界及其后的整个系统的简化。没有这种简化,人的思维将不堪重荷,人类也将无法处理任何事务——一切无边无际,法律没有路标、没有地基。从这一点来说,科学很不科学。与现代科学相对的现代学科体系,实质上就是划界,以便对一切都可以进行思考和处理。这是由大脑的思维方式的客观性决定的现实。但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操作,我们不能忘了另一种现实:即区别、分化、组合都是大脑进行的工作,而现实其实是混沌的、相融的。只有恢复了这种现实感,我们才不至于迷失在纯粹思维的游戏里,才能从现实的复杂性出发,寻找单纯的现实。混沌中的现实没有方向,或者说有无数方向的可能性,我们要做的是让事物朝我们期望的、有利于人类社会持续的方向发展。
(话说诸君有谁知道贴子上面一把小黄锁是啥?看我这里金锁不少。)一理贯之的从教育孩子的视角来理解动力论的实质。人,天生不具备机器、程序的稳定性,要其保持像机器一样规律、标准、规范的运转状态,就要根据情况加以不间断的调整。这和孩子的教育是一个道理。大多数孩子要在枯燥无味的学习中十年如一日,动力从哪里来?其实动力论本质上就是控制论。其一,价值导向从小要给孩子树立目标,建立起符合主流三观的价值导向。换成成人世界的说法,就是培育事业心,经营理想信念。有了原初价值上的统一认识,孩子才能接受家长的那套行为逻辑和语言说教,才有了可以进行教育的思想基础。有人可以从反面来说这是洗脑,是搞精神控制。可是对于社会化过程来说,这是必由之路。其二,精神鼓励换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要常给孩子画大饼,让他有成就感、获得感、满足感,他才会从学习中体会到快乐,并从中发展出自己的自信心。他也才会有动力去遵守他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接触到的社会规范。从一个面向来看,社会规范就是束缚、限制,是将孩子从完全的心理自由状态中一步步推进规矩的笼子里。这相当于自我拘禁,没有必要的精神鼓励帮助他克服自然的野性,他怎么可能完成这个自我禁闭的跨栏过程。其三,物质奖励和成人世界的经济刺激一个道道。发奖金、造福利、造补助、补贴住房……这些都是通过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激励他们往大家希望的方向上投入精力及智慧。许多孩子虽然对于物质刺激并没有成人那么强的现实感,但他从周围的环境中可以敏锐感触到,金钱、物质具有很重要的价值,而将这种物质中的价值转移到他手里,就体现了他的价值——他在被物质肯定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第四,横纵比较天才、榜样、同龄人、同班同学……这些别人家的孩子,往往成为大人教育自己孩子,激发自己孩子上进时经常搬出来的“工具人”。利用孩子需要肯定自己、需要证明自己的心理特征,鞭策他在某一不理想状态中自拔。这在有人看来是不是又利用了孩子人性的弱点呢?但无可辩驳的是,这确是一种心理学手段,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第五,施加强制就像财政预算上的软约束的有效性很有限而容易滋生腐败一样,软约束对孩子的作用也是脆弱的、变易的。所以必须一手软,一手硬,在软约束碰到阻碍的地方,强制手段就要亮剑。一软一硬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在教育孩子上发挥出最大功效。严肃批评,祭出纪律、体罚,限足、限制消费等,这些都属于强制的手段,但强制离不开监督,包括必须在监督中发现问题,以作出强制决定;在强制执行的整个过程也完全离不开监督,不然强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监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孩子做作业时,家长陪在身边,就是一种监督。监督意味着他者的在场,由他者的在场保证主体行为的透明性。但作为家长,不可能时时刻刻陪在孩子身边,以一种上下级似的关系对孩子展开监督。那么,孩子的问题怎么发现?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同学、朋友从旁监督,来填补家长在时空上的缺位。家长、老师可以直接采取教育、批评、惩罚等等形式对孩子暴露出的行为与思想上的问题强行施加干预,比如家长的说服、开骂、胖揍、“断奶”,老师的说服、纪律约束、精神孤立/集体排斥、身体惩罚、向反馈家长,但身边的同学、朋友肯定不能直接动手。因为孩子既不在他们这里领饷,法律也没有赋予他们此种权力。他们只能迂回的向家长和老师反映,由他们来判断和决定怎么对待孩子的思想病灶与越矩行为。说到底,这些补位家长履行监督责任的“同学、朋友”,在孩子家长眼里也只是个心智不成熟、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孩子。不过,同学与朋友还算与这孩子平行世界之人,那些站在圈外的人呢!又是何种地位?怎么在一个组织中实现全方位全时段的监督并给监督者赋权,实现一种切实有效的控制,以确保组织中人在认真“学习”?
…………………………………………………………一、网络信息引导员来自宣传部门(台、报、网、新媒体)、各个职能机关(尤其是涉及民生、执法领域的部门)、基层单位(各乡镇街道)的信息员,通过发布海量的官方新闻信息,把网民目光和注意力吸引到本地建设和发展的上来。由于人多力量大,信息资源丰富,具备专业素养,能够迅速形成高密度的信息轰炸,并不断提供信息嗨点 ,让一些人从一个高潮到下一个高潮“正规军”的第二部分,网络跟帖评贴回贴人员员,起到引导、分流、灭火、制造和维持热点的作用。二、民间维权者一为公益,一为私利。对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公共权益、公共行为的普遍关注,是为公益。如对住房、教育、医疗、交通、养老、环保、廉政诸领域不足的曝光、揭露,表达改善的意愿,形成事实上的监督。个人权益受损者,个人诉求得不到满足,办事中遭遇的部门不作为、官员作风问题,因而汇集起来的表达权利诉求的人士。这也是相关部门特别注意的对象。有人说网络不能为了个人权益,只是表达公共利益诉求的地方,这就有点拎不清了。二、倾诉吐槽大联盟浏览跟帖、时事看法、身边见闻、建言献策、家长里短、怼人喷人……三、爱好兴趣混成旅爱好诗词、写作、绘画、摄影、钓鱼等的各界人士,将自己生活中的闪光点、才华的结晶、日常的创作分享出来,奇文共赏,与众齐乐。四、私人信息发布人五、各类信息搜寻者六、隐身幕后监视网如果分析一下各个群体所面向的对象会非常有趣,但这里显然不大适合,留待贤君或者以后来做吧!

几个字:人的因素

灌水 07-28 21:16 阅读 4737 回复 0
很多东西不方便谈,那就先扯个淡吧!今天生病了,人的工作效率就很大可能会发生变化,碰上心情不好、情绪不稳定时,也会有所波动,在撞到一个自己不喜欢而必须得应付的对象,概率上的影响必定存在。当然,还有更关键的,想不想干的问题,这就涉及责任心了。所以人的稳定性充满着不确定性。这是就个体的人一般而论的,人的状态永远处于起伏之中。很难满足规范性的、应然性的要求和标准。这时候我们拿守则、条例对照着看工作场所中的人时候,就会发现这样那样的欠缺,总也满足不了旁人的期待。这是现实发生的,也是客观必然的。抛开肉体和精神对人的局限不谈,再来看看一种等级制的规矩对于人们办事的影响。要想好办事,地位上要尽可能的平等,或者提出要求的一方地位更高,在官僚系统里面就是如此。一个上级或者同等级别的人员找人办事,总是被笑脸相迎,一路顺风顺水。这类办事算效劳或者帮忙,是一个互惠互动的开始或正在进行中的一环。大家地位相等,资源上回馈的机会就很大了。提要求一方地位更高,那跑腿者还可能赚大发了。地位低者求地位高者办事,很大程度上一要看人家心情,二要看人家修养,三要看人家脸色,四要听人家“阿、哦、嗯、呃……”无数单音节语气词。而且效率上嘛,通常是被搁在桌子一角的,要是被眼角偶然瞟到,那就阿弥陀佛了。人家或许内心不屑:你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莽莽撞撞就跑我这里来了。不趁此拿一下腔,捏一下调,怎么教育不懂事的人?当然,带有道义性质的同一个组织内部的情形会有所不同。地位低,意味着坐在索取位置上的时候更多,即使要发生交换,那也是高度不对称的。因而,地位低者就要靠其他东西来补足这种不平,比如自尊、人格、财富、人情的疏通、更大老板的支持,把自己的“身高”垫起来,以创造一个与权力比自己更大者坐在一起对话的机会。看看地位高者为啥趾高气昂、鼻孔朝天,地位低者为啥点头哈腰、低眉顺眼就知道了。一旦遭遇人在不稳定中的低谷和自身的不平等地位,事情就难办喽!

几个字:程式化服务

灌水 07-28 18:58 阅读 5005 回复 3
你们在生活中有碰到那种标准的“程式化”服务吗?在道德哲学上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在法学上有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现在各机构在办事上也有了形式化服务。比如,你要向某机构反映问题,人家按照标准化程序/程式给你作业:记录情况、向有关部门与人员了解,然后给你个回复,井井有条,一丝不乱,这套流程做完,人家的任务也完成了。这就是程式化服务,或者说流程式服务。只要把流程走完,义务就尽了,责任就没了。程式化服务很好,与现代的程序理念深度契合,也与规范化、标准化、流水线的工业体系操作完全一致,但是好像就是与实质正义/实质价值没啥关系。换句话说吧,和事情办的结果无关,真的是只求过程,不问结果。问题是,人们来找机构办事的时候就是为了看流水线作业过程吗?人家的核心诉求还是解决问题嘛!当然,诉求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这就导致也会出现很多无理取闹之辈。但对于那些合理的,不能程式化无结果了之吧?程式化服务是为了规范服务的作业过程。但务必得认识到,办事服务和工厂生产线上的流水作业有着根本的不同:流水线上的每一步设定只会导向下一个生产环节,走完所有环节最终会有一个产品生产完成的结果出现,这就像我们把纸放进打印机,点击打印,我们要的东西从滚筒上走了一圈就成了。而我们的程式化服务流水线则不一样,很多时候都是无疾而终。人事对工业化物质生产的模仿往往会导致一个反面的效果,因为我们无法像工业生产那样,最大限度地排除掉人这个变量因素的影响。这就好比在打印的时候,还得有人先吧机器矫正调好,有人把卡纸清理出来,有人给打印机装填墨粉……但这些最终都不成问题——由于有一个结果必然等在那里,那就是打印的成功。而我们的办事却不能作硬性要求,只因有些事情不管怎么努力都不会有那个人们想要的结果。而正是那一点两点概率中的失败,让其他应该能有结果的事项找到了蒙混的可乘之机。
踢皮球好比循环论证,甲说可以从乙那里得到答案,乙说这是丁的分内之事,丁又将其问题送回到了甲这里。答案在无限的循环中永远没有了答案。作为来办事的人员,他看不到机构在台下是如何运作的,他只能从他如何被对待,以及办事的顺利与否上反推出机构的形象。他如果是被像皮球一下踢来踢去,被循环论证的游戏折腾个半死,他当然会对这个机构以及与这个机构同质的单元下一个感受性的判断了。同时,他也不需要从文本中知道这个机构的组织原则、服务宗旨、效率叙述,这不是他必须要了解和掌握的。他全部的了解和掌握可能只是建立在直观感受上。当对一个机构的文字介绍与他对这个机构的体验不一致甚至完全矛盾时,他会选择相信文字还是感受呢?机构通过“特许状”的形式,将某项业务或者职能在事实上承包给某一方,所收取的特许费用是不是用在了公益事业上,这是值得关注的。同时,特许的形式赋予承包经营方的实质上是垄断的权力。对于垄断后的定价,发出“特许状”的机构是有义务加以干涉的,因为是机构在事实上造成了这种垄断的局面。此外,市场定价标准完全可以作为特许定价的参照系,如果没有合理理由,特许定价对市场定价的大幅度偏离肯定是不合逻辑,但可能是合情理的——因为一切皆有有原因嘛!循环论证似乎是一种很聪明的作法,把人绕晕了、绕疲了、绕得没脾气了,人们就放弃了追求答案的想法。但是,这显然是对弱者的欺凌。用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精神成本逼人们接受现实中的不平等、不合理与不公道。谁会愿意为了一点“小事”对自己的整个生活世界造成从里到外的冲击,搞得七零八落、颓废不已,而与四围相疏离呢?周围的人也会劝,为了这点小事不值当。也许家里人都不会理解,在这种事情上执拗,把自己的日子过得乱七八糟,是不是傻呢?

三言两语:汉奸造

灌水 07-27 12:53 阅读 2933 回复 2
不想与你共患难了,而你恰好又可以作为割袍的投名状 ,于是你就被不知道以何价给卖了。汉奸是对出生的否定,对原先生活样态的舍弃。是与传统文化的一刀两断,有人说这不是物质之争,而是“主义”、意识形态的抉择。实则不然。这些人不过是不想吃苦了,不想再被拘束了,不想再与同仁们抱团了,才会以一个高度发达经济体的要求来衡量还在努力爬坡中的民族。于是把一些似是而非,至少当前来说水土不服的价值理念悉数照搬过来,或是迷信,或是假托。而这些东西会刺穿攀爬中的车轮,洞穿行进中油箱,导致车辆无法前行,只能下滑、倒退、坠入深渊。汉奸不是伯夷、叔齐式的远走,而是一心臆想着颠覆。它们也不是围绕同一理念互相批评,而是彻底站到对立面,用一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立身。汉奸是貌似同类中的异族——披着羊皮的狼——以皮肤、民族、人种、语言作为从事阴谋活动的掩护。汉奸源于不信任,不相信这个民族会振兴,不相信这个国家在竞争中最终会胜利,不相信一种好的生活品质会到来,不相信能够在这个共同整体中通过自身努力发展出高度合理化的组织模式与相处之道。所以,它们要出卖,换取现成的福利与权势。这就是汉奸的信仰,这与少奋斗二十年的思维理路如出一辙。汉奸也会出自仇恨,对一个政权恨之入骨,所以它们要引狼入室,把这个伞盖之下的所有人都卷入腥风血雨、民不聊生中。多少某个时代的遗老遗少,某个被颠倒过的阶级,某种命运突变后的阶层,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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