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后首回乡：老家残垣断壁 村里只剩两户人家

2月14日，年二十九，离开家乡12年后，我首次回乡祭祖。2005年也是这样一个冬天，我和妹妹被送往广东，与南下打工的父母团聚，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家乡茨竹沟，位于重庆东部山区，是一个典型聚族而居的自然村。全村除了嫁进来的媳妇，全部同姓共祖。这天上午，我们一行15人从县城出发开车到最近的公路，而后步行进村。这天茨竹沟被浓雾包裹，比起县城平添几分阴冷。出发前，堂弟就告诉我：“老家冷，要穿秋裤”。可当我再次站在茨竹沟时，除却寒冷，更多的是震惊。　　房梁从中间折断，屋前的地坝铺满掉落的土砖，门板虚掩在上面，房屋左半部整个没了。一眼望去，除了“残垣断壁”我想不到任何形容词。这里是儿时我住过的家，不由得往前走近了几步，表姐立马叮嘱：“当心安全，不要靠的太近”。破落的不止我家老屋，整个茨竹沟都是如此。　　印象中，这里多山，少有平地，村里的房屋依山而建，次序分布。村东是缓缓而下的山涧小沟，村中有一鱼塘，鱼塘上方有一水渠穿村而过，我们叫它堰沟，用来灌溉农田，水渠两边的石坎是村中主路。那时的茨竹沟，鸡鸣狗吠很是热闹。大人们出工种地，同辈的小孩扎堆游戏，大点的在家做饭，饭好后到村口大声一喊，于是各回各家。　　可现在沟里的水干了，堰沟被填了，鱼塘变成一滩死水，原本的道路也长满了杂草，偶尔还有野猪出没，临近过年，整个村却死一般的安静。这些泥土夯成的老屋，长期无人居住，显得破落不堪。各户房门紧锁，只在大门写上户主的名字。　　拜祭完本家爷爷后，父亲指着几座没有墓碑的墓说，这就是我们茨竹沟的几位老祖宗，没有他们就没有你们。我和堂弟拿着鞭炮、纸钱、香烛挨个清理、祭拜，叔伯亲友轮番跪拜燃香。没过多久，鞭炮声此起彼伏。表姐说，除了白事，每年祭祖是茨竹沟最热闹的时候。　　儿时的茨竹沟有20多户村民，都是本家亲戚，大部分是我爷爷奶奶开枝散叶的结果，其余则是他们叔伯兄弟的后人。爷爷那辈共有六兄弟，他是最小的那个，子孙却偏偏最旺，有6个儿子，两个女儿，每个子女又至少有一双儿女。　　只是，当我再次回到茨竹沟时，亲戚已经进城居住，这里只剩两户人家。一家是年逾八旬的独居老人，过完年后他也将搬到临近的乡上，留下唯一的一户——生了四个小孩才得到儿子的贫困户。他们都是我的叔伯长辈。　　就像一百多年前，祖先为了生计在还算富饶的茨竹沟安家。现在，外出打工的长辈有了获取更好生活条件的资本，开始搬离茨竹沟。如今这个小山村的后人们，已经分散定居在镇上、邻乡、县城、重庆，甚至广东。我家老屋塌的时候，屋里还有人住——村里最穷的五保户胖伯。　　胖伯69岁，跟我同宗，是二爷爷过继的儿子。他没上过学，不认字，为人过于憨厚、孤僻，生活邋遢，经常被人欺负。胖伯20多岁时，曾娶过一门亲。锐伯伯说：“他就是太傻了，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性生活”，婚后同房只知道跟媳妇打闹“经常抠她脚底板”。后来，胖嫂就跑了没有回来，胖伯成了四邻皆知的单身汉，这件事在村里流为笑谈。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围着他叫“nangber”（土话傻子）　　早年间，胖伯也曾跟着亲戚到城里讨生活，做些重体力的搬运等工作。年龄大后挣钱越来越难，只能回村种地。他也是茨竹沟外出打工后，唯一回村定居的人。只是胖伯的房子年久失修，没过多久就塌了。好在迁出茨竹沟的人越来越多，留下了许多空的房屋。他索性搬到空房子里面住，走了的人也乐意他帮忙看房，图的是“加点人气”。　　我家是胖伯住的第三户，他还在五伯、钟伯家住过，只是都发生了坍塌。2009年，爷爷去世，母亲回乡奔丧曾见过胖伯。“潮湿、阴暗、严重漏水”，母亲对他的居住条件很是担忧，临走塞给了他一百块钱和一条烟。“房子是白天塌的，他正好在屋里”锐伯伯说，轰的一声，房子左边整个塌了下来，住在右面的胖伯逃过一劫。不过此后，再也没人愿意他帮忙看房了。　　这次回来，我没有看到胖伯。表姐说，我家塌了后，他搬到了政府为五保户修的新房子中，现在靠着存粮和低保过日。“胖伯也不想走，这边没地方可住，那边又跟人闹矛盾，老无所依可怜”几位伯伯说，他前两年还种田收粮，年尾还杀了200多斤的猪。“邻村的人跟他称肉，欺负他不认字，把好肉都低价骗了去”。　　胖伯走后，常年在茨竹沟的就剩和爷爷与尧叔一家。　　和爷爷今年82岁，儿孙都在外地打工，他自己独居在这山村。我站在倒了的老屋前，和爷爷刚好从他家出来，半天没认出我来。我告诉他后，他直说“记得，记得”，握着我的手半天不松开。临走时，和爷爷招呼我过去，他从屋里端出装着瓜子、糖果的簸箕，让我多抓一点放在口袋。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家里种田种地还收了一千多斤粮食，只是身体越来越差。年后，他也要搬到邻乡，给外出打工的小儿子照看新房。　　等他走后，茨竹沟就只剩尧叔一家了。　　尧叔是他这辈中儿女最多的——有四个，三个梯次排开的女儿和最小的儿子。早年间，尧叔的父亲发了话：“生出儿子就不生了”。为了养活这一大家人，尧叔常年在外打工，留下媳妇、儿女和近80的父亲在家务农。他们还负责帮亲友照看祖屋、代办村里的琐事。祭祖时，我们发现所有坟墓上的杂草都清理过了。临走时，二伯娘给尧叔媳妇塞了几百块钱。她说：“这都是人情”。　　尧叔的大女儿学习成绩很好，小学毕业直接被保送到重庆某所著名中学，由于负担不起市区的生活费用，她最终选择在本县的分校就读。考高中时，她又以超录取分几十的分数上了本县名列前茅的学校，还被学校安排去北京旅游。这是她去的最远的地方，读书成了她走出山村的最便捷途径。　　回县城的路上，父辈们谈起了尧叔家的打算。政府给贫困户有两万多的建房补贴，他们打算在原址从新盖新房。　　“在这盖？在这怎么生活？”　　“不然还能怎么办？这么多小孩负担这么重，还能怎么办？”　　父亲的反问让我语塞，他们要走出去真的没那么容易。祭祖这天，碰到了回来清理房屋的钟叔。前一天，他们刚把家当都搬到了临近的乡上，茨竹沟的房子变成真正的祖屋、老房。钟叔一家在广东东莞打工，年轻的儿子在那边的工厂担任主管，已经购房入户。今年过年，他们专程从广东开车回乡搬家。　　我和父亲也是从广东开车回家过年。由于亲友都进了城，回乡变成了回城。其实，在城里过春节已经有七八年了。奶奶有8个子女，父亲最小常年在广东，其他的伯伯、姑姑都在县城买房买车，他们的子女也都习惯了城里的生活。爷爷过世后，为了方便照顾奶奶，父辈们也把她接到了城里。　　老人是不愿意走的，习惯了农村生活的自由，不愿意“长期住在别人家”。后来，父辈们合资在城里为奶奶买了套房，让她单独住在一边，又方便日常照顾。今年过年时，我陪着奶奶走在各位伯伯家之间，由于晕车每次去都靠两条腿走。几公里的路多是陡坡，83岁的老人走路颤颤巍巍，让人很是担心。“我不愿意去，她们煮的我吃不惯，走过去又累死个人”奶奶说，她宁愿安安静静自己过。　　可儿孙们喜欢热闹，四世同堂怎么能少了老人。进城后，每年过年宴席都是以奶奶生日为开端，年二十八这天通常在大伯家为奶奶做寿，凡是回来的儿孙都得来吃寿面。到了年二十九，过年的宴席拉开帷幕，从大伯家开始，到各伯伯、姑姑家轮流各办一天，一轮吃下来年也就过完了。　　这种模式以前在农村不敢想象，一是没有经济条件，二是人情关系在父辈眼中更重了。父亲依旧记得，以前在茨竹沟资源有限，为了争灌溉的水源、晾晒谷子的场地，亲戚们没少吵架、甚至动手。不过，进城后没有了生产资料的矛盾，亲戚来往更加频繁。每天一大早便有人在家族群中聊天、问候。　　不过，这种宗族关系是以长辈为核心的。今年团年时，父亲感叹：“妈在家就在，以后妈走了，我们这些离开了的人还能不能聚得齐。”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关系最为紧密的父辈为了更好的生活离开了家乡，而我的同辈们眼光也没局限在小县城，大多已经在重庆工作、买房，最远的我还在广州读书，已经没人再回茨竹沟定居。　　倒是父辈们还在盘算，在茨竹沟各家老屋基础上重盖房，以后回去养老。不过，讨论了一年多的计划，始终没有着落。年轻人总是揶揄他们：在城里住习惯了，你们还愿意回去吗？　　也有伯伯建议，在茨竹沟盖个祠堂方便祭祖。　　大伯伯说：“毕竟那是我们的根不能忘，也方便年轻人回来还能找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