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抱怨到处都需用钱：不卖地根本无钱保民生

本报记者陈岩鹏北京报道
“只有把保障房制度设计好才能执行。否则，制度设计得不好，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摧毁性的打击。”3月8日，在江苏团分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徐州市委书记曹新平不无担心地说。
曹新平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注意到，现在有些城市，一些地方，GDP中有50%到60%是来自于房地产的，“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了。”
而另外一组数据，也佐证了辜胜阻的观点。财政报告表明，去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到29109亿元，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35%，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71.68%，占到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的89.3%，在沿海一些城市甚至超过了政府财政收入。
土地出让金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可用财力，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是直接推动了房价上涨，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二是造成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影响科学发展观落实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三是导致权钱交易，滋生FB。”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永明认为。
但市长们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全国人大代表、辽阳市委书记唐志国表示，现在财政体制不尽合理，地方政府事权承担多，责任较大，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的收支矛盾较为突出。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市长坦言：“不靠卖地，还能靠什么？！”
资料显示，2010年，重庆市财政用在民生方面的支出达887亿元，这已是连续4年重庆将半数以上的财政用于民生，而这些钱的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土地收入。
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苏州已出台的限购政策比较中性，既要落实国务院的政策，又要避免引起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这样会对经济有影响。”
本报记者发现，绝大多数城市出台的“限购令”都卡在了“国八条”的下限上，也就是“禁三禁二”外加一个“社保满1年”。只有北京特立独行，把社保证明年限提高到了5年。有些人大代表在讨论会上提出了“限购令”应慎行的建议。而当听到有建议要把“控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过快”两字去掉，许多市长嗤之以鼻。
“如果土地收入大幅下滑，那么还能靠什么保民生呢？！”中部地区某地级市的市领导反问本报记者。
需要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但财力不足困扰着一些地区。3月9日，四川省财政部门的一位官员就向本报记者抱怨到处都缺钱。
今年，国家将新增1000万套保障房，需要资金1.3万亿元，可看得见的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拨款1300亿元；地方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10%，足额到位最多也就1350亿元；再加上动用有限的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其余大部分缺口需要依靠存在很大不确定因素的金融及发债来完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建控股集团总裁于炼说，现在保障房建设只是政府的一项任务，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实在太大，比如资金从何而来、建成后如何管理、服务资源如何配套等等。而更让市长们担心的是，“土地收入掉下来，那1350亿元怎么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