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高考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仙桃中学的校园里只剩下高一高二两个年级还在上课，距离期末考试只剩几天了，诵读的声音在夜晚的校园里显得更加清亮。黎晖在高一年级教书，他一毕业就到了仙中，在这里已经任教超过20年。最近找黎晖咨询志愿填报的朋友和熟人很多，不仅有高考学生的家长，最近中考分数也都出来了，选哪个高中也困扰着很多家长。
在饭桌上，黎晖还在忙着打电话、发微信。他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非常清瘦。李燕和黎晖第一次相识，她是“80后”，在仙桃一所公办初中教英语。听说黎晖在仙桃中学教书后，李燕在席间开玩笑说，就是因为仙桃中学的提招，搞得她们初中老师的日子越来越紧张。她现在带初二的重点班，主要瞄准的就是提招考试，上课进度比其他班级快很多。但这几年，提招考试的时间不固定，时早时晚，让初中的教学也很被动。黎晖只能苦笑：“我们也是没办法。”
黎晖则觉得，现在初中对学生压得太狠了。他和李燕随后有一段对话似乎佐证了这一点。黎晖的孩子也在上初中，他谈道：“我们家小朋友每天不会超过10点半睡觉，你们相信吗？”“那怎么可能？”李燕当场怀疑道，“他作业怎么做得完？”“他是把别人下课休息的时间利用来做作业。”黎晖答。“但我们没有下课时间啊，真没有，基本是学生还没出来，我就在教室门口了。要上厕所的自己去上厕所，不去的把书拿出来准备上课。安全现在是学校头等大事，学校也特别怕学生课间打闹出什么事情，要求我们老师无缝衔接。”李燕继续道，“其实现在学校也三令五申，不能给学生留太多课后作业，但现在是我们不留，家长也会给孩子找作业做。”黎晖补充说：“我们不会，他有时也会在小课上写作业，总要保证在10点半以前能睡觉。”
作为武汉的卫星城，仙桃市的学校面临着来自省会高中掐尖的压力
黎晖有一次去外市交流学习，下午4点半到了市区，让他感到最纳闷的是，这时候，马路上已经有很多放学的小朋友在排队过人行道了。“我跟我同事当时开玩笑说，你看这地级市还是不一样，4点半就放学了。”
仙桃的家长和老师都说，初中现在已经成为竞争最激烈的战场，强度甚至超过了高中。
为什么所有压力都汇集到了初中，学生到了高中反而觉得轻松一点？李燕解释说：“如果中考这一关你过不了，就只能去读职校，你就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如果你过了这一关，到了高中，有实力、有追求的学生，可以冲击“985”“211”高校，实力弱点的，到高考时大概率也能上个本科；再不行的，你也能考个大专，或者复读一年。到了大学，如果你不满意的话，也能通过考研或者出国再提升学历。”
中考划分出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轨道，而且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空间，而现在的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评价较低，多数家长自然不愿意让孩子被抛到这条轨道上。随着普职分流政策在县域的严格推行，“一考定终生”的焦虑就逐渐从高中家长蔓延到了初中家长之间。
最先烧起这把火的是民办学校。2009年，李燕在南方做了几年代课老师后回到了仙桃一家名列前茅的民办初中。在她印象中，这个时候，民办初中的教学强度就很大了，老师们经常连轴转。“大家那会儿最怕国家法定节假日，因为学校会调休，本来就是半个月放一次假，一调休，老师们可能就要连着工作20来天，比不调休更累。”
民办学校属于市场办学，自然有更强的竞争意识。它们要和公办学校竞争，只有拿出成绩才能证明自己。所以，民办初中更早就推行了以大量刷题为特征的教学模式。学生通常在早上6：40左右进班，中午只给30分钟吃饭时间，有的学生为了节省时间，甚至从来不在学校吃鱼。学生中午吃完饭后回到教室，趴在桌子上休息半个小时，再上一节课，然后开始下午的课程。和高中一样，初中生晚上也有晚自习，初一初二上到八九点，初三要上到９点半。
7月初，仙桃中学又送走了一届高三学生，高一和高二学生正在准备期末考试
相比高考，中考的考试难度更低，其实是更容易通过刷题来提分的。除了几大主科目，李燕在民办初中待久后渐渐发现，对体育、实验操作这些考试项目，学校更是要求一分不失。“比方体育中考，去年是40分，今年是50分。民办初中就有先天优势，它的校园面积很大，初一的孩子一进校就围着校园跑，刚开始我跟不上，只能骑个电动车在后面追。慢慢地，孩子肺活量和耐力就锻炼出来了。”李燕告诉我，前几年中考还有微机操作。她第一年带初三的时候，发现班上自习课老缺几个人，一问，都是去上微机课了，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其实不是所有孩子都有天资的，特别像体育，有的孩子身体素质确实不行，拿不到满分，你怎么办？”
但正是在这样的高强度训练下，民办初中虽然起步晚，却在短短几年内就在考试成绩上赶上甚至超过了公办初中。这样一来，后者就感受到了来自家长、社会和教育部门的压力，也不得不跟进，提高教学强度。
在那家民办初中工作了近10年后，李燕调到了现在这所公办初中。到了公办学校，收入降了一些，但工作强度也不小。她所在的年级分成了AB班，B班压力小一点，可以不紧不慢，按照进度上课，到时参加中考。但她带的A班不行，A班要针对仙中的提招进行训练，所以得快马加鞭，在初三上学期就把教材内容教完，然后开始上高中的内容，拔高拓宽。
李燕住的地方离学校近，步行只需10分钟，但有早自习的时候，她每天要在5点半起床，6点半到校。“搞得确实有一点过了，但也是被其他几个学校逼的。中午的时候，我们A班的学生不回去，就在学校就餐，趴在桌子上睡觉，这样中午就可以多一节课，他们到晚上10点多才能回到家。”李燕说。
激烈的竞争，使得中考分数不断“通胀”。2021年的中考，超过700分以上的就有528人。像仙桃中学这样的好学校，录取分数线便水涨船高。这给整个仙桃的教育制造了一幅繁荣的景象，也催生出了各种怪现象。就拿体育中考来说，虽然为了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中考把体育分数提高了50分，但现在有的初中反而在初一初二不好好上体育课，到了初三再来突击训练。“国家提高体育中考的分数，出发点是好的，但每个孩子的身体素质不一样，你要求大家都去竞争，考满分，反而有反效果。现在有人还提出要把音乐、美术也纳入到中高考里面，那孩子将来不就更苦了！”李燕说。
黎晖感叹说：“现在这哪叫教育，对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摧残。我每年都会数一下自己班的学生，小孩多数都是戴眼镜的，假如一个班有60个小孩，至少有45个学生一上高中就戴着眼镜了。”李燕则发现，疫情之后，她班上的学生近视率已经接近90%，“班上能有几个不近视的孩子，都挺让人惊讶的”。
补课风潮
李燕的小孩今年上小学四年级。我们采访的地点选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楼下，李燕匆忙让孩子吃过午饭，把他送到了楼上的培训机构，这一天他要学的是萨克斯课程。
如果稍微留意的话，你能在仙桃城区的街边，尤其是学校周边，找到各种名目的辅导和校外培训机构。它们有的是租用临街的商铺办公，有的委身于普通居民楼内，在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地方，校外补课的风潮早就席卷了仙桃。在这场愈发激烈的竞争中，家长如果不想自己的孩子掉队，就只能投身其中。
补课的风行是校园竞争的一种外溢，也是教育焦虑的一种表征。当孩子在学校的时间被挖掘殆尽后，就不得不把课外时间也利用起来。跟北上广等大城市相比，在县城，补课市场的需求端一点也不弱，而且形态更加多元。除了这些明面上的教育培训机构，还有很多半地下或地下的补课形式。
据当地老师介绍，有一种形式叫“家养家教”，也就是老师在自己的房子里招收学生，一个学期收一笔费用，给孩子提供食住，定期也给学生补课。外出务工的家长出于对老师的信任，愿意把孩子交给老师，所以，这种补课形式很早就出现了，相当于老师自办了一个托养机构。以前只是个别老师提供这种服务，到这几年，“家养家教”越发盛行，并且慢慢地发展成了“校外班”，一些能干的老师和班主任甚至能把自己整个班的学生都弄到这个私设的班级里去补课，一年可以获得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收入。
夜幕下仙桃中学的教学楼
在补课市场同样存在内部竞争。当地有一些学校出现了优秀学生家长抱团，垄断名师资源的现象。一个班级或一个年级成绩最好的几个学生，如前5名或者前8名，他们的家长自发成立一个家长小组，出高价把学校最好的几个任课老师给“包”下来，然后去寻找合适的教学场地，置办好桌椅板凳、投影仪等，张罗好以后，再给老师发个定位，让他们到指定地点来上课。这样一来，家长与老师之间形成了高度捆绑的关系，家长垄断了最好的师资，老师则获得了安全、高额的回报。“对老师来讲，你原来给30个学生补课，辛辛苦苦赚个几万块钱，现在你只用给8个最优秀的学生补课，同样的时间能赚更多的钱。你能拒绝吗？”一位要求匿名的资深老师说道。
对绝大部分中学老师而言，补课的收入都是一个难以拒绝的诱惑。尤其是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中，公办中学，无论是高中还是初中，老师的收入水平都很有限。苏祖祥有36年教龄，还有高级教师的职称，他一年所有的收入加起来也才10万元出头，而刚刚工作几年的新老师，一年平均只有五六万元，初中老师整体来说要更低一些。虽然有很多老师开始会很犹豫，但随着这股风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老师加入其中。
补课风潮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形成扰动。一些老师把原本应该在课上讲的内容留到补课时再讲，或者在课上也讲，但讲得比较简单，没有参加补课的同学可能就会跟不上。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补课现象也在老师群体内部制造着矛盾和分裂。“比如在初中，语文、数学、英语等几门主课老师，还有当班主任的，他们有优势，补课收入多，而教副科的老师，比如地理、生物、政治老师，他们心里就不平衡，可能就消极怠工。”上述资深老师说，“即使同样是语文老师或者数学老师，也是有的老师招生多，有的老师招的少或者招不到，竞争也很激烈。学生少的老师就可能认为别的老师用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在当地，能考上仙桃中学是一份荣耀
在教育行政部门那里，校外补课这些年一直属于被打击的对象。但吊诡的是，有时教育部门越是整顿，补课风气越是盛行。如今在下面的乡镇，补课也非常普遍。闫向东长期在仙桃市的某乡镇工作，这个小镇离仙桃城区有三四十公里远。他在最近四五年发现，镇上的辅导机构也开始多起来。闫向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镇上当老师，后来被调到镇上做教育行政工作。有时，他们也要去查老师私自补课的情况，但闫向东对这项工作感到很矛盾。“这个查到了又怎么样？大家都是教师圈子里的，互相都认识，查到了就是得罪人。有时上级部门压力也大，看到下面自己查很难抓住违规补课的教师，就自己组织一些小组来检查，查到了一两个，这些人就只能自认倒霉。但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越查越多，查不胜查。”
这种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补课形式，也在家长与老师之间打进了一个锲子。“有的家长觉得好像我出了钱了，孩子就交给你，他不管了。慢慢地，家长们就会把教育看成了一个购买服务的行为，觉得自己一年交了几万块钱，你得把我孩子教好，得把成绩弄出来。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后，也是这种心态。有时老师也没办法，感觉到无助。”在仙桃一所民办学校做管理的刘大明说，“如果没有家庭教育，教育在本质上就是不完整的，学生是教不好的。而且家庭教育一定要理解学校教育，去延伸学校教育，家校配合，这样才能够真正教育好学生，才能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完整的人。”
在公办学校的黎晖也抱怨说，现在很多家长非常关注每次考试的成绩，但很不一样的是，以前的家长无条件地信任学校和老师，不干预教学，现在很多家长，一旦自己孩子的某一科考得不好，马上就把电话打到了班主任甚至校长那里。“你看我们这么优秀的小孩，送到你们这里来，怎么考这么差，这个老师不行，你要给我换一个。”黎晖也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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