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缘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去上海求学进了复旦，学的是中文系。全班93个同学，湖北籍的3个，艾杰、李师东和我。艾氏家在武汉，语文成绩好，还擅绘画，毕业后回武汉在一家报社工作，成绩斐然，后来成了资深报人。李氏是洪湖沙口人，那儿湖光潋滟，莲叶接天，电影《洪湖赤卫队》就是发生在那儿的故事。李氏毕业后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干也是几十年，他是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后来成了业内著名出版人。而我，毕业30年了，一无所成，事业上庸庸碌碌，家境四壁萧然。人生苦短，来日无多，抚今追昔，怅然感怀，不禁暗然神伤！
有时夜深人静，辗转反侧，痛恨自己虚掷光阴，蹉跎岁月!自己问自己，是不是下棋这件事儿害了自己呢？
记得刚到复旦的最初几个月，主要任务是熟悉环境，认识老师和同学，学习倒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全班将近百号同学，别说记住名字对上号，就是记住各人的相貌特征能够一个个区别开来，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至于跟老师混熟，那就更不容易了。我个人的经验是认识同学先从同寝室开始，同寝室的先从个人爱好方面接近。同室的同学有蒋剑平、杨舸、王岗、王远宏、吴俊、王克恭，其中蒋剑平和王岗喜欢下围棋，每周都要在那个小小的斗室里过过棋瘾。“善弈不如善观”，只要他们下棋，围观者不少，大都是本班同学，里三层外三层叠起了罗汉。我由于经常看他们下棋，也慢慢知道了一些围棋的倒顺。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教我们文学史的骆玉明老师也被吸引过来了，骆老师就常常趁着上完课后的空闲，打着看望学生的幌子，跑到我们寝室下棋。骆老师当时30出头，瘦黑的样子，学问做得很好，但围棋力量不大，那个时候的蒋剑平、王岗他们的围棋水平可能已经达到今天网络围棋的业余3K，师生间厮杀，竟然难分伯仲。骆老师平时不修边幅，是老师中最不摆架子，跟学生们打成一片的代表。他往往一到我们寝室，就招呼下棋，自己先往桌子上一坐，手里就哗啦啦拨弄黑白棋子了。当然应战的是蒋剑平和王岗，后来别的寝室也来了几个粗通此道的，记得有姚伯荣和杨光俊。骆老师下棋非常专注，坚韧不拔，遇到自己顺风满帆的时候，非要玩它个痛快不可，这样对弈者就免不了误了用饭。那个时候，我们给老师同学买饭是常有的事，往往是我们在食堂吃完晚饭，再买三四个馒头带回寝室，我们把馒头塞给对弈双方的时候，他们头也不回，一边盯着棋盘，一边就着凉水饿狼般地吞咽起来。
复旦四年，我们寝室从不缺少棋才，除蒋剑平、王岗外，后来王克恭、杨舸和我也可以上场了，王远宏天生不爱此道，被老潘李满均他们煽动去参加了足球队，而吴俊把下课后所有的时间都消耗在他的《纲鉴易知录》里，他后来做了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
说到棋缘，这里还要说一说军棋的四国大战。
现在因特网发达，可以在网上下棋，很多著名网站都设有游戏大厅，其中就有我这里所说的四国大战。四国大战是军棋的一种特殊玩法，在网络游戏里，所有四国大战的介绍中，都说四国大战始于上个世纪上海的高校，由过去参战两人再加一个裁判的玩法发展成了参战四人加一个裁判的玩法。如果是在网上下棋，裁判也可以省掉，系统自动判断子力的大小及其最后的胜负。其实，这些介绍中所说的上个世纪就是指的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期；所谓的上海高校，确切一点就是那个时候的复旦大学；四国大战，也就是我们草创时期的四角大战。
到了1984年上半年，大学生活已经接近尾声。从5月份到8月份最后的三个月里我们只有两个任务，一是完成毕业论文，二是做一次社会调查。毕业论文大多数同学早就做好了，只需最后在文字方面润润色就可以上交。至于社会调查，并没有刚性指标，譬如说我们语言文字专业的，花一个月时间去豫园城隍庙一带做一个方言调查就行了。尤其是到了8月份，大家等着接收单位的通知，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段时间是自由的，也是难捱的，有的同学难遣寂寞，竟然利用这个机会结婚成家了。更多的同学在宿舍里东倒西歪翻闲书，或者结伴去近郊旅游。
为了打发时光，现在很难记清是谁第一个提议玩军棋，似乎是姚伯荣，又可能是杨光俊。于是，就有同学立马去街上买了几副军棋。开始是两个人对杀，其他人旁观。后来觉得不过瘾，就有人提议把两幅棋盘剪开了再整合成一张大棋盘，四个人同时上阵，这样对面两家配合迎战另外两家，大大丰富了军棋的战术与乐趣。由于我小时候就玩过军棋，大家推选我做这项工作。我当仁不让，不仅设计了大棋盘，还根据过去两人作战的游戏玩法再加损益，修订出了全新的游戏规则。我们给这种新的军棋游戏取了一个刺激的名字：四角大战。
我们玩四角大战，前两天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到了第三天，无论是规则还是实战技巧都日臻成熟，近乎完美。这种游戏具有大众化的特点，规则明了，简单易学，与围棋那种深奥的理论以及众多的规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也就吸引更多的爱好者。不到一周，本班大多数男生都参加了进来，连过去热衷于足球的几个家伙也经不住诱惑，过来加盟四角大战。
四角大战由于它拥有广阔的战场，更由于它的灵活性以及注重配合的特点，参战者在厮杀中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的个性。譬如说，张海平总是不停地摆弄着他的烟卷儿，城府很深的样子，好长时间才去移动一下棋子；姚伯荣为人痛快，喜欢运用开局兵多将广的优势，麾兵掩杀，如入无人之境；杨光俊似刘备，眼光远大，偏好低调经营；刘中军如张飞，“你这个破子儿，找死！”一见敌情就拍马杀将过去。胜者坐庄，败者下课，营盘铁打，人员水流，优胜劣汰，大浪淘沙，最后立于不败之地的是那两个人的绝佳组合，即山西的李宏伟和湖北的吴央。李氏出自山西长治，其地山河壮阔，民风剽悍。进入大学之后，手不释卷，无所不读，受军人家风影响，尤爱兵书，喜谈军事，尝自陈碗筷箱笼于其床，为战守之具，谓同室曰:“如今天下承平，四塞宾服，无所肆其志，恨之！”
四国大战讲究默契，天衣无缝的配合是它的最高境界。李吴组合不好说完全没有失手，但可以肯定他们的胜率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八。两人甫一上场，总是凝神敛气，正襟危坐，完全凭本事，绝无盘外招，声应气求，虚实互发，其静也若处子，其动也如脱兔，此起而彼应，箭响而鹄落，一个人就像是钻进了对家肚子里的蛔虫。这在当时整个班级的四国大战中堪称一朵盛放的奇葩！
参加工作之后，我始终没有离开我的本行科研和出版，而工作之外，也始终惦记着我所喜欢的围棋和军棋。于围棋，生活的经历加深了对棋道的体悟，两者可以互相发明和启迪；于军棋，更加认识到机会与运气的重要，勇气与冷静的互补，所谓一念之差，谬以千里。上世纪80年代，在京的一帮老同学时来寒舍小聚，不为别的，就为了一个晚上的四角大战。上世纪90年代，曾为一家著名新闻单位的报纸写过专栏文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点围棋棋缘。曾为了搜集中日围棋擂台赛的相关消息，和同寝室的蒋峰一起花了整整三个昼夜剪乱了本单位所有的公益报刊，最后装订成册，题签《中日围棋擂台大观》。互联网的诞生，纾解了棋友难觅的困难，在网络上我一度达到了5段水平。2006年，围棋专栏文章结集出版，书名《网络棋战风云》。
记得新世纪初的一个年尾，柳曾符先生从上海来北京，通知我去湖北宾馆小聚，当时参加聚会的还有张克俭、李宏伟、池雨花等老同学，柳先生让大家各述尔志，当他了解到我也下围棋时，兴致就来了，说他经常担任国内围棋大赛的裁判，跟陈祖德吴淞笙是好朋友。我有点不信，先生就当场接通了中国棋院王汝楠八段的电话，并聊起了围棋。这让我很吃惊，在复旦读书的时候，我只知道柳先生是著名的文字学家和书法家，可没听说柳先生会下围棋，更不敢相信柳先生在围棋界有那么多大腕朋友。真是应了那句话：“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过了几天，柳先生返回镇江，跟吴淞笙九段打了电话，把我介绍给吴先生。柳先生电话里跟我说，只要跟定一个好老师，围棋水平就会上一个台阶。我揣度先生之意，先生怜我尚未入道，希望我较快地提高成绩，既然爱上了围棋，做不了专业棋手，哪怕是做一个业余高手也行。因为有柳先生的介绍，吴先生专门给我打了电话，邀请我去他的围棋教室学习。吴先生当时在海淀的远大路开了一爿围棋俱乐部，专门招收那些喜爱围棋的年轻人进行培训。可惜的是，我那个时候工作比较忙，也没有成为围棋高手的打算，李渔《闲情偶记》里说，“弈棋尽可消闲，似难借以行乐”，我下围棋，只是一点爱好，也就是适意和消闲而已。我对两位先生的好意表示感谢，但我没有前往吴先生的围棋教室听课。非常不幸的是在2008年前后，吴先生和柳先生相继作古，斯人永逝，何其痛哉！每次想起两位先生的和蔼态度和他们的人品棋德，不禁泫然！
对弈，过去人们说这是小道，但是这种小道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帝尧为了让儿子变得聪明，发明了围棋。孔子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陈毅元帅喜欢下棋，并做诗曰：“棋虽小道，品德最尊。”可见一些个小道末技，君子亦有所不弃。其实，棋为小道，都是那些棋手们的自谦之词，就像文人雅士说写诗做词是雕虫小技一样，我们说人生一盘棋，政治家说，世界就是一盘大棋。棋是小道，大小包含着辩证法，小道也载有大道。围棋如此，军棋也如此。
2014年1月22日于石景山从心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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