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流光的记忆

穿越流光的记忆题记：久不曾翻开那本旧影集。因为想将所有的旧相片统一过塑，便又看到了一个小小的黑皮姑娘依傍着一位瘦瘦的中年男子，天安门广场、万里长城、香山顶、十三陵……啊，北京——

1989年的夏天，我11岁。正逢学校放暑假，父亲突然对我说：我带你去北京。
不敢在第一时间蹦跳，因为我不敢肯定，父亲的话可否当真。那时，我是母亲腋下藏着的丑小鸭，刚刚被父亲拉到膝前端详、爱怜。父亲的端详，让我有些受宠若惊。父亲的爱怜，更让我惶惶不安。因为父亲刚刚痛失一个爱女——比我大七岁的姐姐。而我，除了我哥哥外，是他仅剩的小女。在此之前，品学兼优的姐姐一直是他的明珠他的骄傲。我幼小的心灵时常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父亲到底爱不爱我？
不仅如此，迟来的“爱”并不能在短时间改变我。我黑黑，瘦瘦，还长着一头的虱子。甚至，连一双像样的凉鞋也没有。
临走的时候，我是与表妹换鞋去的，表妹有一双新凉鞋，上面有一对漂亮的黄蝴蝶。
从罗田到武汉的班车一路颠簸，整整坐了一个上午。七月的武汉，热浪滚滚。父亲和许多湖北“同学”在武汉一家宾馆集合。宾馆的名字我不记得，只记得第一次坐电梯，好晕，好快。
父亲要去的是北京农民大学，从武汉坐特快，当时是38次列车，硬座票价也是38元。我没有学生证，身高又超标，便是与父亲同价去的。同行之中也有一个带家属，带的是一对母女。他们乘的是软卧，漂亮的女孩和母亲都白白嫩嫩，衣着光鲜。我不敢多看，生怕让人一不小心比出了窘迫。
夜晚，列车闷得厉害。行至洛阳，被那叫卖烧鸡的小贩弄得直咽口水。
父亲板着脸对我说：不能吃，不卫生。我明白父亲的意思。突然开始想念母亲了，想念母亲做的香喷喷的千层饼。此时，先前的兴奋兀地荡然无存。
迷糊之中，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才发现，小小的硬座上我居然躺下了，而父亲就一直倚在硬座旁边站着，用一本杂志为我扇风。

一走出北京火车站，就被那头戴瓜皮小帽，吆喝着“羊肉串”的新疆佬惹得扭不过头，父亲爽快地掏钱为我买了两串。那味道怪怪的，嚼不动，囫囵吞了。后来，坐在学校接我们的空调车里，一下车便将羊肉串全吐出来了。我说，爸爸，我还是喜欢坐你们镇上的绿车，这车好闷人。绿车是正宗北京产的，吉普。父亲笑了，说，你是没锻炼得。
车子穿过繁华的首都，驶向郊区。北京农民大学居然是几栋破旧低矮的平房，我不禁大失所望，这是北京吗？
住的条件也不好，八个人住一间寝室，电扇也没有一个。好在北京不是太热。洗澡间是公共浴室，每人提一桶热水，便是“淋浴”。没有办法，我只有“混居”在父亲的寝室里。好在，大家都能理解父亲，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也没有一个人嫌弃我，闲时有个小丫头调侃，倒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我的日子最难挨。不喜欢吃学校的饭菜，清水荡漾的稀饭，馍也没有母亲做的好吃。晚上洗澡得等所有人洗过了，再穿着裙子洗、飞快地换衣。那床也是窄窄的，一直习惯睡有雕花护栏的老床，去的第二天，便一个骨碌，重重地滚到了地上。睡在隔壁床上的父亲第一个惊醒，赶紧把我抱到床上四处检查，看我没什么事，才搬来几张椅子拦住我。那天晚上，父亲一直没睡好，隔一会儿就会把头探过来问我：头晕不晕，痛不痛？
我摇摇头，说不痛也不晕，就是有点痒。我听见父亲在黑暗里笑着说，谁让你把虱子带到北京旅游来了？
终有一天，父亲的同学发现了我头上的虱子。在他们“细虱婆，细虱婆”的调侃声中，一位胖胖的女老师踩着高跟鞋走过来了。她伸出雪白的手指翻弄了几下我的头发，我头上密密麻麻一头雪白的虱子儿孙显然把她吓坏了，惊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大呼小叫：天哪，这如何得了，还不把丫头啃死！
我低着头，脸红到了脖子根。父亲在一边嘿嘿地挠着脑袋。女老师姓牛，是个热心人，不容分说，第二天就给父亲提来了一壶煤油。父亲赶紧跑到药店买回几根“白.粉笔”一样的灭虱灵。说是要“双管齐下”，“斩草除根”。
那是父亲生平第一次帮我洗头。他将我关在洗澡间里，笨手笨脚地把几根粉笔药捣细抹在我头上，把我的头皮抹得火辣辣的痛，再根根发丝涂上煤油，用毛巾包裹，那煤油和灭虱灵双双发挥“药效”，把我折腾得苦不堪言。漫长的火烧火热之后，清水冲洗。天哪，那脸盆里飘浮着数不清黑芝麻般大大小小的死虱子。至今想起那场面还心有余悸，难怪农村有句老话，“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不过这一次，我头上的虱子一次断根。
到北京，自是要去各景点游玩的。学校隔三差五会有安排。这让我郁闷的心情大大好转。因为每次出门，父亲都会给我买东西吃，一个面包或是一根火腿肠、一根冰棒。父亲还给我买了两件连衣裙。一件16元，一件9元。在路边的小摊上，父亲也给自己买了一件短袖上衣，只要5元。而我却对一家商店里一件白色公主裙念念不忘，偷偷看了一下标价：38元。我不敢吱声，父亲却根本没注意，拉着我的手，走了。
我从家里带来学校演节目时发的一双白色长统丝袜，到北京才发现划破了不能穿。可我实在不敢裸露出自己的双腿，因为它实在太黑了。那天刚好要出门游玩，我只好打着赤脚穿着超短裙。这一下倒好，马上引来父亲同学们的取乐，他们像哥哥一样，戏称我为“黑妹”。
这一声“黑妹”大大地伤了我的自尊。然而，我却认为都是因为父亲没有给我买袜子遮挡的原因。又想起那件可望而不可及的公主裙，再掺进对母亲的思念，终忍不住在天安门广场放声大哭。哭声引得路人频频回顾，一向急躁的父亲却并没有生气，把我拉到一边，哄也不是，打也不是。最终，还是花4元钱帮我买了一双肉色丝袜才止住了我的哭声。
一如我品味不了北京的古色古香，竟觉得香山比颐和园好玩，因为香山有缆车。十三陵也比长城好玩，十三陵有好多石头动物。后来，课程轻松时，父亲也会单独带我出去玩，我们一起走到地铁坐列车，三毛钱可以转着坐一整圈。那时，我总是想不通，明明是地下，怎么到处都有“风”。那可恶的“风”还把我的一顶太阳帽子吹到了地铁轨道上，可父亲死死地拽住我的手，不让我下去捡回来。
那时也不知父亲究竟带了多少钱，只知过了半月，父亲心急如焚地四处打电话。原来，父亲的钱快用完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只带了九百元钱。九百元钱，要管我们在北京一个月的开支。九百元钱对于1989年的一个半边户家庭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果不是为我，父亲是断然用不了的。
母亲给父亲寄来了不到二百元钱，父亲却决定，带我去吃烤鸭！这回，喜得我一晚上没睡好。可惜，第二天好不容易排进长队，一问价钱，却退回了。因为，那时，北京的一只烤鸭居然与武汉到北京的硬座火车票同价。
父亲为了弥补我，带我在大街上转悠，终于，发现有一处卖“混沌”。兴冲冲地要了两大碗，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混沌”是个什么样子，端上来，才知，原来就是家乡县城里卖的包面。
临要回家的一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去街上给亲朋带礼物，给母亲买了一件十元钱的毛衣，其他人带的都是北京果脯和水蜜桃。最后，还破天荒带我去了一次石景山游乐园。那是我在北京玩得最开心的一天，我坐了惊险刺激的电子滑车，过了“迷魂”八卦阵，还骑了一匹可爱的小马。我非常希望那小马能驮着我飞跑，可惜，我怎么拍它屁股它都只肯驮着我慢悠悠地溜达。父亲在一旁哈哈大笑：“小马”（我属马）骑小马，它当然不跑了。可是这已经让我满足得不得了，因为，我骑马了！回家以后，该有多少“炫耀”的资本。
终于回家了！母亲喜得掉下了眼泪。从北京回来的我，自是“身份倍增”，小伙伴将我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我迅速恢复叽叽喳喳，绘声绘色说笑的本领，给他们描绘北京的所见所闻，直讲得唾沫四溅，就连一向对我严厉的爷爷也放下功夫听我“演讲”，乐呵呵地望着我，说：这趟北京没有白去。
后来不久的一天，父亲有事去武汉，居然颇费周折给我带回了一件与北京相差无几的白色公主裙。母亲告诉我，父亲早就知道我的心事，而我们从北京回来时，他身上剩下不到十元钱。
我穿着那件公主裙，哥哥大笑，说反差太大了。可我照着镜子，转着圈，乐得合不拢嘴。是的，父亲有一个最黑皮的女儿，却给她买了一件最洁白的裙子。父亲不是皇帝，我却真的是他的公主。
就这样，11岁那年的夏天成了我脑海里经久回放的一部电影。每一次重温，便总会让幸福萦绕。没有人知道，就是从那年开始，我终于读懂了我的父亲，一个浓眉大眼，看上去不会疼爱子女的男人，坚毅而深沉的父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