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妥协

最近读王安忆的讲稿，是她在大学里教授的文学课程，大约散漫的叙述，因为面对不同的群体，有的是香港大学的学生，也有复旦大学及某中学夏令营的临时讲稿。王安忆不同于于华、阎连科等六零后作家，她出生于五十年代，是文学的老牌。面对六零后的异军突起，在文坛上的受宠，王安忆们显得是过气了。她们真正当红的时代已然过去，中国的文坛在刮过知青文学、伤痕文学一阵又一阵风之后，写实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为此，王安忆也是怨气，相比于张爱玲的不妥协，王安忆是妥协的，一切好商量，比较容忍。其实文学就是忍耐的过程，如果把这比喻为事业。试想你在报上发表文章，得适应编辑的口味吧？你想混进主流文学，你得对那些下三赖的八股文章妥协低头吧？其实，文学就是低头的过程。像李白那样，安能催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属于你的永远是关闭的大门，吃闭门羹。张爱玲就是个例子。她因不能忍受四十年代黑、蓝两色单调的服装，上海作协那解放文学的浪潮，从此偃旗息鼓，远走香港，直至逃亡美国。王安忆是能够忍的，她被划定伤痕文学的作家，作品写的是农村插队生活。直到八十年代旧上海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热，才使她浮出水面，登上了时代这张旧船票。《长恨歌》使她成为上海的代言，成为张爱玲的活化石。从此，销声匿迹。除了《富萍》现代无声无息的描述，另外一部《天香》史戏，很难找准自己时代感的定位了。老作家王蒙开始写回忆录了，王安忆似乎更悠着来，用她自己的话说，尽管不满，还是擅长妥协中生活。天堂有路你不走，那么你就下地狱。在文学这个舞台上，果真如此。我讨厌那些所谓的禅理散文，九十年代曾经迷漫了大半个中国。这股从台湾刮来的风，动不动就佛教公案，千篇一律，泛滥成灾，那些小品文也成了八股，公式化，一段故事，一个哲理，没有过渡，单纯的就事议事。把哲理搬进散文，成为新散文的写法，人人成了萨特、黑格尔、叔本华。那样的日子里，我们如何能咽下文学这口气？你不妥协，就是死亡。我们不妥协市场，不妥协庸俗，不妥协流行。不为五斗米折腰，至少我们有自己固定的职业，养得起自己和我们的文字。有些人去写故事了，还沾沾自喜道，谁有能力卖文挣钱？我不卖文，文章不是商品，更无定价和标签。它是精神的耕耘，是来自大地与信仰交织一起的。我们凭兴趣写，随心所欲。于华对这个世界不满，原因不能从兴趣出发；阎连科不满，也同样出在读者这张王牌上；王安忆更不满，她处于时代的大后方被挤出时代的前沿。看着六零后大肆渲染现代化说教，动不动就卡夫卡、马尔克斯，相比，王安忆显得镇静，她以故事情节的罗列与之区分，尽管一再强调写小说没有规律可循，是个体的，却也从字缝里看到了隐瞒。毕竟，文字出版后就是商品，是被贴上标签卖出去的。那所谓的序中言，被谁强制，自己无心整理之类的话，是吊读者的胃口，被认为是一种矫情。倘若如此，发表干嘛，不如村头充当茅厕用纸也罢。别有情绪，在文学历史时代的长河中，白帆点点，我们只是过客。用过客的眼看文学，心里坦然，输也是一种美。 2012．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