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印成铅字的留守儿童日记★★

应让更多人“看” 　　渐渐地,杨元松想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城里的孩子——看到,在贫瘠偏僻的贵州大山里,有这样一群孩子。 　　杨元松也是山里人,并没接触过城里的孩子,但电视、报纸等媒介给他的印象是,城里的孩子似乎养尊处优的比较多,“他们应该明白,有时撒娇是不应该的。” 　　可城里的孩子怎会到大山里来“看”呢? 　　杨元松突发奇想,决定把孩子们的日记收集起来。他精选了26个同学在2010年春天的日记,编排录入电脑,争取出版社支持出版成书。他觉得,这本“原生态”展现贫困山区留守儿童生活和愿望的书,应该是有价值的。 　　杨元松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校长。刘校长说好,但学校一学期机动经费只有一万元,是补助孩子们的,不可能资助出书。 　　杨元松让同学们再多写,说争取出书。可同学们不信。“我写得不好,怎么会有人看?”李红志同学跟杨老师说。 　　杨元松相信。查好地址,一放暑假,没再向校长求助,杨元松径直走出大山,去北京,找出版社。 　 　　老师的执着 　　“我当时觉得,孩子们的日记,这么感人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多少口舌,稍微有一点社会责任感的人,看到这个东西,肯定都会受到触动。就算看重商机,它也是很好的。” 　　然而,到了北京,杨元松发现自己过于自信了。他跑了6家出版社和出版策划机构,无一接收。对方告诉他,除非自费,否则没戏。他打听了自费的花销,那是一个山村教师不可能承受的。 　　杨元松白天四处奔走,晚上蜷缩在农展馆南里附近的地下旅舍。他连路边的餐铺都不敢进,靠方便面充饥。四天之后,他决定打道回府,没有谁看他双手捧着递上的孩子们的日记,盘缠也快用光了。 　　失望和疲乏夹击,下午四点左右,坐上回贵阳的火车,杨元松就开始昏睡。饿醒了,再也咽不下方便面,他决定无论如何要吃米饭。到餐车里,他没有点菜,只吃米饭,一口气吃了九碗。 　　“五块钱一碗,五九四十五,心疼死我了。”将近两年过去了,现在只要一看到米饭,杨元松还是会想起那九碗饭。　 　　从北京回来,杨元松又去找贵阳和昆明的4家出版社,答复同样是只能自费。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书出出来,我答应孩子们了。”杨元松下定决心。 　　当时日记的小作者多数面临毕业,好几个孩子本不想继续念书了,要留在家里照顾弟妹,或跟着爸妈去打工,但因为杨老师说,他们写的东西已经马上就能出书了,所以一定要接着念书,将来没准成为作家呢。有了这个希望,杨元松教的六年级共21名同学,全部升入了初中,无一辍学。“这在我们这里,是很难得见到的事。”杨元松为此非常骄傲。 　　教小学语文已11年的杨元松,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有孩子辍学,那会让他想起当年的自己。 　　学生时代的杨元松成绩很好,只是家里孩子兄弟姐妹7人,生计艰难。念完初中,父亲无论如何不让他读高中了,说兄弟姐妹中谁都没念那么多书,不能单供他念,否则对其他孩子不公平。 　　老师们曾资助过杨元松,但终究杯水车薪。最后,他还是没能如愿进入高中,只上了个电大,毕业后跟哥哥做起生意。可他实在不喜欢,便去应考乡村教师。“我要让更多的孩子念书,当他们像我当年那样面临辍学的时候,我要最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们留在学校!” 　　22岁那年,他如愿以偿成为山村教师。33岁的今天,他为孩子们出书的愿望能实现吗? 　　 　　孩子的坚持 　　杨元松回校时已经开学了。他仍然鼓励孩子们写日记,仍然告诉孩子们书就要出版了。他在学校里组建“小作家俱乐部”,任何感兴趣的孩子都可以加入,一起写,一起交流。写得好的,他不光写“优”还要打“勾”,给全班甚至全校同学念,发一支笔奖励。 　　渐渐地,许多孩子自己爱上了写日记。 　　岳朝龙以前并不喜欢写日记,觉得“浪费笔”,他可是连鞋子都要省着穿呢。后来因为被老师表扬了几次,便写上瘾了,不仅会描写,还会抒情了。现在,他升入初中,语文成绩最好。 　　李红志因为作文得了“优”没被打“勾”,生了自己的气,“我发誓我的勾不满四十个,绝不会善罢甘休。我就不相信我是不优秀的,我以后一定要扎扎实实地练习!” 　　杨松因为写日记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兴奋得睡不着觉,深夜还不停笔。 　　杨海叫和杨敏这对好朋友,是写日记最多的。爸妈都外出打工,跟弟弟妹妹年龄都差距大,难以交流,这两个心思细密的小姑娘,便把日记当成倾诉心声的朋友——家务的繁重,平日里受的委屈,对爸妈的思念,都被她们记在日记里。 　 　　慧眼出现了 　　崔佳收到孩子们的日记书稿时,正在网上逛淘宝。 　　崔佳是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的策划编辑,稿子是一位同行传来的。 　　原来,杨元松喜欢读的一本书是《藏地密码》。苦寻出版社无果的这位乡村教师,有一天突想,不妨把书稿发给《藏地密码》的出版者,碰碰运气也行啊。他按《藏地密码》出版信息页里留的联系方式,把书稿电邮给了“北京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没想到,收到书稿的编辑很快就联系杨元松,说这个书稿很好有价值,但由于“读客”不做这类题材,他将书稿转发给了同行,即时代华语的崔佳。 　　翻看日记,“觉得挺好玩的,里面提到的小鸡小猫很有田园风情,还有放牛,就跟遛狗差不多吧,哈哈。”可看着看着,她把购物车里的订单取消了。 　　“他们想吃包子都吃不到!包子怎么能吃不到呢?我越看越愧疚,我还在网上乱买个什么劲儿啊!”面对记者,这个80后湖南女孩不无夸张地一挥手。 　　她赶紧把稿子转给策划总监刘娟看。没想到从河北保定农村走出来的刘娟起初不以为意。“这有什么?我小时的生活虽然没这么苦,可也差不多啊。” 　　等崔佳怏怏离开后,刘娟突然想起,“我小时的生活”已经是近三十年前,穿越感顿时油然而生。 　　“三十年前我们老家是这样,现在这里还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去关注,三十年后还会不会有地方依旧这样?”刘娟决定这本书要出,这件事得做。 　　他们开始和杨元松接洽,杨元松说这是自己和孩子们“几世修来的福分!”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助理王平也参与到这本书的策划团队中。他感到眼前亮了一下,但是很担心销路。近些年,在策划出版时,不少出版社和书商瞄准有消费能力的白领人群,把眼睛盯在名人名家和职场商场上,再加上其他一些复杂的原因,涉及社会话题的书越来越少见。王平很清楚,如果这本书砸手里,要靠玩命加班推几本畅销书才能“背回来”。可不,有同事就表示绝不会让自己的孩子看这本书:“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这么小,就了解到那些晦暗的东西。我要让他永远看到那些阳光的,才能始终乐观开朗。” 　　但刘娟和她的团队还是铁了心,决定和江苏文艺出版社通力合作,把这本书做出来。“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想如果能更多地体验其他人的生活,感受别人的痛苦,可能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比较有意义的。而且,我们也想力所能及地帮书里的孩子们做点什么。” 　　放弃了《生长》《守望》《孤独生长》等几个朦胧诗意的书名,放弃在封底和腰封密布名人推荐,《中国留守儿童日记》终于在2012年初正式出版了。 　　让当初那些拒绝了这本书的出版社大跌眼镜的是,截至记者发稿时,该书策划方时代华语的媒介推广经理透露,销量已达十万册,登上《新京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难得的好书 　　在“职场宝典”“成功学”充斥的图书市场,很另类的《中国留守儿童日记》,无异于一股清风。 　　登陆当当网,读者由衷的感佩,道出了留守儿童日记成为畅销书的奥秘: 　　最近几年难得的好书啊……我想让你把这本书给你的孩子,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同龄人是多么坚强,我想让你把这本书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告诉他,他可以更强大,他一个人足以面对社会、面对生活。 　　——读者maozixifa 　　决定买给儿子,让他好好看看他周围的孩子,好好的审视自己的生活,也决定改变对儿子的教育方式。 　　——读者cremePv 　　这是我认为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同龄人沉甸甸的日记。 　　——读者上下五千年 　　我是一个有10岁孩子的母亲,当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看着封面上四张不够干净却笑容纯净的笑脸时,心里真的被冲击了一下。无法想象和我孩子一般大的书中的孩子是怎样生活的。十岁了,才真正的第一次过生日,依然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同学们的party,没有游乐场,可是孩子却已真诚的欢欣着。其中的杨海叫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孩子,需要照顾弟弟和老人,她需要担心家里的仅有的粮食玉米面还够吃几天,需要走十几里路去阿姨家打玉米面,当阿姨教她打时,她心里依然是简单的感恩,没有城里人的虚伪和怨天尤人。我会把这本书给我的孩子看,并非让他一样去那么苦,而是让他在成长过程中想到还有那样的一群同龄人,心中多一份感恩和坚强。 　　——读者天使布雷拉 　　我们生活在文明的城市里,哀叹着房价多高物价多高,生活多么无聊。可在那些角落里,那些留守的孩子们,在最美好的童年里就离开了父母的呵护,早已经用稚嫩的肩膀撑起了自己甚至别人的天空。《中国留守儿童日记》里我们看到孩子们生活的一点一滴。他们早早起床,做饭提水喂猪割草,照顾自己的同时要照顾弟妹,甚至老人,他们种地挑水,早起晚睡,在昏暗的灯光下温习功课,在学校里吃炖熟的大白菜和咸菜,奢求一顿大包子。当我们的媒体将镜头和笔端对准他们的时候,他们抬头羞涩又灿烂地笑,仿佛所承受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电视里其他孩子的生活不可想象,是他们连幻想都不敢去想的。 　　——读者sheabut 　　以前都只是不经意地看过各种留守儿童的报道,有一点印象,认为中国这么大穷人可怜人多了去了,这不过是媒体炒作的一个新名词,做版面的内容。这是第一次真正的了解,这群孩子生活得有多艰辛,又有多坚强。他们中的大多数孩子以为日记就该是这样的,就该每天早上不到6点起来做饭给弟弟妹妹吃,该种田时就要去,该走十里地挑水洗衣服时,就应该是那样的。感动,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多苦。 　　——读者淡淡淡淡粉蓝 　　“留守儿童”这四个字很扎眼,因为我也是留守儿童,一直等到我毕业后工作了,我才和我爸妈一起生活。这本书呼唤起了我的童年　忆童年　那份沉甸甸的心　步履维艰的走完　看完这本书　泪水不知道洗涤掉了多少东西　只知道这是心的呼唤。我的童年跟他们差不多　但还是略微比他们幸福的很多　起码我是这么觉得 　　——读者品茗夕阳微笑 　 　　点亮一片天 　　《中国留守儿童日记》在京沪等大城市热卖一个多月,并登上很多实体和网络书店的畅销排行榜,作为编者的杨元松也已经接受了十数家媒体的电话采访,可由于山路难走,邮政不便,直至本报记者来到夏菁村毛草坪组实地采访时,杨老师和杨海叫等小作者们才第一次看到记者为他们从北京带来的这本已经让他们“扬名”全国各地的“著作”。 　　“激动!”李红志嘴唇颤抖了半天,才吐出这么两个字,铿锵有力,擂鼓一般。 　　刚在刷鞋的他赶紧擦干了手,捧着书猛翻。当时气温只有10摄氏度,豆粒大的汗从只穿了两件薄衫的李红志头上飙出。他不得不进屋洗了把脸,才避免汗水滴在书上。 　　张明会和张明友、张明金姐弟三人拿到书以后,跑到猪圈后的空地上你争我抢地翻看起来。比他们更惊喜的,是他们的爸爸。此前,爸爸每次打电话回家都叮嘱儿女们好好念书,但他并不知道孩子们在写日记,更不知道孩子们的日记竟然能够出版成书。 　　杨田国的爸妈也不知道自己儿子写的东西已被收录进书中,杨元松打电话告知他时,他以为是杨老师写的书出版了,杨老师再三解释,他才明白,千恩万谢,声音大得没接电话的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成书时多在上六年级的小作者们,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已经成为中学生,也因此离开了杨元松所执教的毛草坪小学。多数孩子已经不再写日记或作文了,一来没人督促；二来初中课业忙,家里农活多,他们也没有空。 　　就连曾经赌咒发誓“不得满四十个勾不罢休”的李红志也停笔了,因为他的日记本用光了,让妈妈赶场(赶集)时去买,可妈妈不识字,买回的不是日记本,而是一本《新华字典》。他没有本子用,自己又没钱,去赶场的路也不认识,想要继续写日记的想法,只能作罢。 　　杨老师的执着,孩子的坚持,收获的不只是一本印成铅字的日记,也不只是那些孩子平生第一次拿到稿费、对爹妈有了第一次回报,也不只是杨老师作为编者可以清偿为联系出书而欠下的债务,更让一所深山小学和一群留守儿童有了改变的可能。比如,贵阳一家公司的黄韵女士,因为收看了贵州电视台就《中国留守儿童日记》进行的实地采访,特意来到毛草坪小学,打探如何帮助孩子们度过生活和学习难关。 　　杨老师对记者说,学校会从书的收益中留一些钱,作为对在校同学们的奖励。相信这种特殊奖学金,会成为一个传.奇,犹如暗夜里的油灯,为那片深山,为一茬茬的留守儿童,点亮一片天。

留守的儿童造业

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才好

看看他们的心声

:guz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