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一医院为敛财欲给正常患者装心脏起搏器
奇怪的“走廊医生”兰越峰file:///c:/DOCUME~1/ADMINI~1/APPLIC~1/360se6/USERDA~1/Temp/201401~1.JPGfile:///c:/DOCUME~1/ADMINI~1/APPLIC~1/360se6/USERDA~1/Temp/201401~1.JPGfile:///c:/DOCUME~1/ADMINI~1/APPLIC~1/360se6/USERDA~1/Temp/190116~1.JPG；我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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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过度医疗，我们来看一个医生的故事：她是四川绵阳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兰越峰。
记者试图从医院的其他工作人员那里了解一下她的情况，但是，好像全医院的人对她都讳莫如深。
据了解，这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已经在走廊里待了600天，病人都叫她走廊医生。
这个“走廊医生”叫兰越峰，曾经是绵阳市人民医院的超声科主任，而如今她每天就是坐在走廊里，时而看看书，时而发发呆，偶尔有病人过来咨询她帮忙解答一下，医院的工作人员跟她好像就是陌路，在记者拍摄的整天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位医院里的同事和她说过话。
从好端端的一位科主任，到如今的走廊医生，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兰越峰说，”我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
兰医生原来是绵阳市人民医院的超声科主任，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做B超。
兰越峰先后在内科、急诊科、超声科、医技办工作，并担任过超声科、医技办的主任。由于她是绵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的专家，所以兰越峰经常要参与许多“重症”患者的会诊。
兰越峰告诉记者，经常会有人因为一些小毛病到医院，医生会先把人收住院，凭空说他患有很严重的疾病，然后让超声科做相应的检查，并配合出具显示患有重病的检查结果。
在2009年5月，当时还是绵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主任的兰越峰参与了给一位53岁住院病人会诊，正是这次会诊，让她和医院彻底决裂。医院的临床医生已经给一位下肢不舒服的病人开好了手术单：下肢血管手术及安装心脏起搏器。
“他的心率是60次以上，又是整齐的，怎么可以就说按心脏起搏器。”兰医生认为过分了。几经犹豫之后，兰越峰决定，将真实的检查结果交给临床科室。最后这位患者没有做手术就出院。兰越峰却被叫到院长办公室。
从此后，兰越峰在医院被几次免职复职，最终成为一位每天得到医院上班却没有工作岗位的走廊医生。兰越峰说，我觉得这个过度医疗和回扣，它的性质和那种伸手掏人家的钱，和小偷没有区别，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掏病人钱，把人家患者的健康和幸福，甚至生命都给葬送掉。
医院一开会
就以指标论英雄
兰越峰觉得，医院的这些怪现象就是因为过度医疗，在这些过度医疗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医院的创收机制，医院过度追求经济效益。
兰越峰说，就是下达经济指标，从20万到40万，80万，120万，180万，240万。记者看到，兰越峰有一本记事本，上面写着，5月份绩效评估，门诊增长17%，入院增长7%，总体增长26%等等。
她说，一开会就是谈指标完成的情况，以指标论英雄。
在这份绩效工资核算办法里写着，绩效工资等于科室收入减上缴额再减科室成本加上质量控制考核，而且明确指出了各科室的上缴比例。在绵阳市人民医院，各科室之间既是竞争关系又是合作关系。
绵阳市人民医院院长王彦铭回应，这个事问宣传部吧。随后记者找到绵阳市委宣传部询问兰越峰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工作人员回应：基本属实。
医疗器械暴利
心脏支架滥用
根据我国卫生计生委数据显示，我国医疗费用近几年快速增长。
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医疗费用达到了2.9万亿元，较2011年增长了近20%。业内人士认为，过度医疗是一个重要原因。
北大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说，“我对这个过度治疗现象深恶痛绝，我们浪费很多，无论是国家出钱，医保出钱，自己出钱，这是巨大浪费，而且过度医疗不仅仅没有效果，而且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如今大到心脏支架小到针头，医疗器械与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息息相关。2013年年底发布的《2013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状况蓝皮书》指出，我国医疗器械设备的市场规模在2011年已达到1200多亿元，2000年-2010年的复合增长率约21.3%，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3000多亿元。
医疗器械行业的利润到底有多大？
去年九月份，一篇《医疗器械多暴利一个进口支架至少回扣2千》的文章热传，报道中揭露了医院及医生对心脏支架收取的高额回扣。记者陈时俊表示，“普遍的回扣，可能是10%—15%期间，与心脏支架这样一个动辄三五万块钱，两三万块钱的这样一个东西，就如果以三万为例的话，一个医生植入一个心脏支架的话可能就在两三千块钱的这样一个回报。”
因为多数患者并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加上救命心切，所以患者对医生的话基本上是言听计从。
而且，一旦你做了心脏支架，其实你过了几年之后就要进行持续心脏支架的一个更换，而且每一个心脏支架如果是外资的一些比较昂贵的，动辄三五万是非常平常的一个事情。
“一般是总代理的话，销到医院的部门的话，大概是正常的话利润是100%，经济越落后地区，那么利润会越高。在经济发达地区比方说是卖两万块钱，在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它可能卖到六万、八万。”他说，“像一些植入性的产品，比如说关节、支架也好，主要是回扣。比方说是三万块钱，那么你从我这里进货比方说是一万五、一万六。我拿出五千块钱来我回馈给你。那么这五千块钱，就是一般的分成是这样的，设备科是一块，大头还是底下科室，主任拿一块，然后上手术的医生。”
北大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表示，对冠心病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比例是7:1到8:1，在中国则高达15:1。对此，胡大一认为，心脏支架的滥用已经成为心血管病人最大的隐患。
胡大一教授同时兼任着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他曾经以国内很多心血管病人背着超过3个心脏支架来炮轰过度医疗。
胡大一说，现在支架做得过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欧洲现在这种稳定病人，做支架的不到一半，只有4成多，中国呢接近8成。
支架滥用，促使国内心脏手术市场增速惊人。据胡大一介绍，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到2011年达到了40.8万例，增长了二十多倍。
胡大一教授认为，如果是用药物可以控制的稳定病人，绝对不能胡乱使用心脏支架。
医生合法收入过低
催生了过度医疗的土壤
那么产生过度医疗真正的原因除了利益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吗？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秋霖认为，“过度医疗存在的那个核心的一个因素是我们的一个体制因素，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医院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公立医院或者非盈利医院，我们现在的医院就是说虽然是公立医院，但它实际上要自负盈亏、自我发展，那么医生也是要通过你的服务量来获得你的那个收入。”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认为，过低的挂号费诊疗费导致医生合法收入过低，催生了过度医疗的土壤。
那么过度医疗能不能治理？究竟怎么治理？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陈秋霖说，应该构建一个更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老百姓、患者不是什么病都要拥挤到大医院、成本很高的地方去治疗，而是应该有一个更合理的医疗体系。
四川女医生兰越峰拒绝过度医疗成了走廊医生。她说，经常会有人因为一些小毛病到医院，医生会先把人收住院，凭空说他患有很严重的疾病。兰越峰称过度医疗和回扣性质和小偷无区别。 她说，“经常有人因小毛病到医院，医生和超声科会配合出具显示有重病的检查结果。有一次，医院甚至要给心率整齐的病人安心脏起搏器！” 过度医疗，简单的说，就是超过疾病实际需求的诊断和治疗的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护理。 不久前，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姚宏文表示，我国城乡居民用药知识普遍匮乏，用药行为不规范现象普遍存在。 老百姓喜欢的“三素一汤” 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 北京某家医院,上午九点，在二楼的输液大厅里已经是座无虚席。 这些患者到底得了什么病，又为什么宁愿挤着、站着，也要选择输液的治疗方式呢？ 多位患者表示，只是感冒，不过医生建议输液，“输液不是快么？”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输液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成为一旦生病就会想起的治疗方式。不管大病小病总会想到打上一瓶点滴，更有甚者，换季了、高考了也去挂上一瓶。一个吊瓶，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说，老百姓形象的概括为叫“三素一汤”，他们最喜欢用的，就是抗菌素、维生素、激素，那一汤就是打吊瓶。 这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每个输液室都非常壮观，一大片人躺着输液。 “输液大国”的名头，一点儿都不光彩。 2012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收到的过敏性休克导致患者死亡病例中，85%以上为静脉给药。 专家指出，明明吃药或打针能好的一点儿小病，还非要用输液去解决，就好比拿大炮打蚊子，小题大做、有害无利。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过度医疗”。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说，“还有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滥用手术，滥用手术大家知道的最多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剖腹产，很多医院剖腹产占多数。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可以说有悖于常识，但是随处可见，我们的过度医疗，已经到了如此程度了。”
卫生部门不妨拿出一笔钱作为医疗质量的奖励基金，对那些人均看病花费低，病人用药少的医生进行优厚奖励。与此同时，加强对医院的财政支持，理顺医疗服务价格，让医生劳动价值能够得以体现。 据央视报道，四川绵阳人民医院医生兰越峰因不愿配合医院创收，出具自己不认可的检查报告，两年多来，每天上班只能在走廊里无所事事，成了一名“走廊医生”。兰越峰说，医院一开会就是谈指标完成的情况，以指标论英雄。 这种完全违背医德底线的事情，竟发生在一家公立医院，不能不说是中国医疗界的耻辱。然而，如此荒谬的事情并非孤例。此前媒体就报道了“为民医生”胡为民，因为不愿意加入开单提成的行列，便被其所在的医院孤立起来。 早在2009年，卫生部就曾发出通报，强调严禁公立医院向科室下达创收指标，严禁将医务人员收入与科室经济收入直接挂钩。现在看来，医院给科室下达经济指标，目前仍是个潜规则，由此造成的过度医疗问题依然存在。 出现这种尴尬的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我们的医疗机构在市场化的背景下，被推入了逐利的漩涡中。虽然大多数的公立医疗机构被冠以非营利医院，但是国家对这些医院的补贴非常有限，不少医院按照人员编制，仅能获得30%至40%工资份额，而此工资份额还停留在很久以前的水平。例如，北京不少医院，获得的财政支持是每人年均1万元的工资额度，平均每月不足千元。在此情形下，医院不逐利便无以为继。 其次，医院的许多医疗服务都不能获得正常的市场回报，而必须将医疗服务的价值绑架在药品、检查和医疗支出上，这样的价格体系，根本无法反映医疗技术的价值，由此产生的薪酬制度也无法激励医务人员凭借医疗技术获取正当的利益。并且经常出现恰恰相反的结果，越是付出了医疗服务，越是保证了医疗质量，却越得不到经济回报。相反，那些并不体现医疗水平的药品和检查，甚至是不恰当的治疗，却常常能让医院和医生获得不错的回报。这样的现实必然会导致一种不健康的价值取向，让劣币淘汰良币。 2011年，由卫生部主持制定的《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中，明确规定医院的绩效工资管理制度要明确规定个人收入不与业务收入直接挂钩。但这样的规定因为没有纳入评审的“核心条款”，因此，本身约束力有限，加之在政策上缺乏对于医院的经济扶持，也一直无法对于医院管理以经济指标为重要考核指标的方法采取真正意义上的杜绝。 过度医疗的性质就如“走廊医生”痛批的那样，和小偷偷人东西无异。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他人的利益，因此，有关部门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作为卫生部门，不妨拿出一笔钱作为医疗质量的奖励基金，对那些人均看病花费低，病人用药少的医生进行优厚的奖励。与此同时，加强对医院的财政支持，理顺医疗服务价格，让医生劳动价值能够得以体现。如此，那些医术高明而又有医德的人，才可能真正成为医疗界的中坚力量，而不是作为一个挡路者被边缘出去。 对于医疗单位黑幕，存在的一些真实黑幕，大家有内幕可以继续曝光，希望有相关部门来处理，一直很期盼，能有一个更纯粹简单的工作环境： 乱开药乱挂水，吃药超过三种，挂水两瓶以上你就要警惕被欺了，住院更黑，挂水从早到晚，部分甚至没必要挂水，很多是重复用药或者挂了与疾病关系不大的针药，简单地说，医生给自己的亲人挂水一般就一瓶搞定，很少两瓶，所以，你懂得，至少百分之二十的医药回扣啊，你要是看见医生带个人往值班房里或其他隐蔽地方就是在收受回扣了，最好拍照录音抓获他。做检查，开检查，医院给开检查的医生奖励，如此创收。拿产科来说，但凡生孩子必定给了红包，但凡生完孩子，每个产妇床头都是固定的四五种药，每种药物三到六七盒不等，生个孩子，吃的药粒数比孕期长得多。
医院本身还存在科室间付钱买病人的情况，就是本来不用住院，也给你收进来，或者哪个科室给的钱多，就把你收到哪个科室去，最过分就是拿回扣的医生还不愿意付这笔买病人的钱，要向全科室征收现金，没有回扣可拿的人每月还得多缴一份比国家税收标准还高的募集费用，这是内部压榨，广泛敛财。
医改医改，性质不改，何时来改，方能惠民。共同关注，你能彻底关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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