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札记
1、天灾对宇宙论儒学的冲击
1.1 儒学的两条腿，一是以家庭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道德家国同构为核心的道德秩序，二是以《周易》宇宙论为核心的宇宙秩序。
1.2 汉儒认为，儒家道德规范来源于“天”，皇帝称“天子”，天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天命、天意是不可违背的，如果发生天灾，说明上天在警告统治者，那么皇帝需要祈天、禳灾，或下“罪己诏”来与天命达成妥协与和解。
1.3 在宇宙论儒学支配下，西汉已建立了一套包括君王自谴、谪贬三公在内的一套禳灾制度。通常发生大的天灾后，通过祈祷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天灾频频。据科学考证，公元107年到219年112年中，东汉发生的特大天灾达150次，皇帝下达罪己诏与自谴诏达30次，因灾而被免职被杀的大臣数不胜数，但毫无效果，于是，儒家最看重的关于天的理论也就是宇宙论便失灵了。
1.4 也就是说，思想界对儒家崇尚的宇宙论产生了普遍怀疑，由此导致东汉末年思想形态大转向，士人由积极介入现实政治转向玄学思考。
2、 半牧半农民族南迁及大一统帝国的分裂
2.1 东汉末年大动乱是中国历史上最长最残酷的一次，动乱及由此带来的杀戮，使汉民族人口急剧下降，这时候，北方游牧的或半牧半农的民族就趁机南下填补人口空缺，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大迁移。
2.2 这个背景的意义在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直接使儒家思想在汉民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家国同构的解体。
什么意思？
就是说，汉民族当时是以家为基本社会组织细胞的，在思想文化上本来是非常先进的，这时，北方游牧民族却来处于原始部落这种落后的社会组织形态下，匈奴、乌桓、鲜卑、拓拔，并不能适应儒家理论规定的“家”，而当民族融合并没完成，那么建立统一的家国同构的新帝国也就不可能了。
总之，长期天灾，加上大动乱，人口大量死亡，北人南下，无不对宇宙论儒学基础形成巨大冲击，正是在这种空前的社会危机中，魏晋玄学开始兴起。
3、门阀政治
东汉末年社会政治的黑暗与社会大动乱，使得士人对政治现实极度失望，转而相信道家的天道无为，士人也不再以为帝国君王服务作为生活的重心。
两汉的选官制度，是一是考察推举，考察推举德才兼备的人当官，二是通过考核习学儒家经典的士子当官。但到了东汉末及曹魏时期，这一选官制度逐渐被“九品官人法”也叫九品中正制取代。
什么意思？就好比现代企业的量化管理，按家世、才干、道德，对拟任官员进行量化评级，共分九品，评定品级。为防止庶族假冒士族，那些大家族开始修族谱。这样，就逐步形成了门阀政治，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选拔制度就向贵族政治退化。你比如当时的豪门旺族就是王家与谢家，所谓“旧时堂前王谢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儒学的家学化与玄礼兼修
4.1 儒学家学化
我们讲，儒家思想的最高理想就是家国同构，最后达到治国平天下。
但是到了东汉末期，儒家思想理论的核心受到质疑与冲击，一方面，儒家伦理仍然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来源，另一方面，道家的无为价值得到空前关注与追捧。
在这种思潮下，儒学开始退缩到自己最初级的理想，即家庭伦理。这也是儒家退无可退的最后领地，也就造成儒学家学化的兴盛。在重视血缘和门第社会风潮下，编纂家训、家规蔚然成风。如《颜氏家训》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完成的。除了编家训，还盛行修族谱。
4.2 玄风大振
儒学的家学化，意味着儒家道德意识形态退到以家为中心，而玄学的兴起，则表明一种引领时代思潮的新的道德价值进入到宇宙论儒学瓦解所让出的思想真空。
三国魏晋名士，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极度重视个体精神的自由，以放浪形骸，鄙视礼教，行为特异为风度，以鄙视君臣关系、任性旷达闻名，同时他们又是孝子。
这就形成了看似矛盾与分裂的两种价值观与精神。但我们说，它们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它们属于硬币的正反两面。因为玄学的终极价值追求与儒家的终极价值追求都是现实世界。
5、 魏晋风度
当时新道德追求的口号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
魏晋风度是以不遵守规范为新道德，以放纵为荣，自我标榜。他们生活的最高原则是真诚而不做作，表现了那个时代追求顺从自己本性的自然精神。
“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
"以人乳饮"
“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
“看杀卫玠”
道家思想的保命养生、无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正是在这一时期，道教借道家思想兴旺起来，而追求无、无为，又亲和了传入中国不久的大乘佛教。
范缜《神灭论》的意义
在佛教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日益兴盛时，儒生范缜写下《神灭论》与佛门信徒辩论。而笃信佛教的南朝梁武帝下旨《敕答臣下神灭论》，组织围剿范缜，引起全国思想大论争。
《神灭论》并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但是因为梁武帝亲自参与讨论，造成很大社会影响。
《神灭论》的主要意义在于，用常识来讲人的形与神不可分离，或者说用常识理性来审视批判当时泛滥的各种有神论，从而促使中国文化形成独特的常识理性。而常识理性又是儒家抵制佛教的武器。常识理性对儒学的复苏、宋明新儒学的创建具有深层意义。
王弼《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
只活了23岁。但表现出惊人才华，认为汉儒对《周易》“世之注解，殆皆妄矣”，“存象忘意”，认为《周易》虽复杂深奥，但一字可概括，“无”，“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有之所始，以无为本。”“无能济万物之有，无是万物之宗。”
何晏
曹操养子，曹操亲父子都是著名文学家，这个养子则成了哲学家。
注《论语集解》、《道论》、《无名论》。其特点是引老释儒，用道家观点谈道德，“始有玄虚之言”，开创正始玄风。
何晏作为玄学领袖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从此中国文化的道德论证必须从形而上和道德实践两个层面来阐释。
向秀与郭象
都注解庄子。使《庄子》在晋成为显学。
向秀注庄子没完成，或者说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
他认为“且夫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
“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
“生之为乐”
追求恩爱、天伦、燕婉、荣华与饮食，“此五情，此天理之自然”。
郭象所注《庄子》，流传至今，为定本。
郭象把自然合理分为两个层次，在现实层面，万物的创造是物各自造，不需要追究其生成原因，另一层面，是形而上，它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玄冥境界，代表顺应自然的宇宙秩序的至理。
玄学发展到郭象，具体和抽象都以自然来作为论证合理的思维方法。
常识理性有了抽象的理性层面，就可以吸收消化儒学和道、玄，从而开启了此后宋明儒对天理的思考与理学的不同谱系。
从思想史上看，郭象的重要性在于他完成了中国文化常识合理精神的哲学表达。
1.1 儒学的两条腿，一是以家庭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道德家国同构为核心的道德秩序，二是以《周易》宇宙论为核心的宇宙秩序。
1.2 汉儒认为，儒家道德规范来源于“天”，皇帝称“天子”，天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天命、天意是不可违背的，如果发生天灾，说明上天在警告统治者，那么皇帝需要祈天、禳灾，或下“罪己诏”来与天命达成妥协与和解。
1.3 在宇宙论儒学支配下，西汉已建立了一套包括君王自谴、谪贬三公在内的一套禳灾制度。通常发生大的天灾后，通过祈祷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天灾频频。据科学考证，公元107年到219年112年中，东汉发生的特大天灾达150次，皇帝下达罪己诏与自谴诏达30次，因灾而被免职被杀的大臣数不胜数，但毫无效果，于是，儒家最看重的关于天的理论也就是宇宙论便失灵了。
1.4 也就是说，思想界对儒家崇尚的宇宙论产生了普遍怀疑，由此导致东汉末年思想形态大转向，士人由积极介入现实政治转向玄学思考。
2、 半牧半农民族南迁及大一统帝国的分裂
2.1 东汉末年大动乱是中国历史上最长最残酷的一次，动乱及由此带来的杀戮，使汉民族人口急剧下降，这时候，北方游牧的或半牧半农的民族就趁机南下填补人口空缺，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大迁移。
2.2 这个背景的意义在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直接使儒家思想在汉民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家国同构的解体。
什么意思？
就是说，汉民族当时是以家为基本社会组织细胞的，在思想文化上本来是非常先进的，这时，北方游牧民族却来处于原始部落这种落后的社会组织形态下，匈奴、乌桓、鲜卑、拓拔，并不能适应儒家理论规定的“家”，而当民族融合并没完成，那么建立统一的家国同构的新帝国也就不可能了。
总之，长期天灾，加上大动乱，人口大量死亡，北人南下，无不对宇宙论儒学基础形成巨大冲击，正是在这种空前的社会危机中，魏晋玄学开始兴起。
3、门阀政治
东汉末年社会政治的黑暗与社会大动乱，使得士人对政治现实极度失望，转而相信道家的天道无为，士人也不再以为帝国君王服务作为生活的重心。
两汉的选官制度，是一是考察推举，考察推举德才兼备的人当官，二是通过考核习学儒家经典的士子当官。但到了东汉末及曹魏时期，这一选官制度逐渐被“九品官人法”也叫九品中正制取代。
什么意思？就好比现代企业的量化管理，按家世、才干、道德，对拟任官员进行量化评级，共分九品，评定品级。为防止庶族假冒士族，那些大家族开始修族谱。这样，就逐步形成了门阀政治，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选拔制度就向贵族政治退化。你比如当时的豪门旺族就是王家与谢家，所谓“旧时堂前王谢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儒学的家学化与玄礼兼修
4.1 儒学家学化
我们讲，儒家思想的最高理想就是家国同构，最后达到治国平天下。
但是到了东汉末期，儒家思想理论的核心受到质疑与冲击，一方面，儒家伦理仍然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来源，另一方面，道家的无为价值得到空前关注与追捧。
在这种思潮下，儒学开始退缩到自己最初级的理想，即家庭伦理。这也是儒家退无可退的最后领地，也就造成儒学家学化的兴盛。在重视血缘和门第社会风潮下，编纂家训、家规蔚然成风。如《颜氏家训》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完成的。除了编家训，还盛行修族谱。
4.2 玄风大振
儒学的家学化，意味着儒家道德意识形态退到以家为中心，而玄学的兴起，则表明一种引领时代思潮的新的道德价值进入到宇宙论儒学瓦解所让出的思想真空。
三国魏晋名士，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极度重视个体精神的自由，以放浪形骸，鄙视礼教，行为特异为风度，以鄙视君臣关系、任性旷达闻名，同时他们又是孝子。
这就形成了看似矛盾与分裂的两种价值观与精神。但我们说，它们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它们属于硬币的正反两面。因为玄学的终极价值追求与儒家的终极价值追求都是现实世界。
5、 魏晋风度
当时新道德追求的口号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
魏晋风度是以不遵守规范为新道德，以放纵为荣，自我标榜。他们生活的最高原则是真诚而不做作，表现了那个时代追求顺从自己本性的自然精神。
“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
"以人乳饮"
“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
“看杀卫玠”
道家思想的保命养生、无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正是在这一时期，道教借道家思想兴旺起来，而追求无、无为，又亲和了传入中国不久的大乘佛教。
范缜《神灭论》的意义
在佛教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日益兴盛时，儒生范缜写下《神灭论》与佛门信徒辩论。而笃信佛教的南朝梁武帝下旨《敕答臣下神灭论》，组织围剿范缜，引起全国思想大论争。
《神灭论》并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但是因为梁武帝亲自参与讨论，造成很大社会影响。
《神灭论》的主要意义在于，用常识来讲人的形与神不可分离，或者说用常识理性来审视批判当时泛滥的各种有神论，从而促使中国文化形成独特的常识理性。而常识理性又是儒家抵制佛教的武器。常识理性对儒学的复苏、宋明新儒学的创建具有深层意义。
王弼《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
只活了23岁。但表现出惊人才华，认为汉儒对《周易》“世之注解，殆皆妄矣”，“存象忘意”，认为《周易》虽复杂深奥，但一字可概括，“无”，“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有之所始，以无为本。”“无能济万物之有，无是万物之宗。”
何晏
曹操养子，曹操亲父子都是著名文学家，这个养子则成了哲学家。
注《论语集解》、《道论》、《无名论》。其特点是引老释儒，用道家观点谈道德，“始有玄虚之言”，开创正始玄风。
何晏作为玄学领袖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从此中国文化的道德论证必须从形而上和道德实践两个层面来阐释。
向秀与郭象
都注解庄子。使《庄子》在晋成为显学。
向秀注庄子没完成，或者说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
他认为“且夫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
“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
“生之为乐”
追求恩爱、天伦、燕婉、荣华与饮食，“此五情，此天理之自然”。
郭象所注《庄子》，流传至今，为定本。
郭象把自然合理分为两个层次，在现实层面，万物的创造是物各自造，不需要追究其生成原因，另一层面，是形而上，它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玄冥境界，代表顺应自然的宇宙秩序的至理。
玄学发展到郭象，具体和抽象都以自然来作为论证合理的思维方法。
常识理性有了抽象的理性层面，就可以吸收消化儒学和道、玄，从而开启了此后宋明儒对天理的思考与理学的不同谱系。
从思想史上看，郭象的重要性在于他完成了中国文化常识合理精神的哲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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