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札记
佛教的中国化
一、佛教进入中国的三阶段
1.1 格义阶段：选择性吸收
1.1.1 格义，就是用中国人熟悉的观念来理解（格）外来观念的意思（义）。对佛教的亲和是通过道家和玄学的无、自然等观念，去格佛学的空、零点和妙有之义。
1.1.2 玄学中，注庄子是以自然为道德，产生了中国独特的常识理性；注老子则是把向善的意志指向无，以无为作为至高道德，它可以接引佛学的空，只要终极目标从此此走向舍离此世，就是中国式佛教了。
1.1.3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约在公元七十年前后的东汉明帝时期。当时的人们用了熟悉的儒家道德观念比如“善”、“仁爱”来宣讲小乘佛教的解脱教义和戒律。这是最开始用中国儒家文化观念来理解佛教或者说格佛学之义的。东汉晚期，开始用无和本无、自然等道学玄学术语来格佛学的“空”、“真如”、“性空”等概念。
1.1.4 早期对于佛经的翻译，用的是道家和玄学的无、自然这两个核心观念来格义佛教的般若学的，但这容易造成对佛学的误解。因为表面看，无与空似乎相近，实则有根本差异。道家和玄学的无，是与有相对的。佛学的空，根本不是指万物的生成与存有，或者说不是客观的有与无的问题，而是讲万物及自我皆无自性，它们都是由十二因缘建构出来的虚幻现象。
用玄学的无秘自然去格义佛学的空，必然带来意义混淆，引起岐义。后来形成了中国大乘佛学的六家七宗不同流派。
1.2 学习阶段：大翻译运动
在中国东晋的南方以六家七宗派别争论不休时，北方的后秦来了一位叫鸠摩罗什的法师，在中国人亲和佛学的基础上，对格义佛学的各处歧见与流派做了一个大清理。
1.2.1 鸠摩罗什（334-413年），这个法师非常重要，因为他与他的八百中国弟子历时二十年，重译了35部294卷佛教经典，重新解释与命名佛学关键名词。把旧译中的自然，改为“真性”。一直流传至今。
1.2.2 僧肇（384-414年），是鸠摩罗什最有名门生，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标志性人物。他既通玄学，又通儒学，对佛学的中观空论亦有很深研究，他写的《肇论》，是中国佛学由格义阶段向学习阶段转化的代表作。“有者非真有”，“虽无而非无，无者不绝虚”，“有无称异，其致一也”。其核心是“触事而真”“真空妙有”。
1.2.3 南朝梁武帝时的梵僧真谛与唐朝玄奘翻译的作品属于唯识论。玄奘之所以要去印度取真经，是因为他认为当时流行的大量中译本佛经谬误太多，他要亲自去印度弄明白佛陀原本讲的是什么，把纯正的唯识论佛学带回中国。
但是，玄奘的翻译，过于忠于原著，过于深奥，以至于后来的中国人还是以鸠摩罗什的翻译为准 。就是说，中国人对佛学的兴趣，在于用自己熟悉的思维模式去理解佛学，而不仅仅只是原典的直译本身，或者说中国人要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译。因此，佛学的中国化就开始了。这里还要强调一点，玄奘所译的佛经，是非常印度式的，不大关心人人成佛的问题，或者说不主张人人成佛。而佛教要在中国广泛传播，首先就要“人人皆可成佛”。
1.2.4 人人都可成佛，这与孟子提出的人人都可修炼成君子儒，是相通的。所以，儒学在中国，既与道学玄学一拍即合，又与儒学普世的道德心相通，这就形成了中国心性论佛学。
1.3 心性论佛教
1.3.1 竺道生(355-434年)，也是鸠摩罗什的学生，除了宣讲众生皆可成佛外，还注重顿悟对修炼的重要性。
1.3.2 大乘起信论，是中国式佛学的重要经典，高度浓缩大乘佛学唯识论，将一心说成真如，提出“一心开二门”重要观点。即每个人的一心都有两个门，一个是真如之门，一个是生灭之门。真如之门能得解脱，修成正果，而进入生灭之门则堕入六道轮回，不得返回。
起信论，是中国式心性佛学的标志，也是东亚包括中日韩大乘佛教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金鼎之作。
1.3.3 隋唐时期，佛教大盛，形成中国大乘佛教八大宗派：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瑜伽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其中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是天台、华严、净土、禅宗四大宗派。
1.3.3.1 天台宗
强调定慧双修，提出“一心三观”，“一念三千”。三观指空假中三个角度。
1.3.3.2 华严宗
把佛学的“相”与儒道玄三家常用的体用观念相结合，讲“六相圆融”。把现象法则 投射到心性论中，就可以得到普遍法则的互相依存。个别与总体相依存。
1.3.3.3 净土宗
主张教、禅、律、净诸宗融合兼修。
1.4 禅宗
禅，是印度文禅那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坐敛心、正思审虑的修行方法。达摩（？-536年），在中国创建汉传禅宗。
禅宗的基本教义是：不依经论，定慧不二，见性成佛，无念、无相、无作。
不依经论，就是书本不重要，我心领悟即可。
定慧不二，即定就是慧，慧就是定，定慧是一体的。
见性成佛，就是悟是突变的，一下子发生的，不需要慢慢积累。除了顿悟，佛与众生无差别，“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即是佛。”
二、 中国式佛学与印度佛学的差别
一是印度佛教以解脱为最高目标，中国心性论佛学追求的解脱更具道德性，从道德具有可欲性来理解人人成佛的可能性。
二是印度佛学中的个别自我与普遍主体之间分得很清楚，二者的关系和差别产生佛学各种理论与难点，而中国式佛学在个别主体与普遍主体分界不清，强调圆融备具。
三是印度佛学追求舍离此世的解脱之道，而中国式佛学在常识理性支配下可以出现入世转向。
这三个差别，是理解宋明理学分系疑难的钥匙。
三、 汉代虽然独尊儒术，但官方儒学不是以孟子心性论为基石的道统，而是天人感应的宇宙论儒学，一直到南北朝后期，随着常识理性和心性论佛学的成熟与大普及，然后到中唐，以韩愈、柳宗元、李翱为代表人物，产生了复兴孟子心性论为儒学道统的意识大觉醒。到北宋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这是汉儒所没有的，也是魏晋时所没有的新观念。
四、 随着中国式心性佛教的普及，儒生把来自佛学的普遍主体观念移植到儒学政治思想中，出现了西魏包容玄、道的《六条诏令》和唐代作为官学的五经，使家国同构的政治与社会气度重获正当性。
五、常识理性对禅宗的改造
中国式佛教，是常识理性消化佛教的结果。
常识理性视死亡为常识，对儒生来讲，成仙成佛没有太大意义。禅宗的顿悟，蕴含着使佛教追求来世解脱的世俗化倾向，顿悟也可以成为儒生的修身法门。
中国式佛学，就是把印度佛教舍离此世的解脱，改造成中国式的在此世追求精神的解脱。人总有一死，但是你仍可以在此世追求解脱之道。
一、佛教进入中国的三阶段
1.1 格义阶段：选择性吸收
1.1.1 格义，就是用中国人熟悉的观念来理解（格）外来观念的意思（义）。对佛教的亲和是通过道家和玄学的无、自然等观念，去格佛学的空、零点和妙有之义。
1.1.2 玄学中，注庄子是以自然为道德，产生了中国独特的常识理性；注老子则是把向善的意志指向无，以无为作为至高道德，它可以接引佛学的空，只要终极目标从此此走向舍离此世，就是中国式佛教了。
1.1.3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约在公元七十年前后的东汉明帝时期。当时的人们用了熟悉的儒家道德观念比如“善”、“仁爱”来宣讲小乘佛教的解脱教义和戒律。这是最开始用中国儒家文化观念来理解佛教或者说格佛学之义的。东汉晚期，开始用无和本无、自然等道学玄学术语来格佛学的“空”、“真如”、“性空”等概念。
1.1.4 早期对于佛经的翻译，用的是道家和玄学的无、自然这两个核心观念来格义佛教的般若学的，但这容易造成对佛学的误解。因为表面看，无与空似乎相近，实则有根本差异。道家和玄学的无，是与有相对的。佛学的空，根本不是指万物的生成与存有，或者说不是客观的有与无的问题，而是讲万物及自我皆无自性，它们都是由十二因缘建构出来的虚幻现象。
用玄学的无秘自然去格义佛学的空，必然带来意义混淆，引起岐义。后来形成了中国大乘佛学的六家七宗不同流派。
1.2 学习阶段：大翻译运动
在中国东晋的南方以六家七宗派别争论不休时，北方的后秦来了一位叫鸠摩罗什的法师，在中国人亲和佛学的基础上，对格义佛学的各处歧见与流派做了一个大清理。
1.2.1 鸠摩罗什（334-413年），这个法师非常重要，因为他与他的八百中国弟子历时二十年，重译了35部294卷佛教经典，重新解释与命名佛学关键名词。把旧译中的自然，改为“真性”。一直流传至今。
1.2.2 僧肇（384-414年），是鸠摩罗什最有名门生，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标志性人物。他既通玄学，又通儒学，对佛学的中观空论亦有很深研究，他写的《肇论》，是中国佛学由格义阶段向学习阶段转化的代表作。“有者非真有”，“虽无而非无，无者不绝虚”，“有无称异，其致一也”。其核心是“触事而真”“真空妙有”。
1.2.3 南朝梁武帝时的梵僧真谛与唐朝玄奘翻译的作品属于唯识论。玄奘之所以要去印度取真经，是因为他认为当时流行的大量中译本佛经谬误太多，他要亲自去印度弄明白佛陀原本讲的是什么，把纯正的唯识论佛学带回中国。
但是，玄奘的翻译，过于忠于原著，过于深奥，以至于后来的中国人还是以鸠摩罗什的翻译为准 。就是说，中国人对佛学的兴趣，在于用自己熟悉的思维模式去理解佛学，而不仅仅只是原典的直译本身，或者说中国人要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译。因此，佛学的中国化就开始了。这里还要强调一点，玄奘所译的佛经，是非常印度式的，不大关心人人成佛的问题，或者说不主张人人成佛。而佛教要在中国广泛传播，首先就要“人人皆可成佛”。
1.2.4 人人都可成佛，这与孟子提出的人人都可修炼成君子儒，是相通的。所以，儒学在中国，既与道学玄学一拍即合，又与儒学普世的道德心相通，这就形成了中国心性论佛学。
1.3 心性论佛教
1.3.1 竺道生(355-434年)，也是鸠摩罗什的学生，除了宣讲众生皆可成佛外，还注重顿悟对修炼的重要性。
1.3.2 大乘起信论，是中国式佛学的重要经典，高度浓缩大乘佛学唯识论，将一心说成真如，提出“一心开二门”重要观点。即每个人的一心都有两个门，一个是真如之门，一个是生灭之门。真如之门能得解脱，修成正果，而进入生灭之门则堕入六道轮回，不得返回。
起信论，是中国式心性佛学的标志，也是东亚包括中日韩大乘佛教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金鼎之作。
1.3.3 隋唐时期，佛教大盛，形成中国大乘佛教八大宗派：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瑜伽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其中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是天台、华严、净土、禅宗四大宗派。
1.3.3.1 天台宗
强调定慧双修，提出“一心三观”，“一念三千”。三观指空假中三个角度。
1.3.3.2 华严宗
把佛学的“相”与儒道玄三家常用的体用观念相结合，讲“六相圆融”。把现象法则 投射到心性论中，就可以得到普遍法则的互相依存。个别与总体相依存。
1.3.3.3 净土宗
主张教、禅、律、净诸宗融合兼修。
1.4 禅宗
禅，是印度文禅那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坐敛心、正思审虑的修行方法。达摩（？-536年），在中国创建汉传禅宗。
禅宗的基本教义是：不依经论，定慧不二，见性成佛，无念、无相、无作。
不依经论，就是书本不重要，我心领悟即可。
定慧不二，即定就是慧，慧就是定，定慧是一体的。
见性成佛，就是悟是突变的，一下子发生的，不需要慢慢积累。除了顿悟，佛与众生无差别，“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即是佛。”
二、 中国式佛学与印度佛学的差别
一是印度佛教以解脱为最高目标，中国心性论佛学追求的解脱更具道德性，从道德具有可欲性来理解人人成佛的可能性。
二是印度佛学中的个别自我与普遍主体之间分得很清楚，二者的关系和差别产生佛学各种理论与难点，而中国式佛学在个别主体与普遍主体分界不清，强调圆融备具。
三是印度佛学追求舍离此世的解脱之道，而中国式佛学在常识理性支配下可以出现入世转向。
这三个差别，是理解宋明理学分系疑难的钥匙。
三、 汉代虽然独尊儒术，但官方儒学不是以孟子心性论为基石的道统，而是天人感应的宇宙论儒学，一直到南北朝后期，随着常识理性和心性论佛学的成熟与大普及，然后到中唐，以韩愈、柳宗元、李翱为代表人物，产生了复兴孟子心性论为儒学道统的意识大觉醒。到北宋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这是汉儒所没有的，也是魏晋时所没有的新观念。
四、 随着中国式心性佛教的普及，儒生把来自佛学的普遍主体观念移植到儒学政治思想中，出现了西魏包容玄、道的《六条诏令》和唐代作为官学的五经，使家国同构的政治与社会气度重获正当性。
五、常识理性对禅宗的改造
中国式佛教，是常识理性消化佛教的结果。
常识理性视死亡为常识，对儒生来讲，成仙成佛没有太大意义。禅宗的顿悟，蕴含着使佛教追求来世解脱的世俗化倾向，顿悟也可以成为儒生的修身法门。
中国式佛学，就是把印度佛教舍离此世的解脱，改造成中国式的在此世追求精神的解脱。人总有一死，但是你仍可以在此世追求解脱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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