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笔记
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的核心观念是理，并以理为核心构建出不同于唐以前的儒学新体系。
其一，是以程颐、朱熹所主张的“性即理”之程朱理学
其二，就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主张的“心即理”之陆王心学
二者合起来，称之为宋明理学
一、隋唐到五代儒学与佛、道的冲突及融合
1.1 唐代政治思想及儒学面临的问题
宋明儒家之骂：
程颐说：“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太平，然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始于太宗也。……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
宋儒骂唐初的三纲不正，也反映在武则天称帝上。又骂魏征早在隋唐之际就不归降，四易其主，是贰臣。
隋唐承袭六朝释道儒三教并存的局面，而唐朝皇帝则随个人喜好而变，比如唐高祖以“老先、次孔、末后释宗”为国策。到唐太宗立孔庙，尊儒学。而唐太宗儿子唐高宗李治则信道教，以《道德经》为上经，与儒家经典同为科举考试科目。而唐宪宗李纯则信佛教，每年要举行三十多次迎佛骨舍利仪式。到唐武宗则开启灭佛运动。
一方面，唐代儒学缺乏天道观支持，另一方面，以仁政为核心的儒学不能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修身之学。唐代人读书，喜欢呆在寺庙里，这就形成了儒佛双面人。
总之，唐代儒学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强化皇权，为其提供不同于汉代天人感应迷信但又立基于天道的儒学理论支持；二是如何提升儒学的心性论，使之与佛学的心性论抗衡，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修身之学。
1.2、韩愈、李翱对重建儒学心性论的贡献
韩愈批佛教：“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夷狄一法耳”。他的思想“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而是孟子的心性论。韩愈高扬先秦孟子学说为正宗的中华文化道统，但在唐代，孟子的心性论缺乏天道观，不能满足儒生对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
李翱，著《复性书》。复，回归原点，性，人之本性。恢复人的本性。
在唐代，佛教如日中天，孟子的性善说是不敌佛学的，李翱的复性，本质上讲，就是修身。
李翱试图为儒学心性论找到形而上的基础，于是回到儒学经典《易》与《中庸》。他重解《中庸》头三句：天命之为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天之命也”，“道也者，至诚也”，“诚者，定也，不动也”。李翱由此推出，率性之为道的道，就是儒家的“至诚”。
李翱的《复性书》，从本体论高度来讲人性和儒家至诚的道德来源，力图找到使儒家本于人性的道德观与天道性命合一的途径，但又不能自圆其说，只是从儒学经典中找一些资源说明。最后，李翱借用了佛学的思想逻辑，用“静”“不动”来讲性与诚是圣人之性，“寂然不动，是至诚也。”所以，李翱是从佛学那里拿来心性论，嫁接到儒学上的。
1.3 山水画与修身
分裂的五代，山水画开始崛起，就是说，士人认为游山玩水、画山水是自身养性的重要方式，产生了画山水具有道德修身正当性的观念，山水画开始成为中国文人画的主流形式。
中国思想史和美术史是同步的，山水画在五代的异军突起，预示着中国文化的走向，就是用常识理性重构儒学，解决唐代儒学发展面临的困境，重建道德秩序。
二、程朱理学的创建
2.1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
《太极图说》只有250字的解释，但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位置，以至于后来儒道释三家都争其为各自思想源流。
《太极图说》讲“自无极而为太极”，把道、玄、佛意义上的无极嫁接到儒家的太极上，给出了理学的宇宙观。由玄道讲万物生成本于无的观念，转化为儒家的术极之动产生阴阳五行与元气妙合凝聚万物生成及变化观。
《通书》解决了儒学另一个重大命题，就是圣人可学。
“圣人可学乎？”
“曰：可”
“无欲也。”
修身的要领，就是去欲。
《通书》也是从《中庸》。讲诚为根据，来论证圣人可学的。周敦颐说，“圣，诚而已矣。”
唐代儒学在佛道冲击下的两在理论难题，一是如何找到儒家道德伦理的形而上本原，使之具有与天道合一的正当性，二是如何克服士人修身上的儒佛双面人困扰。这些，都在周敦颐的学说里得到了简明解决。也就是说，一是把太极未动之前的寂然状态确定为儒家伦理的“人极（中正仁义）”、“诚”的形而上的本原，为政治儒学注入了天道观的基础；二是把人皆可成佛转化为人人皆可成圣，把佛家的去欲与主静的修炼，转化为儒家自身的修身法门，克服了儒佛双面人困扰，使儒生士子的安身立命的修身养德和修齐治平的人间关怀，可以达到超越个人生命限制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规定了此后理学的发展方向。
因此，周敦颐被推崇为理学鼻祖。
2.2 邵雍
《先天图》
阐明宇宙的创造与毁灭不断循环，是有周期的。
2.3 张载
《正蒙》
强调气之本体的“至静无感”，气具有流动性，气之动就能产生万物。
周敦颐的宇宙论是以太极动和二五之精来讲万物的生成，张载进一步论证了至静无感的形而上与太极动的动力，解决了太极动的内因，而气之动产生的万物，既是物质的，也是情感的，这样，就可以用气把形而上的宇宙天道与代表人的情感、道德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就比周敦颐的以太极为中心的宇宙观更动态、更道德。
张载四句名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在太平。
张载用气论，打通了天地万物与人的德性我为同一本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心性论佛学中的普遍主体转化为儒学追求的以道德为内容的普遍主体，这个道德性的普遍主体，就是“为天地立心”。
张载的气论比周敦颐的太极说更具体，说宇宙万物是气组成的，不仅有生命，而且有道德。
2.4 二程
二程的表叔，是张载。这里要点一下。
二程的学术观点是不同的。
程颢
哥哥程颢，把仁视为天地万物所固有，以常识理性中的人之常情为出发点，把仁视为天地的道德感知，是人的道德感来源，也是人心与天心相通的共同点。
程颢的修身要点，一是居敬，二是性无内外之分。
著《定性书》
张载认为，人要摆脱物欲的诱惑，就要与万物相隔绝，才能做到定性。程颢不同意，认为仁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所以认得本心之仁，就无所不至。只要心合于理，就“廓然而大公，内外两忘”。程颢吸收佛学修身方法，又与之区别，认为修身目标是追求天理仁心，“佛氏总为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
程颐
程颢用“天理”表达宇宙秩序，和弟弟程颐相近，但程颐更明确指出，“性即是理也，所谓理，性是也。”提出了“性即理”核心观念。朱熹评论说，这是孔孟之后无人看到也无人敢说的观点。
程颐指出，天、性、心，是从三种角度看的同一之理。“性之自然者谓之天”。他沿用了郭象以自然作为形而上和具体事物的根据，以常识理性的自然为根据去讲万物之自然存在都是本于天理的。由此推论出“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
周敦颐讲修身，主静
程颐讲修身，主敬。程门立雪，指的是程颐而非程颢。
2.5 朱熹思想体系
宋明理学中的朱熹和王阳明，在日本影响极其深远，风头甚至盖过孔孟。
所谓体系，就是各种观念的自洽与方法的一致。
2.5.1 儒学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理论，但先秦孔孟只给出了儒学的核心价值，汉代宇宙论儒学虽然宏大，但不够自洽，缺陷很多，沦为迷信。只有到了南宋朱熹，才建构出一个庞大而又自洽的儒学理论体系。
朱熹的理论雄心很大，以常识理性为基石，综合北宋五子哲学，建构出一个新的有两层次结构的儒学体系，一举整合了五个领域。其一，周敦颐的宇宙形成模型；二，张载的气论，说明万物如何生成；三，程颐的性即是理，指出道德规范如何来源于宇宙秩序；四，如何处理主敬与主静的修身；五，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中庸原则。
理，是朱熹道德哲学体系和修身方法的核心观念。既是包罗万象的普遍之理，也是万物万事的具体之理。“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有一个理。”“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
朱熹认为，理在气先。其例子是，没有父子存在的时候，就已经有父子关系了。就是说，理是规定事物性质以及它们之间应然关系的存在。儒家理论中的孝是理，具体的父子血缘关系是气，道德实践是实现孝这个理而已。
所以，朱熹讲“性即理”。理气二元论，一是排除欲望了，去冥想气未动时的纯粹天理世界，涵盖了周敦颐的至诚和二程的主敬、定性。二是格物致知，穷理尽性。
汉唐儒生的修身，主要落实在道德实践方面，而朱熹的修身则强调精神境界的追求和对知识的重视，将其视为道德实践的前提。
由于修身方法和宇宙论高度自洽，朱熹把《大学》开头三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定为儒家三纲领。从“存天理，灭人欲”的明明德，推出齐家治国平天下建立道德秩序的理想和修身实践。这套理论具有权威性，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但注意，朱熹的修身方法是与佛教划清界限的。
2.5.2 吕祖谦
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所谓近思，就是从近处的基于人人皆知的常识开始思考。
朱熹加入了两点。一是主静的存养，二是进退辞受。这就使得儒生在读书当官的仕途之处多了一种选择，即独善其身。你可以在自己家里修身做君子，这或许比为国家服务更有意义，境界更高。
再就是把治国平天下细化成三点。即治体，治法，政事。治体，即治国的基本原则，治法，是讲政府组织和动作，政事，是具体举措。
2.5.3 四书五经的形成
就是朱熹用四书来作为纲统领五经。宋仁宗皇庆二年，朱注《四书》成为官方科举考试钦用。
2.5.4 理学的重要性
一是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元明清再也没有发生大分裂，也没有再出现汉代的迷信泛滥。儒生克服了儒佛双面人的困境，强化了儒生阶层的社会功能。
二是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道德意识形态的内部争论。儒学内部出现了不同派系。
三、理学的分系
3.1 心学与理学的对峙（待续）
宋明理学的核心观念是理，并以理为核心构建出不同于唐以前的儒学新体系。
其一，是以程颐、朱熹所主张的“性即理”之程朱理学
其二，就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主张的“心即理”之陆王心学
二者合起来，称之为宋明理学
一、隋唐到五代儒学与佛、道的冲突及融合
1.1 唐代政治思想及儒学面临的问题
宋明儒家之骂：
程颐说：“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太平，然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始于太宗也。……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
宋儒骂唐初的三纲不正，也反映在武则天称帝上。又骂魏征早在隋唐之际就不归降，四易其主，是贰臣。
隋唐承袭六朝释道儒三教并存的局面，而唐朝皇帝则随个人喜好而变，比如唐高祖以“老先、次孔、末后释宗”为国策。到唐太宗立孔庙，尊儒学。而唐太宗儿子唐高宗李治则信道教，以《道德经》为上经，与儒家经典同为科举考试科目。而唐宪宗李纯则信佛教，每年要举行三十多次迎佛骨舍利仪式。到唐武宗则开启灭佛运动。
一方面，唐代儒学缺乏天道观支持，另一方面，以仁政为核心的儒学不能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修身之学。唐代人读书，喜欢呆在寺庙里，这就形成了儒佛双面人。
总之，唐代儒学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强化皇权，为其提供不同于汉代天人感应迷信但又立基于天道的儒学理论支持；二是如何提升儒学的心性论，使之与佛学的心性论抗衡，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修身之学。
1.2、韩愈、李翱对重建儒学心性论的贡献
韩愈批佛教：“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夷狄一法耳”。他的思想“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而是孟子的心性论。韩愈高扬先秦孟子学说为正宗的中华文化道统，但在唐代，孟子的心性论缺乏天道观，不能满足儒生对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
李翱，著《复性书》。复，回归原点，性，人之本性。恢复人的本性。
在唐代，佛教如日中天，孟子的性善说是不敌佛学的，李翱的复性，本质上讲，就是修身。
李翱试图为儒学心性论找到形而上的基础，于是回到儒学经典《易》与《中庸》。他重解《中庸》头三句：天命之为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天之命也”，“道也者，至诚也”，“诚者，定也，不动也”。李翱由此推出，率性之为道的道，就是儒家的“至诚”。
李翱的《复性书》，从本体论高度来讲人性和儒家至诚的道德来源，力图找到使儒家本于人性的道德观与天道性命合一的途径，但又不能自圆其说，只是从儒学经典中找一些资源说明。最后，李翱借用了佛学的思想逻辑，用“静”“不动”来讲性与诚是圣人之性，“寂然不动，是至诚也。”所以，李翱是从佛学那里拿来心性论，嫁接到儒学上的。
1.3 山水画与修身
分裂的五代，山水画开始崛起，就是说，士人认为游山玩水、画山水是自身养性的重要方式，产生了画山水具有道德修身正当性的观念，山水画开始成为中国文人画的主流形式。
中国思想史和美术史是同步的，山水画在五代的异军突起，预示着中国文化的走向，就是用常识理性重构儒学，解决唐代儒学发展面临的困境，重建道德秩序。
二、程朱理学的创建
2.1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
《太极图说》只有250字的解释，但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位置，以至于后来儒道释三家都争其为各自思想源流。
《太极图说》讲“自无极而为太极”，把道、玄、佛意义上的无极嫁接到儒家的太极上，给出了理学的宇宙观。由玄道讲万物生成本于无的观念，转化为儒家的术极之动产生阴阳五行与元气妙合凝聚万物生成及变化观。
《通书》解决了儒学另一个重大命题，就是圣人可学。
“圣人可学乎？”
“曰：可”
“无欲也。”
修身的要领，就是去欲。
《通书》也是从《中庸》。讲诚为根据，来论证圣人可学的。周敦颐说，“圣，诚而已矣。”
唐代儒学在佛道冲击下的两在理论难题，一是如何找到儒家道德伦理的形而上本原，使之具有与天道合一的正当性，二是如何克服士人修身上的儒佛双面人困扰。这些，都在周敦颐的学说里得到了简明解决。也就是说，一是把太极未动之前的寂然状态确定为儒家伦理的“人极（中正仁义）”、“诚”的形而上的本原，为政治儒学注入了天道观的基础；二是把人皆可成佛转化为人人皆可成圣，把佛家的去欲与主静的修炼，转化为儒家自身的修身法门，克服了儒佛双面人困扰，使儒生士子的安身立命的修身养德和修齐治平的人间关怀，可以达到超越个人生命限制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规定了此后理学的发展方向。
因此，周敦颐被推崇为理学鼻祖。
2.2 邵雍
《先天图》
阐明宇宙的创造与毁灭不断循环，是有周期的。
2.3 张载
《正蒙》
强调气之本体的“至静无感”，气具有流动性，气之动就能产生万物。
周敦颐的宇宙论是以太极动和二五之精来讲万物的生成，张载进一步论证了至静无感的形而上与太极动的动力，解决了太极动的内因，而气之动产生的万物，既是物质的，也是情感的，这样，就可以用气把形而上的宇宙天道与代表人的情感、道德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就比周敦颐的以太极为中心的宇宙观更动态、更道德。
张载四句名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在太平。
张载用气论，打通了天地万物与人的德性我为同一本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心性论佛学中的普遍主体转化为儒学追求的以道德为内容的普遍主体，这个道德性的普遍主体，就是“为天地立心”。
张载的气论比周敦颐的太极说更具体，说宇宙万物是气组成的，不仅有生命，而且有道德。
2.4 二程
二程的表叔，是张载。这里要点一下。
二程的学术观点是不同的。
程颢
哥哥程颢，把仁视为天地万物所固有，以常识理性中的人之常情为出发点，把仁视为天地的道德感知，是人的道德感来源，也是人心与天心相通的共同点。
程颢的修身要点，一是居敬，二是性无内外之分。
著《定性书》
张载认为，人要摆脱物欲的诱惑，就要与万物相隔绝，才能做到定性。程颢不同意，认为仁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所以认得本心之仁，就无所不至。只要心合于理，就“廓然而大公，内外两忘”。程颢吸收佛学修身方法，又与之区别，认为修身目标是追求天理仁心，“佛氏总为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
程颐
程颢用“天理”表达宇宙秩序，和弟弟程颐相近，但程颐更明确指出，“性即是理也，所谓理，性是也。”提出了“性即理”核心观念。朱熹评论说，这是孔孟之后无人看到也无人敢说的观点。
程颐指出，天、性、心，是从三种角度看的同一之理。“性之自然者谓之天”。他沿用了郭象以自然作为形而上和具体事物的根据，以常识理性的自然为根据去讲万物之自然存在都是本于天理的。由此推论出“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
周敦颐讲修身，主静
程颐讲修身，主敬。程门立雪，指的是程颐而非程颢。
2.5 朱熹思想体系
宋明理学中的朱熹和王阳明，在日本影响极其深远，风头甚至盖过孔孟。
所谓体系，就是各种观念的自洽与方法的一致。
2.5.1 儒学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理论，但先秦孔孟只给出了儒学的核心价值，汉代宇宙论儒学虽然宏大，但不够自洽，缺陷很多，沦为迷信。只有到了南宋朱熹，才建构出一个庞大而又自洽的儒学理论体系。
朱熹的理论雄心很大，以常识理性为基石，综合北宋五子哲学，建构出一个新的有两层次结构的儒学体系，一举整合了五个领域。其一，周敦颐的宇宙形成模型；二，张载的气论，说明万物如何生成；三，程颐的性即是理，指出道德规范如何来源于宇宙秩序；四，如何处理主敬与主静的修身；五，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中庸原则。
理，是朱熹道德哲学体系和修身方法的核心观念。既是包罗万象的普遍之理，也是万物万事的具体之理。“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有一个理。”“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
朱熹认为，理在气先。其例子是，没有父子存在的时候，就已经有父子关系了。就是说，理是规定事物性质以及它们之间应然关系的存在。儒家理论中的孝是理，具体的父子血缘关系是气，道德实践是实现孝这个理而已。
所以，朱熹讲“性即理”。理气二元论，一是排除欲望了，去冥想气未动时的纯粹天理世界，涵盖了周敦颐的至诚和二程的主敬、定性。二是格物致知，穷理尽性。
汉唐儒生的修身，主要落实在道德实践方面，而朱熹的修身则强调精神境界的追求和对知识的重视，将其视为道德实践的前提。
由于修身方法和宇宙论高度自洽，朱熹把《大学》开头三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定为儒家三纲领。从“存天理，灭人欲”的明明德，推出齐家治国平天下建立道德秩序的理想和修身实践。这套理论具有权威性，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但注意，朱熹的修身方法是与佛教划清界限的。
2.5.2 吕祖谦
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所谓近思，就是从近处的基于人人皆知的常识开始思考。
朱熹加入了两点。一是主静的存养，二是进退辞受。这就使得儒生在读书当官的仕途之处多了一种选择，即独善其身。你可以在自己家里修身做君子，这或许比为国家服务更有意义，境界更高。
再就是把治国平天下细化成三点。即治体，治法，政事。治体，即治国的基本原则，治法，是讲政府组织和动作，政事，是具体举措。
2.5.3 四书五经的形成
就是朱熹用四书来作为纲统领五经。宋仁宗皇庆二年，朱注《四书》成为官方科举考试钦用。
2.5.4 理学的重要性
一是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元明清再也没有发生大分裂，也没有再出现汉代的迷信泛滥。儒生克服了儒佛双面人的困境，强化了儒生阶层的社会功能。
二是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道德意识形态的内部争论。儒学内部出现了不同派系。
三、理学的分系
3.1 心学与理学的对峙（待续）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