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思想与近代传统之二
1.新修身模式的结构与意义
1.1顾炎武
顾炎武不仅是抗清志士，也是扭转学术大方向的关键人物。他痛斥王学末流“陷于禅学而不自知”，空谈误国，其罪“深于桀纣”。与明末儒家喜欢讲学针锋相对，顾炎武发誓一辈子不讲学，而是在大江南北的调查研究中度过后半生。
一反理学的空想谈玄，顾炎武认为，只有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
1.2颜元
与顾炎武重视调查研究不同，颜元注重实践主义修身。宋明儒生纠结于心性义理，颜元则反其道，“躬行而实践之。”以行为先，身体力行，自寻自证天理。他年轻时曾沉迷于理学义理，35岁时顿悟到“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把学等同于习，在反复实践中完成学。他把家塾“思古斋”改名为“习斋”，并以此为自己的号。钱穆先生赞其把“上之为宋、元、明，其言心性义理”，“下之为有清一代，其言训诂考据”一壁推倒。
与宋明儒的白面书生形象相反，颜元习医练武，武功高强，在办学中，他提倡兼修文武，“宁粗而实，勿妄而虚”，“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
1.3李二曲
与顾、颜一样，李二曲（李颙）注重学习“礼乐兵刑，赋役农屯”等实用学问。
最特别的是，他写了一篇《悔过自新书》，讲悔过自新是“千圣进修之要诀”、救世之良方。反对心学家的致良知，认为内心的善不可能自然涌现出来。
总之，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儒生，他们大胆实践自己认为正确的修己立人救世报国的自身方式，一扫宋明以来虚浮讲谈的名士之风，塑造出平实典型的清儒楷模。这些大儒不但为清代树立了做人的典范，也开创了全新的学术方向。用梁启超的话讲，“清学之出发点，在于对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2.考据学及其分化
经典要有权威，首先经典文本必须真，其次对文本字句意义的理解必须正确，考据学因此应运而生，并壮大为清代学术的主流。
其一，常识理性赋予考据经典的权威性。
顾炎武批判“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提出考据的纲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说经学是一门“非数十年不能通”的大学问。顾炎武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要正本清源，清理禅学对儒学的影响，批判心学空谈心性。他开出了经学考据的新的学术方向，被尊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宗师。
清初两位考据名家阎若璩和胡渭的研究证明，千百年来历代大儒所使用的儒家经典，可能是靠不住的。阎若璩花了三十年时间写出《尚书古文疏证》，证明《古文尚书》是东晋梅赜所献，是后世的伪作。胡渭著《易图明辨》，指出朱熹所著《周义本义》里的九图，皆非《易》原典所有。这些，足以动摇作为官学的程朱理学的基础。
而凌廷堪考证在《论语》及《大学》等儒家经典中“皆未尝有‘理’字，徒因释氏（佛家）以理事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义，是以宋儒论学，往往理事并称”，从字词考据上给理学致命一击。
其二，常识理性规定了考据学的基本方法。孔孟儒学经典流传久远，经过历代学人的注疏阐发义理，文字多有歧义，义理众说纷纭。尤其宋明儒建立的理学体系，糅合了不少佛、道的理论方法去重新解释儒学经典。比如朱熹引用的儒家经典大多不可靠，多为伪经，甚至有刻意改动经典的情形。
考据学遵循的两条原则，一是重文本，重训诂，无信不征。二是信而好古，需辨析经典版本的先后。文本越早，越接近孔孟时代，就越接近圣人原意。顾炎武后百年，乾嘉时期，前在惠栋，后有戴震，考据学发展成为独立的显学。
清代的考据学成就斐然，两千多年来，经典及相关著述堆积如山，杂乱无章，经过清儒严格审视，分辨真伪，校堪文本，辨音识义，梳理源流，除考据经典之外，还旁及几乎所有古典文献，对传世文献做了大清理。正是这一大清理，后人就有了较系统可信的书目与文本，受惠于此也。
3.格致之学与中国科学主义源头
程朱理学讲修身格物穷理，以问学求道，宋元明三代出现了不少科学家，如沈括、贾宪、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李时珍、宋应星、徐霞客、徐光启。
格致之学是指：在儒学作为政治、社会和文化正当性根据的地位没有动摇的前提下，士人的修身穷理、求知习艺，以及清初和清末两次西学东传高潮中接受的西方科学知识与技艺，都可以在儒学的格物穷理和经世致用中找到正当性根据，所以西学知识被称为格致之学。明清之际的第一次格致之学兴起，可视为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源头。
所谓科学主义，是一种为了意识形态目的而追求科技知识的现代观念。
1.1顾炎武
顾炎武不仅是抗清志士，也是扭转学术大方向的关键人物。他痛斥王学末流“陷于禅学而不自知”，空谈误国，其罪“深于桀纣”。与明末儒家喜欢讲学针锋相对，顾炎武发誓一辈子不讲学，而是在大江南北的调查研究中度过后半生。
一反理学的空想谈玄，顾炎武认为，只有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
1.2颜元
与顾炎武重视调查研究不同，颜元注重实践主义修身。宋明儒生纠结于心性义理，颜元则反其道，“躬行而实践之。”以行为先，身体力行，自寻自证天理。他年轻时曾沉迷于理学义理，35岁时顿悟到“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把学等同于习，在反复实践中完成学。他把家塾“思古斋”改名为“习斋”，并以此为自己的号。钱穆先生赞其把“上之为宋、元、明，其言心性义理”，“下之为有清一代，其言训诂考据”一壁推倒。
与宋明儒的白面书生形象相反，颜元习医练武，武功高强，在办学中，他提倡兼修文武，“宁粗而实，勿妄而虚”，“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
1.3李二曲
与顾、颜一样，李二曲（李颙）注重学习“礼乐兵刑，赋役农屯”等实用学问。
最特别的是，他写了一篇《悔过自新书》，讲悔过自新是“千圣进修之要诀”、救世之良方。反对心学家的致良知，认为内心的善不可能自然涌现出来。
总之，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儒生，他们大胆实践自己认为正确的修己立人救世报国的自身方式，一扫宋明以来虚浮讲谈的名士之风，塑造出平实典型的清儒楷模。这些大儒不但为清代树立了做人的典范，也开创了全新的学术方向。用梁启超的话讲，“清学之出发点，在于对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2.考据学及其分化
经典要有权威，首先经典文本必须真，其次对文本字句意义的理解必须正确，考据学因此应运而生，并壮大为清代学术的主流。
其一，常识理性赋予考据经典的权威性。
顾炎武批判“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提出考据的纲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说经学是一门“非数十年不能通”的大学问。顾炎武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要正本清源，清理禅学对儒学的影响，批判心学空谈心性。他开出了经学考据的新的学术方向，被尊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宗师。
清初两位考据名家阎若璩和胡渭的研究证明，千百年来历代大儒所使用的儒家经典，可能是靠不住的。阎若璩花了三十年时间写出《尚书古文疏证》，证明《古文尚书》是东晋梅赜所献，是后世的伪作。胡渭著《易图明辨》，指出朱熹所著《周义本义》里的九图，皆非《易》原典所有。这些，足以动摇作为官学的程朱理学的基础。
而凌廷堪考证在《论语》及《大学》等儒家经典中“皆未尝有‘理’字，徒因释氏（佛家）以理事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义，是以宋儒论学，往往理事并称”，从字词考据上给理学致命一击。
其二，常识理性规定了考据学的基本方法。孔孟儒学经典流传久远，经过历代学人的注疏阐发义理，文字多有歧义，义理众说纷纭。尤其宋明儒建立的理学体系，糅合了不少佛、道的理论方法去重新解释儒学经典。比如朱熹引用的儒家经典大多不可靠，多为伪经，甚至有刻意改动经典的情形。
考据学遵循的两条原则，一是重文本，重训诂，无信不征。二是信而好古，需辨析经典版本的先后。文本越早，越接近孔孟时代，就越接近圣人原意。顾炎武后百年，乾嘉时期，前在惠栋，后有戴震，考据学发展成为独立的显学。
清代的考据学成就斐然，两千多年来，经典及相关著述堆积如山，杂乱无章，经过清儒严格审视，分辨真伪，校堪文本，辨音识义，梳理源流，除考据经典之外，还旁及几乎所有古典文献，对传世文献做了大清理。正是这一大清理，后人就有了较系统可信的书目与文本，受惠于此也。
3.格致之学与中国科学主义源头
程朱理学讲修身格物穷理，以问学求道，宋元明三代出现了不少科学家，如沈括、贾宪、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李时珍、宋应星、徐霞客、徐光启。
格致之学是指：在儒学作为政治、社会和文化正当性根据的地位没有动摇的前提下，士人的修身穷理、求知习艺，以及清初和清末两次西学东传高潮中接受的西方科学知识与技艺，都可以在儒学的格物穷理和经世致用中找到正当性根据，所以西学知识被称为格致之学。明清之际的第一次格致之学兴起，可视为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源头。
所谓科学主义，是一种为了意识形态目的而追求科技知识的现代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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