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湖失印亭：跨越四百年，天门市与聊城市的“印”缘佳话
——一枚明代官印串联起的跨省文明对话（千里之外/撰文）
长江之畔的湖北天门市，黄河之滨的山东聊城市，八百公里的距离，隔不开两大文明的深厚底蕴。2023年，一件沉睡四百年的国家二级文物，让这两座承载着不同流域文明的城市，上演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印”缘重逢——一枚原本归属山东的明代官印，在消失四个世纪后于天门重现，背后藏着一段跌宕又温情的历史往事。
2023年2月17日，天门市博物馆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博物馆的签约仪式上，“分巡东昌道印”的借展事宜被郑重敲定。经权威考证，这枚铜印确为明代官印，现属天门市博物馆馆藏二级文物。同年3月上旬，这枚跨越千里的“文化使者”正式在东昌府区博物馆亮相，为期半年的展览，让两地观众得以共赴这场四百年的历史之约。
长江之畔的湖北天门市，黄河之滨的山东聊城市，八百公里的距离，隔不开两大文明的深厚底蕴。2023年，一件沉睡四百年的国家二级文物，让这两座承载着不同流域文明的城市，上演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印”缘重逢——一枚原本归属山东的明代官印，在消失四个世纪后于天门重现，背后藏着一段跌宕又温情的历史往事。
2023年2月17日，天门市博物馆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博物馆的签约仪式上，“分巡东昌道印”的借展事宜被郑重敲定。经权威考证，这枚铜印确为明代官印，现属天门市博物馆馆藏二级文物。同年3月上旬，这枚跨越千里的“文化使者”正式在东昌府区博物馆亮相，为期半年的展览，让两地观众得以共赴这场四百年的历史之约。
人们总会好奇：聊城的古代官印，为何会出现在一千六百里外的天门？它从遗失到重现，经历了怎样的波折？随着这枚官印的展出，一段尘封400多年的往事，终于在众人眼前缓缓铺展。
儿时上学，若有同学忘带课本笔墨，老师常会打趣：“当兵的把枪丢了，当官的把印丢了”，以此调侃做事疏忽、难担职责之人。不过沉湖的老战友们尽可安心——当年你们在沉湖围湖造田开垦建设，放下钢枪拿起铁锹是建设者，放下铁锹扛起钢枪便是守护者，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丢枪”的调侃与你们毫无关联。今天要讲的，正是那句俗语里“当官的把印丢了”的真实故事。
儿时上学，若有同学忘带课本笔墨，老师常会打趣：“当兵的把枪丢了，当官的把印丢了”，以此调侃做事疏忽、难担职责之人。不过沉湖的老战友们尽可安心——当年你们在沉湖围湖造田开垦建设，放下钢枪拿起铁锹是建设者，放下铁锹扛起钢枪便是守护者，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丢枪”的调侃与你们毫无关联。今天要讲的，正是那句俗语里“当官的把印丢了”的真实故事。
故事的起点，要从沉湖之北四公里的千年古镇干驿说起。这座古镇自古文脉昌盛、人才辈出，民间流传的“一巷两尚书，五里三状元，对面一天官，座后一祭酒，镇中出巡抚，挂角有都堂”，道尽了这里的人文盛况。其中“对面一天官”，指的便是明代吏部尚书周嘉谟。
不畏权势的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周嘉谟：一生经历和辅佐了明代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五位皇帝，可谓五朝元老，国之重臣。于万历三十九年即1611年，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使，巡抚云南期间，周嘉谟曾弹劾黔国公沐昌侵占民田八千余顷案。周嘉谟六十寿辰时，他的同乡、户部尚书陈所学在《奉贺藩伯明卿周公六十初度序》中称赞嘉谟“从口之所发，而皆俊言；衡身之所应，而皆矩行”，说他“在家为孝子，为哲父；在乡为端人，为义士；在天下为名执法，为社稷臣。”大明王朝风雨飘摇之时，周嘉谟顾不得自身安危，倾力挽狂澜于既倒，获得“社稷之臣”的赞誉。明史评价他“刚正不阿，威武不惧，正气凛然，中外倚为支柱”。
周嘉谟，俗称吏部天官大冢宰，于崇祯三年，以84岁高龄在南京吏部公署无疾而终。崇祯皇帝赐予“谕葬一区，谕祭九坛”，追赠“少保”爵位的隆恩，归葬家乡东冈之阳松石湖利甲嘴，墓前立有高大石碑及石香炉等祭祀物。墓道两边，立有九对栩栩如生的翁仲，俗称石人石马。1958年后，墓碑与翁仲被平毁。
不畏权势的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周嘉谟：一生经历和辅佐了明代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五位皇帝，可谓五朝元老，国之重臣。于万历三十九年即1611年，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使，巡抚云南期间，周嘉谟曾弹劾黔国公沐昌侵占民田八千余顷案。周嘉谟六十寿辰时，他的同乡、户部尚书陈所学在《奉贺藩伯明卿周公六十初度序》中称赞嘉谟“从口之所发，而皆俊言；衡身之所应，而皆矩行”，说他“在家为孝子，为哲父；在乡为端人，为义士；在天下为名执法，为社稷臣。”大明王朝风雨飘摇之时，周嘉谟顾不得自身安危，倾力挽狂澜于既倒，获得“社稷之臣”的赞誉。明史评价他“刚正不阿，威武不惧，正气凛然，中外倚为支柱”。
周嘉谟，俗称吏部天官大冢宰，于崇祯三年，以84岁高龄在南京吏部公署无疾而终。崇祯皇帝赐予“谕葬一区，谕祭九坛”，追赠“少保”爵位的隆恩，归葬家乡东冈之阳松石湖利甲嘴，墓前立有高大石碑及石香炉等祭祀物。墓道两边，立有九对栩栩如生的翁仲，俗称石人石马。1958年后，墓碑与翁仲被平毁。
而沉湖失印亭的故事，正由周嘉谟引出。据天门市博物馆馆藏资料及《湖广要典》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周嘉谟有位得意门生名叫张春廷，当时刚任山东东昌府巡按满一年。一次，张春廷前往武昌府办事，特意绕路乘船到干驿镇，想探访恩师周嘉谟的故居。不料船行至沉湖时，突遇雷雨骤作，官船被巨浪打翻。万幸的是，张春廷被水手及时救上岸，可随身携带的官印，却不慎坠入了茫茫湖水之中。众人在湖中打捞两日，终究一无所获。事后不久，心怀愧疚的张春廷再次来到干驿，在沉湖边修建了一座六角亭，取名“失印亭”，还立碑刻文，记录下这段失印往事。传闻后来，张春廷也因丢失官印，最终卸去了官职。
遗憾的是，这座见证历史的“失印亭”与石碑，在1942年的抗日战争动荡期间被毁。好在命运总有回响——400年后，这枚失落的官印，竟在天门干驿沉湖畔的“失印亭”遗址附近，被当地村民意外发现，得以重见天日。
遗憾的是，这座见证历史的“失印亭”与石碑，在1942年的抗日战争动荡期间被毁。好在命运总有回响——400年后，这枚失落的官印，竟在天门干驿沉湖畔的“失印亭”遗址附近，被当地村民意外发现，得以重见天日。
时间来到1972年，天门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到干驿镇郊区宣传文物保护政策时，偶然遇到一位村妇正在路边售卖一枚铜印。工作人员凭借职业敏感，当即以20元将其买下。起初，没人知道这枚铜印的来历，直到经过大量典籍查阅与考证，才最终确认：这就是张春廷当年遗失在沉湖的那枚明代官印。
如今，这枚历经沧桑的官印静静收藏于天门市博物馆。它的印台呈方形，通体为铜质，边长8.2厘米、厚1.3厘米，印柄高9.8厘米、厚1.6厘米，总重1.246千克。印面以九叠篆书阳刻“分巡东昌道印”，字体庄重典雅；印背左侧阴刻楷书“万历十一年十二月 日”“礼部造”，右侧则阴刻印文释读“分巡东昌道印”；印墙左侧还刻有“萬字二千四十四号”的编号。四百载风雨侵蚀，它却依旧保存完好，仿佛在静静诉说着过往。
关于官印上“道”的含义，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官士刚曾专门解读：古代的“道”分为两类，一类是业务性机构，专司某一事务，且各省均有设置，比如布政司下设的督粮道，负责催征粮饷、督运漕粮，按察司下设的提学道，主管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另一类则是分区性机构，以守土安民、巡察民情吏治为核心职责，像布政司的分守道、按察司的分巡道便属此类。其中，按察司下设的分巡道作为省级派出机构，更侧重于治吏、抚民、清军等事务，直接关系到地方社会风气与社会治安。
如今，这枚历经沧桑的官印静静收藏于天门市博物馆。它的印台呈方形，通体为铜质，边长8.2厘米、厚1.3厘米，印柄高9.8厘米、厚1.6厘米，总重1.246千克。印面以九叠篆书阳刻“分巡东昌道印”，字体庄重典雅；印背左侧阴刻楷书“万历十一年十二月 日”“礼部造”，右侧则阴刻印文释读“分巡东昌道印”；印墙左侧还刻有“萬字二千四十四号”的编号。四百载风雨侵蚀，它却依旧保存完好，仿佛在静静诉说着过往。
关于官印上“道”的含义，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官士刚曾专门解读：古代的“道”分为两类，一类是业务性机构，专司某一事务，且各省均有设置，比如布政司下设的督粮道，负责催征粮饷、督运漕粮，按察司下设的提学道，主管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另一类则是分区性机构，以守土安民、巡察民情吏治为核心职责，像布政司的分守道、按察司的分巡道便属此类。其中，按察司下设的分巡道作为省级派出机构，更侧重于治吏、抚民、清军等事务，直接关系到地方社会风气与社会治安。
聊城市东昌府区博物馆副馆长李叶也提到，东昌府区的名字，源于明、清两代这里曾是东昌府的治所，而“分巡东昌道印”，正是东昌府悠久历史的鲜活佐证。当年，东昌府区博物馆偶然得知这枚官印的下落，随即在山东省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的协调支持下，与天门市博物馆反复沟通，最终签订借展协议。随后，这枚官印由天门方面专程护送，回到了它的“故乡”聊城。
“天门市和聊城市，因这一枚官印结下了不解之缘。”天门市博物馆馆长邓千武的话，道出了这段佳话的意义——这枚跨越四百年的官印，早已不止是一件文物，更成为两地文博事业交流协作的纽带，在未来，它还将继续见证两座城市的友谊，筑牢文明对话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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