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梯上的孩子（转载）
这就是我对阿蔡的第一印象。熟了以后有人开玩笑问：“阿蔡你这家伙，走在路上像个流氓似的，当初是怎么混进来的？”他也只是笑笑说：“又不是我要来，一不小心就考进来了嘛。”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事后知道他这么说倒也不是故意轻描淡写，他确实从未奢望能考到这里，但在中考前的全县尖子生摸底排查（所谓“邀请赛”）中，他因为数学优异而直升重点高中，若是正常参加中考他极有可能是考不上的。虽然在竞争激烈的高中环境中他并不算拔尖，不过他似乎也并不怎么当回事，不像有些人考试少了几分就活不下去似的。在我印象中，他几乎每天总是早早地呼呼入睡了，偶然到考试时实在没办法，才点起蜡烛（因为宿舍每晚到21:30规定必须熄灯）看会儿书，然而多半看着看着就听到他轻微的鼾声，我们不得不推醒他：“阿蔡，小心书碰到蜡烛。”幸好他这么刻苦的时候并不多，不然我们都觉得他说不定哪天就把一屋子人都烤熟了。
那时我们既无手机也无电话，在每周六天的住读期间，信件就是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途径。那时倒也有不少人给他写信，只不过无一例外全是男生，开头必称“蔡兄”——本来暗中打探彼此在初中有何暗恋对象是那时男生仅有的娱乐之一，看到他收到的信如此索然无味，不免大失所望乃至勃然大怒，他也只是笑嘻嘻地歉然说：“没办法，你看我这样，哪有女生会暗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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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虽然长得虎背熊腰，但熟悉了就知道他其实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么凶悍，只是他说话大声惯了。老P说，在阿蔡的宿舍门上应该像李敖那样钉块木板，上书八个大字：“内有恶犬，但不咬人。”平日有什么事请他帮个忙，他总是笑笑说：“小意思，小意思。”所以那时他的外号就叫“小意思”。那会他喜欢在水房唱歌，听过的人都终身难忘——那真的不是一般的难听。有次晚自习课间时，众人开玩笑怂恿他举办个“庸俗歌曲演唱会”，老P照例不动声色地说：“大家搬好小矮凳，阿蔡开演唱会，观众达三人之多！”他不以为意，咧着嘴唱开了。那天正好班上一个原本住读的县城女生为了能安静自习而来学校，课间猛然听到他高歌，忍不住想大笑又不好失态，于是在前排竭力忍住，低下头捂着嘴闷笑，我们坐在后面只见她双肩起伏不已。
大学时我独在南方，彼此音问甚少。他从来就讨厌写作文，何况我和他也不算是多铁的朋友，而我那时，一个人也孤独得近乎自闭。但冬天时忽然收到他寄来的一张卡片，上面没头没脑的两行字：“好好过，很快回来了。去买件防弹衣，小心点。”事后才知他也不知从哪里道听途说的，说是厦门在前线，会打仗，这才说起什么“防弹衣”。
至于他，听说在大学里还是一如既往，快活得没心没肺。固然经常挂红灯，但他也没怎么往心里去。他那时有了新的外号：“蟹王”，因为崇明人经常被嘲笑的一点就是土话中“啥”和“蟹”不分，而他的大学宿舍里几乎全是上海人。不过那时他倒是威风八面，用他的话说，“没丢崇明人的脸”。他也常约了在上海读书的老同学去聚会——据说有次竟还罕见地亲自下厨给大家炒菜，到吃菜时大家都感觉味道似乎有点不大对，这才发现他炒菜时没放油。
毕业后回到上海，我和老P一起在北郊的彭浦合租一间毛坯房，听说那会阿蔡还没找到工作，索性回岛上老家休养去了。到秋凉时，他突然过来，说第二天要去面试工作。那晚三个人就因陋就简，横躺着挤在一张木板床，我到半夜都还无法入睡——倒不是因为老同学重逢的感慨，而是阿蔡和老P此起彼伏、穿墙透壁般的鼾声，有一度我都怀疑隔壁人家会不会忍不住过来敲门。次日一早醒来，他看见我面带倦容，微感诧异：“你也没睡好？唉呀，跟我一样，昨晚老P这家伙的呼噜简直像是拆房子。”
他谋到了那份工作。在一个街道居委会。那时他和另外两个也是新毕业的同事合租在南郊，屋子里的脏乱自然是可想而知的，每次去都能看到茶杯里塞满烟头，地板上好像从来就没干净过，据他说还曾烧穿了两个水壶——因为三个人都忘了燃气灶上还在烧水，结果一晚上下来，先是壶里的水被烧干，继而壶底也被烧穿；更离奇的是这样的事竟然还发生了两次。他懊恼地说：“以后一定要买个自鸣水壶，烧开了能提醒下。”
天气转暖时去他那儿，黄昏时分他拉着我到阳台上喝啤酒。不知怎么谈到了大学生活，他猛然来了一句：“你知道么？我其实在大学里很痛苦。”我一下笑了起来，他急了：“操！我说真的呀！”我说：“好吧，抱歉，不知为什么听到你说‘痛苦’我就想笑。”他也笑了：“唉，真他妈没办法了。”他猛喝了一口，说：“你这人有心事，我能看得出来；可是我有心事的话，你看得出来吗？”我一惊：“阿蔡，你怀春了？”他笑骂：“见鬼，怀个屁春，连个女人的影子都没有。”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毕业后失业了吗？因为我根本就没找。其实我自从考入这个专业后就怀疑它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要靠它生活。我觉得自己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失败的。”
他说他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不喜欢读书。那时他还只有六岁，开学时大人交完学费、把他托付给老师后就回家了；然而老师对几十个孩子也管不过来，他就独自溜到操场上玩滑梯，玩得不亦乐乎。上课铃声响的事后他兀自玩个不停，只是略感奇怪怎么操场上忽然都没人了——不过他觉得那样更好。直到老师发现少了个孩子，急奔过来把他拎进了教室。他被又急又怒的老师狠狠训了一顿，上学的第一天就被罚立壁角。人生的第一堂课上，他一直在哭，他说：“我那时真的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多年后我做了父亲才知道，小孩子通常都是如此，他无法把自己的行为和所受的惩罚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因此惩罚孩子的结果是：他只记得自己受到了惩罚。
他说：“你也知道我是没心没肺的人。这么多年来，我小时侯的事全忘了，但惟独这件事记得清清楚楚。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事先可没有人跟我说打铃了就不能继续玩，要上课了，而不这么做要受罚。”我沉默了一下，说：“你也算孩子里反应特别慢的。”他嘿嘿笑了一下，说：“可是我也一直不喜欢反应很快的人。”但他并不是一个笨孩子。由于那天惩罚他的班主任正是数学老师，他每到数学课上就想方设法捣乱，老师对他的顽劣很伤脑筋，但奇怪的是：数学却一直是他成绩最好的一门课。他说：“我喜欢数学，但我讨厌数学老师。”我说：“那你也很有天份，很多孩子常常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不过他始终没有和这位老师和自己父母说过自己内心的疑问，“因为我那时不知道怎么表达，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倾听。”并不是大人们遗忘了这个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曾有这样一个问题。直到二十多年后，他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以前的人生一直像个贪玩的小孩子，猛然间到了工作时候，发现就像那时一样，明明没有人告诉过你游戏规则，却说你的做法触犯了规则。”
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他在落日的阳台上说过的这番话。有时，我不禁觉得那个滑梯上的孩子，不只是他，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经历的缩影。没有人能预先得知所有规则，我们靠着自己的隐忍，逐渐适应了生活，在那些无人能看得见的夜里。（文/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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