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背后
古人写文章，写出来了并能够流传天下的，有的是用来明道，有的是用来言情，而华丽媚众之作并不多。此类所谓“言之有物”的好文章里，也分身外之物和心内之物。然而像《岳阳楼记》这样兼统内外、动心见性的文字，实则不多，实在有细读的必要，仅仅背诵是不够的，关键是看他不言而喻的手段。然而很多年来，对《岳阳楼记》的解析，人们总是过多的强调字里行间的华美音阶和表层含意，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学习古人的文章，首先要看他写文章时的处境，了解他的难处，才会洞见他提笔的可贵和经营的心思。写《岳阳楼记》时，范仲淹本人正处在一个失势后很难的状态。这时候，被贬谪的同党腾宗谅（腾子京）让他写序，其实是给他出了个难题。没想到他这篇文章写的读来磊磊落落，里边余味却曲曲折折，实在是可兴邦祛厄的大手笔。范仲淹这个人，大家都比较了解。他少年苦读，中进士授官后在地方上颇有政绩，得到晏殊的推荐，入朝当了京官；仁宗初年，他得罪专权的太后被贬。后来几经沉浮，范仲淹临危受命，又到西北对夏作战的前线督军主事。宋仁宗朝中期，外有西夏强盛，内有暴动乱民，中央财政紧张，朝廷陷入危机，范仲淹跟韩琦以“知兵事”而入朝，得到重用，任为副相。庆历三年，仁宗急切垂询富国强兵之法，范仲淹遂献上《答手诏条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举贡、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方略，名臣富弼同时亦提出相应策略，仁宗也就采纳了。但新政推行不久，即遭到内外巨大阻力。庆历五年，范仲淹、富弼等被指为朋党，外贬到地方，韩琦、欧阳修上疏帮其辨驳，很快被外放。还有一些人同情新政，或与范、富曾有渊源的，也受株连而先后被贬，比如苏舜钦。范仲淹在受托写《岳阳楼记》时，正是庆历六年年中，他被贬放到邓州后，言行上受到朝廷里守旧党人高度的“关照”。而这当口，他突然收到老部下腾宗谅写来的一封《与范经略求记书》，说岳州（即文中所说的巴陵郡）胜景岳阳楼已经在六月重修完毕，希望他给做一篇文章，好刻在新楼之上。这个腾宗谅与范仲淹是同年（同一年举进士），早在范仲淹仕途初起，在泰州任西溪盐官时，腾就是范的搭档。范仲淹主持修筑捍海堰造福当地，腾与他文武相济、合作愉快。后来，范得到擢升，也一直不忘提携腾宗谅。范在西北守边时，几度形式危急，都是腾便宜权变，助范度过难关，所以，范仲淹入朝为相后，推荐腾出任边境地区的兵马总督兼当地知州。腾宗谅施展文韬武略，正待大干一场，不料朝廷那边却有人盯上了他。原来，庆历三年新政颁布后，守旧派一直在找机会整倒范仲淹。但，范清廉正直，朋友很多，而且是地方干上去的，有功与国，根基深厚，除了有时喜欢自我标榜一下（这也是宋朝士大夫普遍的风气），没有什么破绽可挖。于是，守旧派便从他身边人和老部下入手。腾宗谅是范仲淹死党，又在范发迹的地方任职，收拾了他，既令范少了个外援，更可以给范的政绩抹黑，可谓一石二鸟。偏偏，腾又是一个行事粗豪、性情自负、锋芒毕露的人，做人处事的漏洞很多，加上范、腾在边地与强敌周旋，少不得有些杀伐决断，冒支公款的事情，腾宗谅每每做过这样的事情，便把记录和帐本烧掉，如此则事发之后，祸患不至于波及范仲淹，但他却也只好一个人背黑锅了。于是，庆历四年初，御史们以“擅行边事”之类罪名纠弹腾宗谅时，虽然范仲淹，欧阳修等多方保他，他也还是被贬职，到岳州当知州去了。第二年，他听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都被外放，新政被皇上彻底抛弃，感觉再无翻身之日，于是在岳州主持重修了名胜岳阳楼。所以，腾宗谅亮重修岳阳楼，并不是什么“盛事”，而是有很多意气的成分在里边。据记载，岳阳楼落成之日，他的部下前来庆贺，他却说：“落甚成？待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腾宗谅的言行，当然在朝廷守旧派的掌握之中。腾写的《与范经略求记书》落到范仲淹手里后，范如何对应这个难题，就更是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了：他若是不写，则是示弱，令新政党人气沮；若写的不谨慎、语带怨忧，或被人提炼出对朝廷不满的意思，又立即会招致横祸。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动笔了。退下相位后买了千顷良田防老的范仲淹，在这篇通篇只有三百六十八字的文章里，可谓是字字珠玑，落笔每一个字都江满带心思。“庆历四年春，腾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能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文章第一段看似平铺直叙，如果认为这真是为了走通格式的铺叙，那就错了。第一句说腾子京“谪守”是“抑”，下一句中的“通”、“和”、“废”、“兴”又成了“扬”。这一抑四扬，这是什么？这是宰相声调，是失意后的老范鳞甲微露，却又不落痕迹，只是轻轻一下，马上又转到修楼话题上，因为“政通人和，百废待举”，腾宗谅才“重修岳阳楼”，是锦上添花，不是劳民伤财、无中生有的形象工程，这就给腾的做法定了性，也给全文定了调子。如果没有这些，范仲淹的这篇文字在朝廷眼中，性质就相当于下战书了。下面的文字里边，范表达了他对三个层次的利害关系的认识。首先，亮出自己是相才。相才是什么？是包容与设计的才能。世事洞明、成竹在胸、进退自如、可荤可素，是为相才。换作旁人写《岳阳楼记》，少不得要铺陈岳阳楼、洞庭湖以及岳州的名胜、人物。范起笔不是这样，他把自己的视角，设在一个虚拟的高度：不仅洞庭，而且岳阳楼，甚至整个岳州，都在他的俯瞰之下，他视野的极限，达到巫峡、潇湘。如此壮观的江山，在范的笔下只不过是个笔下大世界，纸上小乾坤。——这是对空间的掌握，是玩物。然后，“迁客”、“ 骚人”来了，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有写“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的那些人。这一段的笔法非常削刻，他先是把天地景观设计的一派愁云惨雾，让大家上去，并且强迫发言，这样，大家当然不会写出什么好话；然后，老范笔锋一转，把环境设计成天朗气清、水清沙白，再让同一些人登楼，唱段大家的眼泪还挂在脸上，但已经不得不强颜欢笑了。——这是对场景的掌握，是玩人。通过空间错位叙述的手段，通过折腾大家的“览物之情”，老范展示了强硬的局面掌控能力——顺手拈来，要远山有远山，要长江有长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铺陈随意；物喜己悲，随意翻覆，有劝有鉴，拿现在的话说，是体现出很高的把握理论水平。范仲淹写到“忧馋畏讥”“把酒临风”等字样，是鲁迅式的白描。当时想必他两边的嘴角一定是向下的。这里展示给我们的，并不是他范仲淹本人一旦登楼览物的真实胸襟，而是“那些普通人”器量。其次，展现出对腾宗谅的劝慰之意。写《岳阳楼记》时，范仲淹身在邓州，眼前是一副随信送来的《洞庭晚秋图》。腾宗谅希望范写什么，很明白。但范要追求自己的文章效果，自然要突破这个时空限制。腾宗谅后来去世，范仲淹给他写墓志铭，总结他的性格悲剧是“名以召毁，才以速累，并且豪迈自负，罕受人言…….为众忌嫉”，把腾宗谅的一生看的很透彻。《岳阳楼记》里他劝腾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其实是非常高的标准，非常人所能为。儒家的经典认为士人的标准是“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孔子临川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悲悯自己的理念不为世所容，看着酒壶也憋气说：“觚不觚，觚哉！觚哉！”，权贵出猎，获麟而回，孔子物伤其类，遂投笔停作《春秋》。这些都反映了连孔圣人尚有以物喜、以己悲的实例。范仲的标准，孔子达不到，腾宗谅当然更达不到，只有虚拟世界中的“古仁人”才能达到。这是给腾设计了一个学习目标，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也足够了。人治的时代，态度决定一切。劝慰的话说的过重，按人情的规则，这等于是摊牌：听我的劝，我们一起玩；不听我劝，算了，将来你出什么事不要来找我。“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这里的“噫”字用的很艺术。须知，“嗟夫”，引出的意思是不奢望被理解，我自己抓狂好了；“噫”，则表达了希望得到理解，又预感自己将是孤独的；又含有知道世人一定能被自己感化，所以接下来要洒点狗血的意思。而且这样的话还有个功能：给隔墙的耳朵听。文意顺水推舟，下面第三层利害，马上就是跟朝野表明自己的心志。再看看“居届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这句话接近于反话，实际上，通常的标准是，居届堂之高应该为君分忧、心系天下，处江湖之远则应该为父母、民造福一方，不这样做，便是上下混淆，不识大体。但范仲淹为何这么说呢？因为他跟腾宗谅一样，都是文中提到的“迁客”（骚人只是陪绑的）。他们的身份特殊，所以行事标准也就特殊。范仲淹把这些提炼成了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而乐而乐”。这个，其实是老范很多年的口头禅，普通人要按这一点要求自己，恐怕将要累死。但老范严正提出，并写在岳阳楼上，由天下人去品评，这是政治表态：给朝廷一个不卑不亢的政治表态。不在其位，却谋其政，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但人不是为一己之乐，而是为了天下人的大乐。有了这句话，全篇的意思得到了升华，朝廷那里那些咬人的言官也张不开嘴了。范本人作为庆历党人的“首恶”，自知已经很难翻身，但是得为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保留翻身的机会，后来，这些人也真的翻身，纷纷得到了重新起用。范仲淹的文章写成后，题写在岳阳楼上时，并不是用他的字，写字的人是那个“汉书下酒”的苏舜饮。苏舜饮也是庆历新政的同情者，当时，他也是“迁客”的身份，被一撸到底后，泛舟五湖。读古人文章，切忌断章取义，生吞活剥，否则难免不得要领，甚至理解到岔路上去，反而辜负了古人当时经营文字的本意了。腾子京建楼，范仲淹作文，苏舜饮题写，《岳阳楼记》真可谓庆历新政失意阵线联盟的结晶。话又说回为了，如没有这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环境，施行的一场正确的改革《庆历新政》，又哪里有这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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