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研所,我的工作干劲更大,我要为南研所努力工作,以不负人家用两个工人来换我的调动,这也算是报答!我几乎成天在基层采访写作。我写的稿子不但投往《江汉石油报》,也投向《湖北日报》《人民日报》,投往《江汉石油报》的文章,差不多都发表了,而投往《湖北日报》《人民日报》的文章,用石沉大海一词来形容还是很恰切的。当然这中间我还写了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也在国刊省刊地市刊发表过一些。
1978年5月的一天早上,单位收发员给我的办公室送来一封邮件。他因为收发我的退稿多,也收到我订的报刊杂志不少,还收到刊登我文章的样报样刊,也还有邮局送来的稿酬单。他说:《人民日报》来的,是个大家伙。果然那信封厚而且大。我便在内心喜不自禁了。打开一看,是两本刊物,名叫《战地增刊》,人民日报社副刊部办的。
这次发表的是一首诗,不长,题目叫《勘探队员抒怀》。看了作品题目,我忙找到发稿登记本,作品是这年3月1日寄出的,5月份就成刊,出版还是很快的。
现不妨将作品摘录如下:
勘探队员抒怀
别离旧战场,奔赴新油田,
马达呼白云,车轮踏青烟;
再见了,钻塔、采油树……
一声汽笛哟,催我回头看。
忽然,迎面扑来一座大山,
云雾护卫着巍巍峰巅;
依稀可辨山色青,
咦!多么熟识的容颜。
对了,就是这座山,
曾伴咱打响夺油战;
山洞里——阅资料,
悬崖下——打炮眼。
钻探机声,盖过松涛,
亭亭老松,捋须称赞;
记录曲线,映着弯弯流泉,
清清流水,滴滴争作贡献。
老朋友们呵交情厚,
离别时,更缠绵——
老松伸手拉衣衫,
流水跟着车轮转。
别了,别了,好朋友,
咱们互赠礼品作纪念:
你赠我一个油海,
我赠你炼塔油管。
别离旧战场,奔赴新油田,
马达呼白云,车轮踏青烟;
再回首,大山渐远,
而咱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田……
这样的诗,而今看来当然可以一哂,不过我寻思,读过了那些:我尿尿了/我又尿尿了/我还想尿尿。比之这样的尿尿体,我还是看重我写的这些诗的,它至少表达了我的一份情怀。而且,我写这些并非无病呻吟。1977年的春夏之交,我曾以机关干部身份下基层与工人们“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曾带领中国第一支女子地震勘探队——2240女子地震队钻井二班,深入当阳远安大山区大干三个多月。在100多天的日子里,我带领十多个姑娘们在山里无分白天黑夜地打井,常常是30个小时40个小时连轴转,姑娘们说我的鼻子都生锈了。我因此还患上胃出血,后来回单位住院三个多月,也因此入党提干,也为后来去华中师范学院读书打下了基础。那三个多月的勘探生活,让我写诗无数,也写下多篇散文,还发表过小说。那财富至今仍然还在用着。时至而今,我也不认为我那时的付出是因为我的单纯还是别的什么,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为祖国还奉献了我的青春,共和国目前这么发达也曾有我的一份功劳,我因此而感到自豪!
那一段时间,我的创作热情高涨,我们单位党委书记刘有侗非常支持我。在我的第一本专著《新诗别一奇葩——李瑛诗论》要送往湖南人民出版社时,刘书记亲自安排党委副书记牵头,帮我组织单位打字员用四通打字机打印文稿。七个打字员打了四天才将近二十万字的书稿打印出来,这为后来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专著,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中间,先是决定由湖南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后因湖南人民出版社分出湖南文艺出版社,我的书稿又转入文艺出版社,仍然是计划出版,当时还没有自费出书案例)。
当然,从第一篇文章变作铅字,到人民日报战地增刊发表诗作,我已经在《诗刊》《长江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文艺》《芳草》《解放军文艺》《南方日报》《青年月报》发表多篇小说、散文和诗作了,而且在湖北文坛也小有名气。
3
1986年3月4日,我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体裁是新闻特写,题名《叶司机撕票》。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南研所宣传部门入党提干后,便去华中师范学院读书。几年后我回到了油田,油田报社便要调我去报社工作。其实在华中师范学院读书时,曾有一些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有意让我留在武汉工作。因为当时中国刚从一种状态中出来,各行业急需人才,而我在文学创作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正面影响。但我不舍南研所,主要是不舍我的好领导刘有侗书记,于是我回到南研所。当我正准备以努力工作来回报单位时,油田报社来了商调函。对此我很徘徊,已经脱产学习了数年,应该回报单位时却又要调走,这不是我的价值观。于是我找到老书记,讨教怎么办。刘书记与我分析,站在他的角度,当然希望我能够留下来,好好服务单位。南研所在当时是一个有着5000多干部职工和科研工作者的大单位,在油田也是重要部门,去不去报社对我不是十分紧要。但老书记话锋一转:不过从发展来看你去文化部门工作会更能施展你的才华,况且油田报社平台要大于南研所,视野开阔,便于你的创作。
老书记语重心长,水平很高,远非我能比。于是我在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后,决定去报社工作。
在报社,工作以新闻为主,写好新闻便自然成了我的新追求。这时候油田报社,已经有不少记者在《湖北日报》发表了有影响的新闻作品。我当然也十分重视《湖北日报》,不过我在心里更向往《人民日报》。那一年报社派出一名记者去《人民日报》进修,他在进修期间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有半块豆腐那么大。但这也在报社记者们中间引起了反响。因此我寻思,我可不能再写读者来信了,应该写好新闻,并争取上头版。这个难度当然更大。《人民日报》每期头版肯定发表不了一万字,因为报头就占用了一定版面。
但我想:事在人为!
因为写新闻与文学创作很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新闻事件要有份量。新闻事件一要新,二要敏锐,三要典型,最好能够反映我们党和国家当时的方针和政策,并要在全国这个面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一句话难度太大。油田虽是中央企业,但在全国这个面上那就小得无可比类了。
但我得去追求。
当时的实际情况于我并不利,我的主要岗位是副刊编辑,并负责一个部门,时间少,外出采访的机会也不多。但我在做好岗位工作之外,也见缝插针抓时间补短板,一是研究新闻理论,二是多下基层,抓好新闻。此举果然凑效。我写关于新闻标题制作研究文章,在《清海日报》通讯上连载,并且在中国新闻学会、中国记者协会会刊《新闻学刊》上发表论文。其中论文《新闻写作技巧与读者思维调动》(《新闻学刊》1987年第十一期)在读者中引起一定反响,在我们报社编采人员中受到欢迎。我们报社领导也感到吃惊,报社编采人员写理论文章不多,且在全国最高新闻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一直没有,为此还给了我一定奖励。但我不满足,新闻记者写新闻作品为主,一定要写出好新闻!
198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风已经蔚然,各种生产经营活动蓬蓬勃勃,但随之而来也产生了一些不正之风。例如,当时的长途客运仍然以集体为主,客车司机们出车,从公司财务部门领取车票,回来时凭车票票根上缴客运钱款。简言之,用了多少车票,就得交多少钱。但有个别司机因独立在外,往往载客收钱却不给乘客车票,有的还有独招,少收你一点乘车钱,但你不能要车票。长途客运起点站多是从车站开始,这一块司机不接触钱款,但一路上会收不少散客,且这些散客多是农民,不要车票的。能够少几块钱不给车票,对他们而言,很划算。这在当时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起先是派乘务员跟车,但不行,人家司乘合起来作弊后再分钱。思想政治工作虽有时凑效,但对少数人效果不佳。此种情况,在报端亦可见一些评论。而我只是在遇到一桩新闻事件时才被新闻敏感激发。
那是1986年1月19日早晨,我因事出差武汉,住在油田武昌招待所。那天早晨,我乘坐油田运输公司客运大队的客车返回油田。车经汉阳侏儒镇,便有一农民模样中年人拦车。司机停下车后,那人上车,先找到空余座位,接着给司机补上车票。司机找给他钱后,正准备给他撕车票时,他却跑回到座位上去了,还一个劲喊道:“师傅,我不要车票。”司机告诉他,不要车票不行。但他仍然坚持不要车票。于是司机一边向着乘客,一边说:你们看好了,我把票撕了。说着他便将碎车票扔出窗外。
我的新闻敏感当即让我意识到:这有新闻价值!我也被司机这种举动感染:是一篇多么好的新闻素材啊。当天中午到家后,我连午饭都没有来得及吃,便一口气写下这篇稿子。因为第二天要出报,我得在下午上班时将稿给予新闻编辑。第二天《江汉石油报》印出来时,就有同事对我说,这篇现场短新闻好。我便在那天早上立马重抄了一份,送去了油田邮局,寄给了《人民日报》。
这年3月5日早晨,我上班不久,收发员小潘送报到我的办公室,说:“杨师傅,你有篇稿子好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小潘年纪不大,小姑娘性格特别好,平时我与她互动多,皆因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我送信送刊。我订报不多但订刊多,信也差不多天天都有。多是退稿信,也有不少是发表了作品后报社杂志社寄来的样报样刊以及稿费单。所以小潘与我相当熟。
有一点知识我很明白:报纸出印刷厂时,一般都是对折叠的,而且报头一定在外层。既然小潘说看到我的来稿,那就是说她看到的是报纸的头版或者是末版,而且一般都是头版。做为收发员,早晨那段时间是最忙的,她不可能打开报纸去浏览里面的内容,顶多是分发时顺眼一看而已,这说明我有稿发表在《人民日报》,且是头版。如果说是散文,大多发表在末版,这是贯例。如果是新闻,那就一定是第一版。于是我拨开其他报纸,专拣《人民日报》来看。果然在头版下端,有个豆腐块文章署着我的名字,也有单位:《江汉石油报》社。
这天的报纸时间是:1986年3月4日。
因我们油田地处乡下,一般不能收到当天的《人民日报》等外地的报纸。所以3月4日的报纸,我于5日才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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