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滤镜、考古发现与历史之魂: 纪录片《石家河》观后(1)

1小时前   发表于 天门聚焦   阅读 182   回复 0
史前史考古研究领域的石家河遗址,因其拥有的多个“第一”而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占据着填补空白、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本片自我定位为“历史人文纪录片”,实则也可看作是对石家河遗址科考加以通识性介绍兼创造性解读的专题片。具体说来,这也是在专业化考古发现、大众化知识普及与历史意义阐释三者间架设沟通桥梁的一次有益尝试
石家河古城作为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中心区域与代表性形态,其考古发现所具有的价值,实因中国历史之厚重而厚重,又因中华文明之辽阔而辽阔。然而,由于文字的缺席,要想在既定考古发现与零散的文献记录之间实现互相参照、印证,本身就需要逾越一道看不见的鸿沟。此外,如何将科学研究成果所具有专业、概括、抽象等特点转化为纪录片这一大众文艺样式所要求的具体、形象和通俗性,又是本片需要应对的另外一个挑战。面对如此艰巨繁难的命题本片所采用的人文化视角可谓是一个因势利导、在很多时候也称得上恰到好处的选择。因此,以下就从人文性的角度入手,对其在片中的内涵、表现方式与所产生的具体效果分而述之。

人文性首先表现为重建古史的自觉。借助专家讲解和实物展示,本片充分展现了石家河先民在兴修水利、营造城邑、稻作农业和手工业等方面达到的文明化程度。在此过程中,通过揭示石家河与同一考古文化区系其他遗存如陶寺、石峁、良渚和三星堆文化的联系与差异,明确地将石家河文化纳入中华文明多源一系、多元一体的格局当中,给予其非常重要的历史定位。“归中”一集在考古遗存与文献片段的缝隙处着力,构造出石家河古国与史书所谓“三苗”的重叠性,以及其首领与北方古国首领尧之间可能发生过的关联,从而对古史中的五帝传说、夏商周断代等期引人关注的问题提出了不乏合理性的解答。专家学者们在片中也特别提到石家河出土的国家级瑰宝玉团凤与石峁所出玉神人头像,乃至汉代刘贺墓所出玉虎之间的联系。还有石家河古城形制与布局,也为中国古代传统都邑所谓“圜丘祀天,方丘祭地”的礼制文明提供了一份早期例证。这恰好与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苏秉琦先生寄予史前考古学的殷切期望遥相呼应,即实现从史前考古学到中国史前史的“升华”和“飞跃”,以及为活生生的历史注入“灵魂”。
实际上,“仪轨”一集在介绍三房湾遗址出土的大量陶杯和陶塑时就特别指出,使用这些人造的无生命象形物代替生灵献祭,体现出石家河先民对于生命的尊重以及石家河文化所蕴含的和善、安宁的精神特色。与此相应,在参考多位专家
的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本片又着眼于石家河古城遗存至今未发现明显的战争痕迹这一基本事实,借此凸显出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和平性”这一独特的精神品质。当然,片中也为这样的叙述植入了特定的逻辑架构作为支撑。本片的一大亮点
和“看点”就在于,除考古学之外,研究者们还围绕石家河考古这个课题广泛开展了跨学科的协作。例如,遥感测绘和三维建模技术的运用,就成功发现了石家河地区最早的水利工程设施,使得中华先民兴修水利的实践比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时代提前了一千年。又如,地质科学家们模拟和尚洞石笋的生长过程,运用测量技术重建了该地区数千年的气候变化规律。在本片叙事逻辑内部,上述基于自然科学的考察也证明,盛极一时的石家河文化之所以走向衰亡,其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长时期气候动荡导致的环境恶化。由此,也就为“归中”部分关于石家河古国可能并非亡于战争和武力征服的假说提供了一份能够自洽的旁证。

人文性也表现为片中随处可见的人间情怀与生活质感。作为石家河考古的先驱人物,张云鹏与王劲两位学人相遇、相知,最终双双埋骨于此、与其科研事业相伴终生的事迹令人感动不已。片中以群像呈现的几代石家河考古学人,连同来自全国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他们为追索古文明遗存之奥秘而殚精竭虑的勤勉态度及其团结协作的工作伦理,都会让人领会到一种探求真知的崇高感和学术共同体的使命感。
诸位湖北籍或在湖北接受教育的学者出镜,又反映出浓浓的地方自豪感,也让观众对这片地灵人杰的土地及其深厚的文化传承与强大的科研实力心生敬意。另外,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先生在介绍用于蒸制食物的出土器物甑时,特别提到湖北天门作为世界“蒸菜之乡”的地方饮食特色。在片中另一处,他又从骨针的发现联想到天门当地至今发达的纺织行业。这些提示打通数千年的时间壁垒,反衬出民俗文化和生活方式顽强的生命力,给本片带来一丝人间烟火气息,也很容易在观众中产生亲切的共鸣。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片的人文关怀并不局限于知识精英。为配合石家河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征地,石家河镇居民张盛铨、刘海平面对镜头深明大义又朴实无华的言辞,就为当地普通百姓“舍小家为大家”的无
私精神提供了鲜活的例证。在“仪轨”部分对筒形器功能做出的考察之后,本片以历史再现手法虚构了古文化时代一名少年受祭祀场景激励而投身手工业劳动的戏剧性段落。这等于是在提醒观众:数量巨大的陶器等手工产品背后,曾经活跃着无数默默无闻者辛勤劳动的身影。面对器型多样、形态多姿多彩、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陶俑,本片也从艺术和社会等不同角度给予了启人深思的读解。通过引入自然灾变导致石家河文化衰落这一假说,此前曾被解释为母爱的“母与子”雕像又获得了新的含义。与之相应,被命名为“东方思考者”的陶塑也有可能被读作受灾者面对苦难时陷入绝望哭泣与无声叹息的一份生动写照。可见,艺术所蕴含的社会化面向能够赋予历史以现实生活的质感,并以其恒久的存在承载起一种绵延不绝、顽强不屈的生命气息。这些微妙的细节也为本片增添了一份耐人寻味的悲悯情怀。
作者补充于 1小时前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的人文化虽有助于观众的理解和接受,但它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历史的遮蔽。这一点,不妨以“归中”一集的叙
述逻辑为例予以说明。
本集先是借学界的研究成果营造出一个悬念,即石家河地区在距今 4000-3700 年间曾发生过一个大事件。这个大事件在考古上表现为石家
河文化与后石家河(肖家屋脊)文化的断裂,具体说来,就是出现了本地文化传统中没有出现过的陶器和玉器。由此引发的疑问会接踵而来:石家河古国是否因征服性的战争而被毁灭,以至于分别在石家河遗址下层和上层生活过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族群?这样的悬念既能极大地调动起观众的好奇心,也为纪录片自身的叙述拓展出开阔的空间。
不过,无论从立意还是章节安排上看,本片都回避了古代中国各地、各方文明在冲突中实现交融的复杂性面向。于是,如何否定战争的可能
性就成为贯穿本集叙述的支配性逻辑。事实上,之前几集围绕“自然灾难和环境变迁导致石家河文化衰落”的可能性展开的推究,也都可理解成是为保证这一叙述的合理性而埋设的伏笔。这样一来,众多学者纷呈错杂、各有侧重的观点都被拿来为这一否定或回避性的论证服务。例如,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志军研究员关于早期中西文明交流史的研究,就被用来论证同时期黄河流域文明如何得以占有相对于江汉地区的优势地位。据此,处于黄河流域的华夏地区得益于东西方交流带来的牲畜、农作物之类的生活资料,以及尧的英明领导,所以成功度过了自然环境恶化所造成的生存危机。几乎是在不经意间,本片就将对“大事件”的追问转换为对强势 / 弱势、中心 / 边缘关系格局的印证,并将“四方归中”显现为一种自然而然、顺天应人的历史趋势。至于片中尧派遣使者前往江汉平原寻求帮助的想象性段落,则是为了补足这一叙事的完整性、强化叙事自身的可信性而额外增添的细节。片中关于“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禹征三苗”等历史记载和传说的处理,也遵循着同样的原则。也就是说,这些冲突最终应该被理解为中原地区对江汉地区在文化层面的渗透。本片甚至为此搭建了一个不乏“三一律”色彩的戏剧性桥段。根据剧情,面对天灾,石家河王原本就有北一上中原之意(是去寻求帮助还是族群整体迁徙,片中并未明示)。正当此时,华夏古国的“新任首领”禹却已率大军兵临城下。考虑到考古发现并不支持双方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于是,《尚书·
大禹谟》中的只言片语就被勉为其难地演绎成一出禹以“礼”服人、石家河王主动归顺的双向奔赴童话。这样一来,古代社会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状况遭到了大幅度的压缩和简化。石家河古国兴衰的实际原因和过程,则变成了一个用于证明某种合乎道德目的性的叙述的工具。即便历史的真相果然如此充满童话色彩,那么其展开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偶然因素也将使这个故事可能具一备的教育意义大打折扣。这样的处理方式,无论是出于戏剧性与可看性的考虑,还是现代人对于历史普遍持有的轻慢态度使然,都让本片对历史的叙述反而产生了遮蔽历史的效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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