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遗址考古探源记略 作者孟华平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地处大洪山南麓、江汉平原北部的山前地带。自1954年被发现以来，通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探索，石家河遗址成为迄今为止长江中游地区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且等级最高的史前中心性聚落群，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关键支点。2001年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2021年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5年入选首批36处国家级重要大遗址名录。 
作为石家河遗址考古工作的参与者、见证者，回顾30余年来我对石家河遗址的认识、理解、探索研究的心路历程，深感幸运的同时，更觉责任重大。
初识石家河
1987年9 月，我师从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在吉林大学学习新石器时代考古，重点研究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读研期间，石家河遗址的考古资料自然成为我需要了解的对象，可惜当时发表的材料非常有限，我只好选择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作为研究方向。此时，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严文明先生任总领队的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原考古部）和荆州博物馆三方组成的石家河考古队正在开展石家河遗址的系统发掘工作，据说有了不少新发现，我内心不免涌起到石家河遗址看看的强烈渴望。
1989年春，利用寒假间隙，我找到湖北省博物馆馆长谭维四先生谈了想参加考古发掘的计划。也许是因为我是天门人的缘故，在谭先生的精心安排下，我顺利参加了石家河肖家屋脊遗址的第四次发掘。第一次踏上石家河遗址，我并未感受到它的恢宏与博大，而是考古工作的艰辛。当我用手铲努力分辨所负责探方的文化堆积时，明显与以往在山东西吴寺遗址发掘的感受不同，这里的土质结构黏性重，仅凭手铲刮平面找边界的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此次发掘让我体会到石家河遗址的复杂及分辨文化堆积的难度，对石家河遗址的敬畏感油然而生。
1990年6月，我回到家乡，就职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是年秋，我所在部门西室主任杨权喜先生安排我参加石家河肖家屋脊遗址第七次发掘。虽然我负责发掘的两个探方并没什么特别收获，但发现石家河古城的消息深深地震撼了我。原来，严文明先生正在实施石家河聚落考古的宏伟布局，在我们发掘肖家屋脊遗址的同时，他的学生赵辉先生、张弛先生也在石家河遗址进行旨在了解石家河遗址聚落群的时空分布和联系、生产活动内容和生产组织、社会组织结构等问题的考古调查。调查发现，石家河遗址是一处面积约8平方公里的庞大聚落群，由30多处大小不一的聚落组成，其核心部位存在一座面积达 120 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城址——石家河古城，以往发掘的三房湾、谭家岭、邓家湾等遗址皆分布于石家河古城内，肖家屋脊遗址则分布于石家河古城外的东南部。由此,石家河遗址诸聚落之间的空间关系豁然开朗，以石家河古城为核心的城区规划、居民的生产和社会生活、人对自然的改造、石家河古城的历史地位及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作用等问题的讨论有了全新的视野。走在高耸于地面的石家河古城西城垣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石家河遗址的恢宏与价值，聚落考古的理念从此在我心底扎根。
根据严文明先生的统一部署，1991年开始，石家河考古队主要工作转入资料整理阶段，石家河遗址邓家湾的考古发掘报告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杨权喜先生负责编写。1991年9月，杨权喜先生安排我与同事李文森具体负责邓家湾遗址发掘资料的基础整理工作，我们马上奔赴荆州博物馆整理邓家湾遗址发现的丰富遗物及大量文字记录。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感觉部分遗迹存在发掘完整性不足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弥补邓家湾遗址发掘资料的部分缺憾，1992年3月至6月，杨权喜先生任领队，我具体负责对邓家湾遗址进行补充发掘，参加发掘的人员主要有李文森、周国平、潘家红、胡文春等同事。此次发掘除新发现一批祭祀类遗存与墓葬外，主要收获是明确了石家河古城西北部城垣的位置走向和年代关系。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比较研究，我们将邓家湾遗址发现的遗存分为五期八段，并确定按照五期分别介绍遗存的编写体例。
随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我的工作重点转向三峡工程坝区的三斗坪一带，只能利用发掘宜昌白庙遗址的休息时间撰写邓家湾遗址发掘报告。1994年6月，我终于将完成的报告初稿交给杨权喜先生。经严文明先生审阅后提出新的编写要求，经过断断续续地修改，直到 2001年9月，邓家湾考古发掘报告才定稿交出版社。通过邓家湾遗址资料整理报告编写的历练，我对石家河遗址整体上有了初步认识，早在距今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经历了油子岭文化（距今约5900—51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100—4500 年）、石家河文化（距今约 4500—4200年）和后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200—4000年）等四个发展阶段。油子岭文化到屈家岭文化再到石家河文化的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而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存在文化谱系上的突变。这里存在着规模庞大的石家河古城，发现的大型建筑、玉器、刻画符号、祭祀遗迹、铜器等蕴含丰富的古代文明信息。
探源石家河
2005年，我成长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主要分管考古方面的工作。此时，湖北开展已近20年的三峡工程与南水北调工程的大规模考古工作基本进入尾声。适逢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国家文物局大遗址考古工作陆续启动，石家河遗址自然成为其中的重点工作内容。因以往的工作与研究经历，我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主持石家河遗址考古的重任，开始长达十余年的石家河探源之旅。
200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期课题立项，石家河遗址作为长江中游地区唯一的中心性遗址被列入其子课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先生联系我时，我对于如何开展此类课题研究还没有成熟的思路。考虑到2005年我主持发掘的距石家河古城南约 6 公里的龙嘴遗址存在年代更早城址的实际，我最终确定了首先开展区域系统调查的研究方向，从更宏观的角度加深对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史前聚落的数量、规模、文化内涵、分布及其关系等方面的认识，提供分析以石家河古城为核心的聚落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基础性资料。
2008年春，我组织同事黄文新、天门市博物馆胡平乐等业务骨干，对大洪山南麓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约15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系统调查。调查显示，该区域内集中分布着73处史前聚落，它们分属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其数量、分布、规模等方面在不同时期呈现若干变化与特点，初步勾勒出该区域聚落形成发展的大致轮廓。
201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期课题立项，石家河遗址聚落研究依然被列入其子课题。9月，作为国家启动的100项重要大遗址保护项目之一，由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城市研究所编制的《石家河遗址保护规划》获国家文物局明确批复。11月，湖北省文化厅与天门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联手建设石家河考古遗址公园。面临新的形势与要求，如何将考古研究与遗址的保护利用相结合是我们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2011年初，我组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仁首先编制石家河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计划并上报国家文物局，确定了“规划引领、考古先行、保护为主”的基本原则，从而为石家河遗址
考古工作的有序开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为了确认以往调查发现的石家河古城东南部低地是否存在城垣堆积，弥补生业环境方面的资料缺环，2011年2月至5月，我们选择石家河古城东南部低地和谭家岭遗址西南侧低地进行勘探发掘，由我的同事刘辉具体负责，发掘面积 350平方米。勘探发掘结果显示，石家河古城东南部低地的城垣堆积明确且走向清晰。至此，石家河古城除东北部被周代的土城破坏外，其余城垣范围基本确认，整体上呈不规则长方形结构，它的兴建年代不早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废弃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同时，在谭家岭遗址西南侧低地发现年代或可早至油子岭文化时期的码头类木构件及大量有机质遗存。北京大学邓振华博士及时检测分析出这些有机质遗存中包含大量稻、粟农作物，及桃、葡萄属、猕猴桃属、甜瓜属，猪、麂、田螺等动物遗存，进一步丰富了石家河遗址聚落研究的内涵。
2013年，石家河遗址再次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期子课题。石家河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加速，石家河考古工作进入大考古大保护的新阶段。为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聚落结构的演变与聚落功能布局，更好地服务遗址公园建设，组建了由我领队的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天门市博物馆三方组成的石家河考古队，在 2014—2018年间对石家河遗址进行持续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中，发现的新遗存层出不穷，我们这段忙碌的时光几乎完全在期待与兴奋中度过。
负责重点勘探的同事向其芳告知石家河古城中心区的谭家岭可能存在城壕的信息时，我意识到石家河遗址的聚落结构远比想象中的复杂，期待能有新的突破。经过进一步详细勘探，谭家岭古城的基本形态逐步呈现于眼前，其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城壕内总面积达26万平方米。看到同事陆成秋负责解剖的谭家岭古城北城垣探沟中清晰的城垣黄土堆积、灰黑的城壕淤泥及排列整齐的木板构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反复上下探沟仔细观察，确认它的年代早于石家河古城，从而将石家河遗址的城建史上溯了数百年。
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城壕西侧的印信台遗址为一相对独立的方形台地，当揭开耕土露出台基、瓮棺、套缸等复杂现象时，我们及时联系天门市博物馆邓千武馆长搭建保护性发掘大棚。在1000多平方米的大棚内，揭示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五座人工堆筑的台基，沿台基边
缘分布的瓮棺、扣碗、立缸以及台基之间低洼处的套缸堆积等尽收眼底。它们的性质功能如何？遗物是提取还是现场保护？我一时难以决断。
2015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恩师张忠培先生莅临石家河遗址考察，在认真查看印信台遗址等发掘现场后，指出石家河遗址规模庞大且保存完好，考古工作不是一代两代人能完成的，一定要将长期战略与短期效应有机结合，要求考古工作要“用材料说话”“把事实说清楚”，强调印信台遗址揭示的套缸遗迹需全面记录、及时揭取、整体复原，其性质需仔细研究，小心求证，避免“祭祀就是一箩筐，不懂就往里面装”的现象。张先生的指导让我茅塞顿开，我们对印信台遗址揭示的遗存采取三维数字化扫描采集、遗物提取修复、遗迹现场保护相结合的办法，有效地实现了考古研究与保护的统一。同时，通过综合比较分析，推测这里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进行祭祀活
动的特殊场所。
同事刘辉负责发掘的三房湾遗址，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红陶杯，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我们采取印信台遗址的处理方式，及时搭建保护性大棚，将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陶窑、黄土堆积、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红陶杯等众多与制陶有关的遗存直接保留，呈现这里作为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大型专业窑场的过往情景，为石家河遗址公园的现场展示预留空间。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讨论会召开前夕，谭家岭遗址的发掘又有意外惊喜。5座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瓮棺内的240 余件精美玉器横空出世，我亲手抚摸凝视玉神人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等一件件新鲜出土的珍宝，在惊叹石家河先民高超智慧的同时，仿佛感觉这也是石家河先民冥冥之中对考古人的厚爱。2015年12月19日至20日，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 60 年学术讨论会在天门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120 多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参观石家河遗址发掘现场，流连忘返于石家河玉器的展台旁。严文明先生更是亲撰《石家河赞》诗词致信祝贺，令我们备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