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说到现在，对于小说《随园》里“随园”这个典故或隐喻的解读 ，就大致明白一些了。哦，原来“随园”隐喻着理想之园，隐喻着“乌托邦”，隐喻着腐朽颓败，“随园”，或许就是“废墟”的意思（“废墟”在西方小说里是一个现象级的意象，有一段时期流行写“废墟”小说，就像有一段时期他们喜欢写“哥特”（恐怖）小说一样）。
我们回到小说《随园》。薛子仪这个元明清文学教授，为什么会痛苦一生？他建起了一个绿洲般的“随园”，面积很大，比袁枚的真随园还大（很可能是租赁或购买的荒山荒滩），但他并不高兴。按照小说最初的交待，他是要在戈壁上建起一座“墓园”的，这是他对“我”（杨洁）的承诺：他说有一天他要在那里修一座墓园，立碑安魂。为什么要修建墓园？因为薛子仪的父亲死在了戈壁滩上。死的不只薛子仪的父亲一人，而是“几十人”。这个，如果我们认真读小说，就会发现作者弋舟有意省去了一些重要背景（这就是卡佛讲的极简之简，不是细节的简，而是故事情节尤其是重要背景的简）。是什么背景？小说在最后“我”去看望即将死去的文学老师薛子仪时，薛的床头地板上扔有一部《子不语》，一部《夹边沟记事》。
《子不语》是什么书？袁枚住在随园时仿蒲松龄写的一本故事（短篇小说）集，里面充斥着鬼怪神魔，弥漫着宿命与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夹边沟记事》则是现当代作家杨显惠的一部纪实性小说，主要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右时期，大批的知识分子被发配到大西北戈壁劳改的故事，成群的人惨死在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
小说《随园》中文学老师薛子仪的父亲，就是《夹边沟记事》所叙述的真实事件中的一位。那是个荒谬而冷酷的时代。作为一个具有历史与人文情怀的文学讲师，薛子仪对于父亲的死，无疑耿耿于怀，他至死还在看这本《夹边沟记事》，说明他心中有个结，这个历史的伤疤与创痛情结，从来都挥之不去。他从当老师时起，从做“我”这个单纯的文学女青年的老师时起，就一直在反思历史，反思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姿态。文学是悲悯的，也是炙热的，或者说薛子仪作为一个中文系文学讲师，一方面对于社会历史的荒谬与冷酷充满着巨大的悲悯情怀，另一方面，对于生命与生活的真实美好又洋溢着满腔炙烈的热情。他在对于历史痛苦的无奈反思中，从文学女青年“我”的身上，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与快慰，以致“神魂颠倒”，屡屡“将头埋在我的怀里”，在启蒙“我”的文学同时，也被“我”无与伦比的青春和肉体“启蒙”。这是多么强烈的讽刺与悖论！薛子仪后来忽然中断了与我的关系（无论肉体还是精神），“他将自己的左手放在火焰上炙烤”，作为“和我‘神魂颠倒’的惩罚”。是的，这个文学导师薛子仪，在“色”与“礼”的选择上，终于有了权衡与取舍，但，为时已晚，他已经给他的学生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他从来没帮过“我”，也没给“我”指明什么道路和方向。于是，“我”迷失了，破罐子破摔，和众多男生或男人乱搞，终至“随波逐流”境地。我们读到这里，可以读出薛子仪身上的双重人格，或者说，更多的是他作为一个文学导师的虚伪。或者，我们换个角度，他把对父亲悲惨命运的历史关怀，“戏仿”到了“我”的肉体之上，通过寻求于“我”的肉体之欢，来纾解其对于父亲命运的祭奠之痛。用一种荒谬与冷酷，来诠释另一种荒谬和冷酷。这，就是我读到的“随园”的一个深意。
对喽，“随园”是一个关键词，而“戏仿”是另一个重要词语。作者明确告诉我们，“随园”就是对墓园的“戏仿”——既然痛苦得“不能去戈壁看那些骨头（包括父亲的）”，不如在戈壁边上建一座随园。小说中有几句诗，挺有意味，“……空气是对水的戏仿……性交是对犯罪的戏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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