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紫云：我的老爹——天门籍开国将军史可全
开国少将史可全将军
1955年我军有800多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便是我的老父亲史可全，当时他已63岁。
老爹1926年在家乡湖北天门县参加农民协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从洪湖苏区出发，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干了一辈子后勤工作，与金钱打了一辈子交道，却没有沾染一丝一毫的铜臭。
老爹脾气火爆、倔头倔脑，是红二方面军里有名的倔老头。但他耿直磊落，重情重义，不要说与他有生死之交的老首长、老战友、老部下，就是素不相识的老百姓，都真诚相待。只要谁有困难，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倾其所有鼎力相助。
老子今天剁了它！
我们湖北人把烈性子称作脾气 “丑”。老爹是个粗人，动不动就拍桌子骂娘，脾气蛮丑蛮丑！
抗美援朝期间，老爹任西北军区北京办事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初期条件艰苦，经费奇缺，迎来送往都要勒紧裤腰带。为节省开支，在京办事不管多远，年过花甲的老爹从来都舍不得坐车，也不允许其他人随便用车。
有个回国休假的师职干部，想要车到北京大学接女朋友出去兜风，几次都碰了一鼻子灰。一天傍晚，老爹忙完工作刚端起饭碗，他又找上门来。老爹一见便火冒三丈，“啪”的一声摔了饭碗，甩手不慎还掀翻了一桌饭菜。“你个**的没长脚?老子这么大年纪办公事都不坐车，你个杂种!谈乱爱 (老爹不会讲 "恋"爱)还要车，给老子滚!”
我们兄妹几个和母亲吓得躲在墙角大气都不敢出，那个干部更是被吓傻了，呆立着一动不敢动。只见老爹转身进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冲出来，“长了脚不走路，老子今天剁了它”！
那个师职干部这才如梦方醒，拔腿便跑。老爹眼里揉不得沙子，不依不饶追出去。这下可热闹啦，整个办事处大院乱成了一锅粥。百十来号人全扔下饭碗跑出来，一大群孩子拍着手跟在后面又喊又叫，十几个工作人员被孩子们挡在中间，追也追不上、拦也拦不成。谁都知道老爷子在气头上可能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他们急得搓着手跺着脚，嗷嗷直叫。那情景、那场面，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还甭说，在当年那个刚刚赢得和平的岁月里，要坚持原则、坚守信念、坚决看管好来之不易的每一分钱。老爹的丑脾气还真管用，刚刚走出战火硝烟的干部、战士就买这个账，就吃这一套。
草鞋将军
老爹是1957年离职休养的，当他满怀欣喜、风尘仆仆地回到那片多少年来令他日思夜想的红色故土时，故乡没有以同样的热情拥抱这个南征北战几十年、如今虽已满头白发但依然一腔热血的忠诚儿子。
没有一丝一毫的预感，也没有一点一滴的精神准备，扑面而来的便是那场反右斗争的狂风暴雨。大鸣大放、 大字报、大辩论，好像什么都能说，又仿佛什么都不宜讲。想不到当年轰轰烈烈闹红的革命苏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竟出了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老爹百思不解，寝食难安。
艰难年月交通困难，南方多雨出行更难，到处泥泞不堪，浑身污渍斑斑。为了摸清事情真相，老爹常常穿着自己双手打的草鞋，深一脚浅一脚往返几十里，深人工厂、机关、农村、学校调查研究。
经了解得知，每个单位的右派名额是按人头的百分比划定的。为了完成定额，只有凑数，拿人的政治生命当儿戏。有的党员交党费的钱票是旧的，就被指定为右派;有的普通群众家的小孩与党员的孩子发生口角，父母就被认定是反党分子，甚至有的学校高中生写 《歌颂合作社》的作文得不了80分，就要面临被划为右派的危险。随着他的调查逐步深人，有不少所谓的右派涌到我家，有的人甚至写了血书，要求老爹为他们做主、为全家申冤。
老爹离休后无职无权，唯一能做的是耐心倾听，好言相劝。听到悲愤处有时禁不住潸然泪下，那火急火燎的丑脾气早不知跑哪儿去了。那些日子，我家每天开饭都是两三桌，遇到星期天还得开流水席。
有人劝老爹，这么多右派在家里吃饭，传出去影响不好，与这些人走得太近会招来麻烦。老爹理直气壮地说：“我不管什么右派不右派，我这是对党负责。右派也是人，也要吃饭，到我这里就是客人。群众对我讲心里话，是看得起我老头子，把我老头子当亲人。”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老爹白天穿着草鞋马不停蹄地走访干部群众，夜里戴着老花镜在油灯下苦熬 (那时县里很困难，夜里常常没电)，凭着那点仅有的文化，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写出了几十份有理、有据、有分量的调查报告，然后又十万火急地亲自呈给省、市、地、县的各级领导。在当时那种艰难的政治气候、那种困难的生活条件、那种落后的交通环境下，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老红军战士，这是他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
记得一个大雨滂沱的仲夏，院子里积满了水，足有二尺多深。年少无知的哥哥出于好玩，让我们坐在一个大木盆里，他在水里推着木盆漂流，用尽力气让弟妹娱乐。我们高兴地在木盆里乱晃，想不到木盆突然翻了，顷刻间把我们全扣在水里。大家吓得哇哇乱叫，在水中拼命挣扎。老爹一见暴跳如雷，跳到水里一把提起仅有4岁的小弟，把我们3个大的逼到墙根，剥下哥哥的衣服劈头盖脸暴打一顿。打完了他还不“解气”，盛怒之下欲将我们赶出家门。
苍天好像被孩子们的无知和顽皮捅漏了似的，暴雨如注，铺天盖地。幸亏门口站着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拦在面前救了我们。他枯瘦如柴单薄得前胸贴后背，浑身上下也跟我们一样，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也不知他在我家院门口站了多久，瓢泼的大雨中他是那样弱小、那样无助。他说他是一个右派，是来找将军爷爷申冤的。
“你也是右派?简直乱弹琴，你还是个小伢子嘛!”
老爹紧紧拉着那孩子的手，满眼惊诧、满腔同情、满怀关爱，忙不迭地把他领迸屋，吩咐哥哥把衣服找出来给他换上，全然不顾哥哥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光屁股。
那孩子在我们家住了好多天，他聪慧伶俐，多才多艺， 长相也十分英俊，浓眉大眼蛮有灵性。可怜他长期缺衣少食，身子骨太弱，老爹对他非常疼爱。他弹得一手好琴，写得一笔好字，歌唱得好听，皮影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兄妹几个众星捧月般围着他。
听我们叫他哥哥，老爹立刻板起脸(生活中他好像对我们从来就没有好脸色)。“叫叔叔!他是什么人?他是大才子，他是颗金子，你们怎能与他平起平坐呢 (其实他才比哥哥大几岁)？!”
原来这个小叔叔聪明好学，13岁就破格考上了师范。学习认真、做事认真的孩子只因给年长的“党员班长”提了一条意见，就被打成右派，不给分配工作，在乡里监督劳改，一贫如洗的家中只有个相依为命的老母亲。
人才奇缺、人才难得呀!老爹连连叹息，这样优秀的老师不知能教出多少好学生啊!正因为这孩子的现状万分可惜， 老爹才强烈感到他的可贵。每天一大早，老爹便带着他不是到学校去核实情况，就是到教育局去申诉，或到县委去恳谈。老爹虽不善辞令，但他粗旷中透着超人的精明。抓住机会，让蒙冤少年吹拉弹唱，刻章作画，在各级领导面前展示其超龄才华、超人才艺。
虽然老爹无法帮少年才俊摘掉蒙冤的右派帽子 (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最终得到彻底平反)，但终于帮他解除了监管桎梏。重新赢得分配工作的机会，生活有了出路。当老爹亲自陪着小叔叔回到乡间老屋去看望那含辛茹苦的老母亲时，他母亲跪在老爹穿着草鞋的那双沾满泥水的赤脚前放声恸哭…..
后来，那位蒙冤才子的老母亲给老爹送来5双麻绳打的草鞋：“老将军，家里穷，没啥可谢您的，自己打的草鞋，穿着跟脚，走路踏实。”
再后来，许多人都是提着草鞋来找 “草鞋将军”。那草鞋，都是老百姓用自己种的麻漂白后搓成精细的麻绳，倾心尽力在油灯下打出来的，它细腻光滑，洁白无暇。在后来的20多年中，尽管先后搬了五次家，老爹一直把它们珍藏在身边，如同珍重着人民群众对他的一片信任，如同珍视着一个红军老战士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如同珍爱着一个共和国将军来自老百姓的布衣本色。
老爹1926年在家乡湖北天门县参加农民协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从洪湖苏区出发，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干了一辈子后勤工作，与金钱打了一辈子交道，却没有沾染一丝一毫的铜臭。
老爹脾气火爆、倔头倔脑，是红二方面军里有名的倔老头。但他耿直磊落，重情重义，不要说与他有生死之交的老首长、老战友、老部下，就是素不相识的老百姓，都真诚相待。只要谁有困难，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倾其所有鼎力相助。
老子今天剁了它！
我们湖北人把烈性子称作脾气 “丑”。老爹是个粗人，动不动就拍桌子骂娘，脾气蛮丑蛮丑！
抗美援朝期间，老爹任西北军区北京办事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初期条件艰苦，经费奇缺，迎来送往都要勒紧裤腰带。为节省开支，在京办事不管多远，年过花甲的老爹从来都舍不得坐车，也不允许其他人随便用车。
有个回国休假的师职干部，想要车到北京大学接女朋友出去兜风，几次都碰了一鼻子灰。一天傍晚，老爹忙完工作刚端起饭碗，他又找上门来。老爹一见便火冒三丈，“啪”的一声摔了饭碗，甩手不慎还掀翻了一桌饭菜。“你个**的没长脚?老子这么大年纪办公事都不坐车，你个杂种!谈乱爱 (老爹不会讲 "恋"爱)还要车，给老子滚!”
我们兄妹几个和母亲吓得躲在墙角大气都不敢出，那个干部更是被吓傻了，呆立着一动不敢动。只见老爹转身进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冲出来，“长了脚不走路，老子今天剁了它”！
那个师职干部这才如梦方醒，拔腿便跑。老爹眼里揉不得沙子，不依不饶追出去。这下可热闹啦，整个办事处大院乱成了一锅粥。百十来号人全扔下饭碗跑出来，一大群孩子拍着手跟在后面又喊又叫，十几个工作人员被孩子们挡在中间，追也追不上、拦也拦不成。谁都知道老爷子在气头上可能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他们急得搓着手跺着脚，嗷嗷直叫。那情景、那场面，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还甭说，在当年那个刚刚赢得和平的岁月里，要坚持原则、坚守信念、坚决看管好来之不易的每一分钱。老爹的丑脾气还真管用，刚刚走出战火硝烟的干部、战士就买这个账，就吃这一套。
草鞋将军
老爹是1957年离职休养的，当他满怀欣喜、风尘仆仆地回到那片多少年来令他日思夜想的红色故土时，故乡没有以同样的热情拥抱这个南征北战几十年、如今虽已满头白发但依然一腔热血的忠诚儿子。
没有一丝一毫的预感，也没有一点一滴的精神准备，扑面而来的便是那场反右斗争的狂风暴雨。大鸣大放、 大字报、大辩论，好像什么都能说，又仿佛什么都不宜讲。想不到当年轰轰烈烈闹红的革命苏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竟出了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老爹百思不解，寝食难安。
艰难年月交通困难，南方多雨出行更难，到处泥泞不堪，浑身污渍斑斑。为了摸清事情真相，老爹常常穿着自己双手打的草鞋，深一脚浅一脚往返几十里，深人工厂、机关、农村、学校调查研究。
经了解得知，每个单位的右派名额是按人头的百分比划定的。为了完成定额，只有凑数，拿人的政治生命当儿戏。有的党员交党费的钱票是旧的，就被指定为右派;有的普通群众家的小孩与党员的孩子发生口角，父母就被认定是反党分子，甚至有的学校高中生写 《歌颂合作社》的作文得不了80分，就要面临被划为右派的危险。随着他的调查逐步深人，有不少所谓的右派涌到我家，有的人甚至写了血书，要求老爹为他们做主、为全家申冤。
老爹离休后无职无权，唯一能做的是耐心倾听，好言相劝。听到悲愤处有时禁不住潸然泪下，那火急火燎的丑脾气早不知跑哪儿去了。那些日子，我家每天开饭都是两三桌，遇到星期天还得开流水席。
有人劝老爹，这么多右派在家里吃饭，传出去影响不好，与这些人走得太近会招来麻烦。老爹理直气壮地说：“我不管什么右派不右派，我这是对党负责。右派也是人，也要吃饭，到我这里就是客人。群众对我讲心里话，是看得起我老头子，把我老头子当亲人。”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老爹白天穿着草鞋马不停蹄地走访干部群众，夜里戴着老花镜在油灯下苦熬 (那时县里很困难，夜里常常没电)，凭着那点仅有的文化，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写出了几十份有理、有据、有分量的调查报告，然后又十万火急地亲自呈给省、市、地、县的各级领导。在当时那种艰难的政治气候、那种困难的生活条件、那种落后的交通环境下，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老红军战士，这是他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
记得一个大雨滂沱的仲夏，院子里积满了水，足有二尺多深。年少无知的哥哥出于好玩，让我们坐在一个大木盆里，他在水里推着木盆漂流，用尽力气让弟妹娱乐。我们高兴地在木盆里乱晃，想不到木盆突然翻了，顷刻间把我们全扣在水里。大家吓得哇哇乱叫，在水中拼命挣扎。老爹一见暴跳如雷，跳到水里一把提起仅有4岁的小弟，把我们3个大的逼到墙根，剥下哥哥的衣服劈头盖脸暴打一顿。打完了他还不“解气”，盛怒之下欲将我们赶出家门。
苍天好像被孩子们的无知和顽皮捅漏了似的，暴雨如注，铺天盖地。幸亏门口站着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拦在面前救了我们。他枯瘦如柴单薄得前胸贴后背，浑身上下也跟我们一样，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也不知他在我家院门口站了多久，瓢泼的大雨中他是那样弱小、那样无助。他说他是一个右派，是来找将军爷爷申冤的。
“你也是右派?简直乱弹琴，你还是个小伢子嘛!”
老爹紧紧拉着那孩子的手，满眼惊诧、满腔同情、满怀关爱，忙不迭地把他领迸屋，吩咐哥哥把衣服找出来给他换上，全然不顾哥哥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光屁股。
那孩子在我们家住了好多天，他聪慧伶俐，多才多艺， 长相也十分英俊，浓眉大眼蛮有灵性。可怜他长期缺衣少食，身子骨太弱，老爹对他非常疼爱。他弹得一手好琴，写得一笔好字，歌唱得好听，皮影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兄妹几个众星捧月般围着他。
听我们叫他哥哥，老爹立刻板起脸(生活中他好像对我们从来就没有好脸色)。“叫叔叔!他是什么人?他是大才子，他是颗金子，你们怎能与他平起平坐呢 (其实他才比哥哥大几岁)？!”
原来这个小叔叔聪明好学，13岁就破格考上了师范。学习认真、做事认真的孩子只因给年长的“党员班长”提了一条意见，就被打成右派，不给分配工作，在乡里监督劳改，一贫如洗的家中只有个相依为命的老母亲。
人才奇缺、人才难得呀!老爹连连叹息，这样优秀的老师不知能教出多少好学生啊!正因为这孩子的现状万分可惜， 老爹才强烈感到他的可贵。每天一大早，老爹便带着他不是到学校去核实情况，就是到教育局去申诉，或到县委去恳谈。老爹虽不善辞令，但他粗旷中透着超人的精明。抓住机会，让蒙冤少年吹拉弹唱，刻章作画，在各级领导面前展示其超龄才华、超人才艺。
虽然老爹无法帮少年才俊摘掉蒙冤的右派帽子 (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最终得到彻底平反)，但终于帮他解除了监管桎梏。重新赢得分配工作的机会，生活有了出路。当老爹亲自陪着小叔叔回到乡间老屋去看望那含辛茹苦的老母亲时，他母亲跪在老爹穿着草鞋的那双沾满泥水的赤脚前放声恸哭…..
后来，那位蒙冤才子的老母亲给老爹送来5双麻绳打的草鞋：“老将军，家里穷，没啥可谢您的，自己打的草鞋，穿着跟脚，走路踏实。”
再后来，许多人都是提着草鞋来找 “草鞋将军”。那草鞋，都是老百姓用自己种的麻漂白后搓成精细的麻绳，倾心尽力在油灯下打出来的，它细腻光滑，洁白无暇。在后来的20多年中，尽管先后搬了五次家，老爹一直把它们珍藏在身边，如同珍重着人民群众对他的一片信任，如同珍视着一个红军老战士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如同珍爱着一个共和国将军来自老百姓的布衣本色。
作者当兵照
芦荡情深
老爹离休不久，便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为减轻国家负担，老爹慎重考虑后决定回老家，自己解决生活问题。
时任湖北省省长的张体学同志，是老爹在中原军区时的老战友、老领导。1945年初，老爹跟随王震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行程2000公里，于1945年1月27日到达鄂豫边区，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师。1945年2月23日同张体学部会合后并肩作战，最后一批强渡长江，他们在炮火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当老爹征求他的意见时，体学同志高兴地说：老哥，我支持你!当年中原突围那么艰苦，我们都一起拼过来了。你回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完全支持，我还要号召老同志们向你学习呢！
在湖北省委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有三位红军老战士也跟随老爹一起回到了古城荆州。
老爹离休不久，便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为减轻国家负担，老爹慎重考虑后决定回老家，自己解决生活问题。
时任湖北省省长的张体学同志，是老爹在中原军区时的老战友、老领导。1945年初，老爹跟随王震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行程2000公里，于1945年1月27日到达鄂豫边区，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师。1945年2月23日同张体学部会合后并肩作战，最后一批强渡长江，他们在炮火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当老爹征求他的意见时，体学同志高兴地说：老哥，我支持你!当年中原突围那么艰苦，我们都一起拼过来了。你回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完全支持，我还要号召老同志们向你学习呢！
在湖北省委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有三位红军老战士也跟随老爹一起回到了古城荆州。
父女合影（1974年）
我们在东门内的城墙下安了家，甩着汗珠开垦了大片荒地。我就是在十二三岁时跟着老爹学会种红苕、棉花和各种瓜果蔬菜的。辛勤劳动换来丰收，除了自家吃用外，老爹把大部分劳动成果都送给了看守监狱的战士和周围的老百姓，帮贫济困共度时艰。
最苦最累的活儿就是暑假跟着老爹到城外30多里的芦苇荡里砍芦苇。每天清晨5点就出发，几十里路走下来，我们兄妹几个早已累得筋疲力尽，吃光了干粮喝光了水，哪还有什么力气砍芦苇。可是，年已古稀的老爹每天都精神抖擞地挥动着镰刀，只听“嚓、嚓、嚓，咔、咔、咔”，转眼间一大片芦苇便倒在了他身后，警卫员、炊事员等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不敢和他比试。三伏天的芦苇荡像个大蒸笼，又闷又热。我们手上的血泡钻心痛，可是一旦拾到野鸭蛋，便会高兴得忘了一切。虽然鸭蛋是老爹铁定了要送给那位刚生孩子就坚持演出而晕倒在台上的演员补身子的，我们仍乐此不疲。
常听老爹说，小时候没吃没喝就钻芦苇荡讨生活。地下斗争时，能躲过反动派一次次追捕，也多亏茫茫芦苇荡的掩护。他任江汉军区供给部部长时，解决部队的吃喝问题就更离不开苍天恩赐的芦苇荡了。因此，我们也感谢养育了父母和部队的芦苇荡。孩子们最盼望的当然也是能天天都摸到几条大鱼、捉到几只野鸭，中午便可敞开肚皮津津有味地美餐一顿了。
每年暑期，我们起早贪黑苦干半个月，老爹卖了芦苇就换回几头小猪仔。岁末膘肥，杀猪过年，老爹总要请周围的老百姓和城里的名师、名医、名演员来家做客，吃肉喝汤话家常，临行还要带肉带菜送给他们的家属尝鲜。老爹从小受苦无钱读书，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一生最敬重的就是这些文化人，困难时期他老人家时时刻刻牵挂着他们。
周围群众纷纷跟着老爹钻芦苇荡讨生活，大家都说老将军有眼力，不愧是供给部长，带领我们找到了勤劳谋生的好地方。其实哪里是老爹有眼力，分明是70多年来，芦苇荡那慈母般的深情厚爱令他魂牵梦绕，他怀着无私的大爱和人民群众一起在芦苇荡里打鱼摸虾，共同度过了那段暂时的生活困难时期。
当年，虽然老爹腰里曾经缠满金条，为保护党和部队的“命根子本钱”与敌人浴血奋战。但他一生简朴，省吃俭用周济家乡群众，身后末留分文，家中最值钱的是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
后来经济体制改革，哥哥、弟弟先后下岗。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像老爹那样开荒种地，养鸡养鸭。煤气太贵，就在院子里搭起灶台，用枯枝败叶烧水做饭，草木灰撒地肥田。房屋漏雨，自己动手修修补补，从不给组织添麻烦。每年果实成熟的季节，都有人上门收购橘子、柿子，红樱桃每斤可卖十多元。下岗后虽然没工资可我们从来不卖，都送给下岗的工友吃。
每当想起那一望无际的芦苇荡，老爹挥汗如雨埋头砍芦苇的坚实背影就跃入眼帘，仿佛他又带着我们昂首走向那充满勃勃生机和恩情无限的芦荡深处……
最苦最累的活儿就是暑假跟着老爹到城外30多里的芦苇荡里砍芦苇。每天清晨5点就出发，几十里路走下来，我们兄妹几个早已累得筋疲力尽，吃光了干粮喝光了水，哪还有什么力气砍芦苇。可是，年已古稀的老爹每天都精神抖擞地挥动着镰刀，只听“嚓、嚓、嚓，咔、咔、咔”，转眼间一大片芦苇便倒在了他身后，警卫员、炊事员等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不敢和他比试。三伏天的芦苇荡像个大蒸笼，又闷又热。我们手上的血泡钻心痛，可是一旦拾到野鸭蛋，便会高兴得忘了一切。虽然鸭蛋是老爹铁定了要送给那位刚生孩子就坚持演出而晕倒在台上的演员补身子的，我们仍乐此不疲。
常听老爹说，小时候没吃没喝就钻芦苇荡讨生活。地下斗争时，能躲过反动派一次次追捕，也多亏茫茫芦苇荡的掩护。他任江汉军区供给部部长时，解决部队的吃喝问题就更离不开苍天恩赐的芦苇荡了。因此，我们也感谢养育了父母和部队的芦苇荡。孩子们最盼望的当然也是能天天都摸到几条大鱼、捉到几只野鸭，中午便可敞开肚皮津津有味地美餐一顿了。
每年暑期，我们起早贪黑苦干半个月，老爹卖了芦苇就换回几头小猪仔。岁末膘肥，杀猪过年，老爹总要请周围的老百姓和城里的名师、名医、名演员来家做客，吃肉喝汤话家常，临行还要带肉带菜送给他们的家属尝鲜。老爹从小受苦无钱读书，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一生最敬重的就是这些文化人，困难时期他老人家时时刻刻牵挂着他们。
周围群众纷纷跟着老爹钻芦苇荡讨生活，大家都说老将军有眼力，不愧是供给部长，带领我们找到了勤劳谋生的好地方。其实哪里是老爹有眼力，分明是70多年来，芦苇荡那慈母般的深情厚爱令他魂牵梦绕，他怀着无私的大爱和人民群众一起在芦苇荡里打鱼摸虾，共同度过了那段暂时的生活困难时期。
当年，虽然老爹腰里曾经缠满金条，为保护党和部队的“命根子本钱”与敌人浴血奋战。但他一生简朴，省吃俭用周济家乡群众，身后末留分文，家中最值钱的是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
后来经济体制改革，哥哥、弟弟先后下岗。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像老爹那样开荒种地，养鸡养鸭。煤气太贵，就在院子里搭起灶台，用枯枝败叶烧水做饭，草木灰撒地肥田。房屋漏雨，自己动手修修补补，从不给组织添麻烦。每年果实成熟的季节，都有人上门收购橘子、柿子，红樱桃每斤可卖十多元。下岗后虽然没工资可我们从来不卖，都送给下岗的工友吃。
每当想起那一望无际的芦苇荡，老爹挥汗如雨埋头砍芦苇的坚实背影就跃入眼帘，仿佛他又带着我们昂首走向那充满勃勃生机和恩情无限的芦荡深处……
史可全将军与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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