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遗址： 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地处大洪山南麓、江汉平原北部，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沿用年代最长、面积最大、等级最高、附属聚落最多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文化初期的聚落遗址，与长江上游的宝墩遗址和三星堆遗址、长江中游的屈家岭遗址、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共同形成了灿烂的长江文明。
石家河遗址发现于1954年，时代跨新石器时代到夏纪年（青铜文化 初期），具体包括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其中，距今5900—5100年为油子岭文化，距今5100—4500年为屈家岭文化，距今4500—4200年为石家河文化，距今4200—3700 年为肖家屋脊文化（后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遗址曾入选“201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等，对于研究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互动和演变历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最新的碳-14测年可知，石家河遗址沿用至距今3700年左右。此外，石家河遗址至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玉殓瓮棺葬，随葬有大量造型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的年代距今约4000年，此时期已经进入了夏代纪年，对于研究夏文化以及夏文化与周边区域的交流互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江中游地区最大史前城址聚落
 2023 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史前聚落石家河遗址最新考古成果。石家河古城由内城、城壕(护城河)、外郭城、水利系统构成，总面积为348.5万平方米,是长江中游地区同期最大的城址。同时，水利系统的新发现，深化了对长江流域距今5900—3700年城市规划和布局的认识。
石家河周边呈半月形分布有18个城址，包括大悟土城、安陆王古溜、孝感叶家庙、黄陂张西湾、应城门板湾、应城陶家湖、天门笑城、天门龙嘴、荆门城河、荆门马家垸、襄阳凤凰咀等，这些城址大一点的达70万平方米，小一点有几万平方米至20多万平方米不等。石家河古城是其中面积最大的城址，不论是石家河遗址发现的高等级建筑、大型墓葬，还是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陶塑、数以百万计的红陶杯，这些重要的遗迹和遗物无不说明了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当之无愧的中心聚落。
石家河遗址前后时间跨度长达2000多年，考古工作者根据石家河遗址自1954年发现以来的考古发现及研究，初步勾勒出石家河遗址的时空框架，将其分为中心聚落初步形成、文化持续引领与辐射、融入中原文明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是油子岭文化，距今约5900—5100年，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距今5500年的石家河人筑成了面积为26万平方米的谭家岭古城谭家岭古城是石家河遗址的核心，其周围有环壕和城垣遗存，此 为中心聚落初步形成阶段。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先民开始营建石家河古城，石家河古城文化面貌发展迅速，逐步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聚落，其文化影响力开始不断向外扩展，向北影响可至黄河南岸的郑洛一带，此为文化持续引领与辐射阶段。
第三个发展阶段为肖家屋脊文化（后石家河文化）时期，随着夏王朝的崛起中原政权开始逐步控制南方的矿石资源，本地文化受到中原地区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在不断的交流与融合中逐步融入中原王朝的怀抱，此为融入中原文明阶段。
此外，我们在石家河遗址还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古城，其规模明显小于之前的石家河大城。从周代制度来说，其城市规模都有规制，不得僭越，因此西周时期的古人只能重新营建西周古城。由于目前考古工作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考古工作来捋清其布局。
5000 年前长江流域先民防汛抗旱有高招
 2022—2023 年，为配合“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之“长江流域文明进 程研究”和“考古中国”之“长江中游文明进程”项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借助地球科学、测绘、水利等多学科力量，发掘了张家湾、谭家岭、三房湾等地，发掘面积1300平方米，并对石家河古城进行了全面调查、勘探和局部试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表明石家河古城由内城、城壕（护城河）、外郭城构成， 是长江中游同期最大的城址，并有发达的水利系统此前，1992 年考古确认石家河有史前古城， 当时探明面积为120万平方米。 而2022年经过新的工作，新确认城的面积达300余万平方米，确认北城墙由严家山—黄家山—京山坡构成，东城墙由毛家岭—台上—黄金岭—杨家湾构成，南城墙由杨家湾—三房湾构成，西城墙由严家山—西城墙构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合。不仅如此，新发现城墙东北有进水的水门（毛家岭 与京山坡之间），东南有出水的水门（杨家湾与三房湾之间）。
石家河古城位于岗地上，地势较高，用水如何解决？考古探明，从大洪山南麓到石家河古城北部有三条水系，护城河内有两座拦水坝，并初步厘清了其水利系统——古人引河流进入护城河，外郭城上修建堤坝以缓冲抗洪，城内兴建小型水库蓄水抗旱，引水入内城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用水。
石家河古城的水利系统主要包括三条古河道（现已不见于地表）从城北部进入城壕（护城河）和城内的水系、水门、拦水坝、小型水库、东河引水工程等。西部水系在扁担山与鲁台寺之间注入北城壕；中部水系流经鲁台寺与胡家湾之间并在鲁台寺东部注入北城壕，入水口宽约73米；东部水系在田家冲与晏家光岭之间注入北城壕，并在毛家岭与京山坡之间的东北水门进入城内，流经土城与毛家岭之间、蓄树岭与黄金岭之间，然后通过杨家湾与三房湾之间的东南水门注入南城壕并最终流向东河。东河引水工程主要是在杨氏河、李湾一带的东河古河道分岔口建造拦水坝，并在潘家岭西北、铁匠湾西北开挖人工沟渠，从而使东河水流经张家畈、铁匠湾与东李湾之间，在晏家光岭与毛家岭之间注入古城北城壕和东城壕内。此外，我们不仅在东南水门附近发现了可以蓄水抗 旱的小型水库，还在北城壕和西城壕发现了拦水坝。在旱季来临时，拦水坝的存在还可以保证每段城壕内能够蓄积一定的水量，从而达到抗旱的目的。可见，石家河古人兴建的大型水利系统，不仅可以有效地应对洪涝灾害，还可以蓄水抗旱、 灌溉农田，极大地保证了古城人群的生产和生活。
 考古队在西河附近的何家咀一带检测到植硅体遗存，推测这一区域为稻田所在。另外,石家河古城发现大量与水稻相关的遗存，能够佐证这里存在比较成熟的农耕文明。这些发现均反映了距今5000年的长江流域先民，有管控与利用水资源的能力，进一步深化了后人对长江流域古城城市规划和布局的认识，充分体现了当时长江水利文明的发展高度。
玉器与陶器昭示的思想意识与文化交流
石家河遗址发现有大量造型栩栩如生的陶塑与制造精美的玉器。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能动反映，在石家河古人所生存的时代，古人蕴含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审美情趣以及对于社会的观察记录都会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更好地解读石家河古人的生活面貌、精神信仰等。
古人关于宇宙、生死、阴阳五行、人生成败等方面的思考也反映在各种物质存在上，体现了古人朴素的辩证思维。天与地、男与女、阴与阳、生与死、成与败等，是古人对世界最初的探索和总结。人文始祖伏羲观察天气变化和自然现象，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创立八卦，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伏羲的后继者们前仆后继，继续思索着天地运行、生死往复的规律。 石家河先民注意到了这些先行者的存在，将其思考的形象塑造出来，由此诞生了“东方思想者”的形象。与此同时，石家河先民还将周边存在的飞禽走兽、家禽家畜、水生动物以及人类活动（比如抱鱼、抱狗、背物、跳舞、游泳等）的形象通过陶塑艺术记录下来。这些社会活动恰恰体现了石家河古人生活的富足、思想认知水平和审美艺 术的高度。
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是通过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实现的，那些不被古人理解的存在促使古人产生了思索解释这些现象的意识，进而指导其社会活动，由此诞生了众多反映社会生产、生活百态、自然资源、思想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也促进了史前陶塑艺术、玉雕工艺等的发展和传播。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古人生活中有很多他们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局限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只能将很多原因归于神灵。古人认为是有神灵在操纵着一切，于是产生了祭祀天地、神灵的活动，以此来寻求庇佑，众多神灵的形象 也因此诞生。古代先民认为神灵是至高无上的、令人生畏的，其权威和地位不可冒犯。他们观察到老虎等猛兽都是有獠牙的，因此会对獠牙的强大产生一种敬畏，那么在制造玉人的时候就会把獠牙的造型也放上去，相当于将玉人神格化，让它拥有獠牙一般的强大力量。于是诞生了带有獠牙形象，令人望而生畏、不能直视的神人头像。
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种就是夸张化神的造型， 还有一种普通人的造型是对英雄或首领的纪念。这说明已经慢慢形成了两个并存体系，一类是神庙中祭祀神灵之用，一类是纪念先民敬畏的首领之用。三星堆也有类似人的造型，应该也存在着神、人两个体系。在石家河先民看来，这些玉器还是他们与天地沟通、祈求神灵庇佑的重要媒介。它们反映了石家河先民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也体现了他们追求和谐、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的人文精神。
石家河的玉器多出自瓮棺之中，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瓮棺中出土的玉器的种类、造型等将其分为了几个等级，发现最高等级的瓮棺葬中出土有玉神人头像，次一级的瓮棺葬中出土有普通的玉人头像，更低等级的瓮棺葬中不见玉人头像。这说明当时是存在身份等级差异的，不同造型的玉器被赋予了特殊意义，成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石家河古人将其遵循的社会秩序、思想和礼仪等通过器物外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1955年第一次发掘罗家柏岭时出土的玉器，有玉璧、玉人像、玉凤等，其中的“中华第一凤”工艺娴熟、造型成熟，超乎想象，现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玉器出现以后，很多人都在猜测石家河的玉器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们在一个瓮棺里面发现了玉器的废料以及一个石英钻头。这说明石家河的玉器确实是在本地生产的，如果史前时代人们只是把成品从外地带来石家河，那么就不会在瓮棺中出现废料和工具。而加工玉器的玉料则肯定是来自外地的， 因为本地没有这样高品质的玉料出产。我们现在倾向于认为玉料可能来自西部地区，诸如甘肃、新疆等地。玉料能够从西部地区传入石家河遗址，也是史前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
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器， 在国内其他地区也有相似的器物对应，比如陕西榆林石峁皇城台出土的石雕形象就与石家河的玉虎、玉人形象相似，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以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器，也都能在石家河文化玉器中找到对应。而肖家屋脊文化的玉器与早于自身年代的红山文化玉器、 凌家滩玉器、良渚玉器的一些共同之处，以及中国玉文化中龙、凤等造型的影响持续至今，这都说明了早期中国文化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格局。这些文化基因的载体反映了不同地域先民的精神共 识和文化认同。即使交通不便，古人的社会活动却打破了地域壁垒，通过不断的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国境内不同地域文明之间的联系，也通过融合与传承，不断地继承和发扬古人创造的物质文化，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早期 “精神共识上的中国”，为以后“实体的中国”和“版图上的中国”打下坚实的精神文化基础。直到秦汉大一统，书同文、车同轨，通过强权政治、法律法规、文化熏陶等措施，使得华夏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
4000 多年前，石家河文化曾向北扩张到郑洛一带；夏、商、西周时代，中原文化持续南下，对荆楚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楚文化时期，南方文化又曾扩张北上。南北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秦统一中国，是一个曲线交流的过程。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在不断的交流融合中，激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促使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