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 钟惺
《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其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亲删《诗》者也，而七十子之徒亲受诗于孔子而学之者也；以至春秋列国大夫与孔子删《诗》之时不甚先后而闻且见之者也；以至韩婴，汉儒之能为《诗》者也。且读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诗》，列国盟会聘享之所赋《诗》，与韩氏之所传《诗》者，其事其文其义，不有与诗之本事本文本义绝不相蒙而引之赋之传之者乎？既引之，既赋之，既传之，又觉与诗之事之文之义未尝不合也。其故何也？夫《诗》，取断章者也，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此无所予，而彼取之。说《诗》者盈天下，达于后世，屡迁屡变，而《诗》不知，而《诗》固已明矣，而《诗》固已行矣。然而《诗》之为《诗》自如也。此《诗》之所以为经也。今或是汉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汉，非汉与宋而是己说，则是其意以为《诗》之指归尽于汉与宋与己说也，岂不隘且固哉！
汉儒说《诗》据小序，每一诗必欲指一人一事实之。考亭儒者，虚而慎，宁无其人无其事，而不敢传疑，故尽废小序不用。然考亭所间指为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滞者，近痴者，近疏者，近累者，进肤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为《诗》尽于吾之注。即考亭自为说《诗》，恐亦不尽于考亭之注也。凡以为最下者，先分其章句明其训诂，若曰，有进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画天下之为《诗》者也。故古之制礼者，从极不消立想，而贤者听之。解经者从极愚立想，而明者听之。今以其立想之处，遂以为究极之地，可乎？国家立 《诗》于学官，以考亭为主，其亦曰有进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尔。
予家世受《诗》，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浏览之，意有所得，间拈数语，大抵依考亭所注，稍为之导其滞，醒其痴，补其疏，省其累，奥其肤，征其迂，业已刻之吴兴。再取披一过，而趣以境生，情由目徙，已觉有异于前者。友人沈若雨，今之敦《诗》诗也，难予曰：“子能更取而新之乎？”予曰：“能”。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后已不可强同矣。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何不能新之有？盖《诗》之为物能使人至此，而予亦不自知，乃欲使宋之不异于汉，汉之不异于游夏，游夏之说《诗》不异于作《诗》者，不几于刻舟而守株乎？故说《诗》散为万，而《诗》之体自一，执其一，而《诗》之用且万。噫！此《诗》之所以为经也。
汉儒说《诗》据小序，每一诗必欲指一人一事实之。考亭儒者，虚而慎，宁无其人无其事，而不敢传疑，故尽废小序不用。然考亭所间指为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滞者，近痴者，近疏者，近累者，进肤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为《诗》尽于吾之注。即考亭自为说《诗》，恐亦不尽于考亭之注也。凡以为最下者，先分其章句明其训诂，若曰，有进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画天下之为《诗》者也。故古之制礼者，从极不消立想，而贤者听之。解经者从极愚立想，而明者听之。今以其立想之处，遂以为究极之地，可乎？国家立 《诗》于学官，以考亭为主，其亦曰有进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尔。
予家世受《诗》，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浏览之，意有所得，间拈数语，大抵依考亭所注，稍为之导其滞，醒其痴，补其疏，省其累，奥其肤，征其迂，业已刻之吴兴。再取披一过，而趣以境生，情由目徙，已觉有异于前者。友人沈若雨，今之敦《诗》诗也，难予曰：“子能更取而新之乎？”予曰：“能”。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后已不可强同矣。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何不能新之有？盖《诗》之为物能使人至此，而予亦不自知，乃欲使宋之不异于汉，汉之不异于游夏，游夏之说《诗》不异于作《诗》者，不几于刻舟而守株乎？故说《诗》散为万，而《诗》之体自一，执其一，而《诗》之用且万。噫！此《诗》之所以为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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