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十五岁的我初中毕业。运气不错,竟然有两次中考的机会。一次是全地区的统一考试，一次是本市为留住优质生源，市一中的优录考试。优录考试提前一个多月举行，只考语数外三门，录取的直接进入一中，不用参加统考了。由各初中选派优秀学生参加考试。
我的成绩并不优秀，班主任还是让我参加了优录考试。班主任说我考不考得上都在预料之中,考上了多不了几分，考不上也少不了几分，就当作为一个月后的统考热热身。
三场考试下来，自我感觉不错。但考试的结果让老师大跌眼镜，离录取分数线差了近二十分。特别是我自认为的强项语文，更是出乎我的意外。我哭了，不是因为没考上,而是为了那倒霉的语文,我不服气。不服气的还有我的语文老师，他对我的母亲说，以我对她三年的了解，她的语文，特别是作文成绩是非常稳定的,考试后我们也核对了答案，不应该是这个分数。一定是阅卷出了问题。现在教委严令"三不"：不准查卷，不准改分，不准改变录取结果。你们家长一定要想办法查卷，而且只查语文，不为别的，只为给孩子一个月后的统考增加自信心。
这个县级市太小了,父母果然找到了一位远房亲戚,虽然在学校权力不大,却是可以接触到试卷的。父母向他再三保证:决不让人知道，即使有错也决不提任何要求。在一天学校晚自习结束后，母亲去了存放试卷的密室，直到十点多钟才回家。果然是语文卷出了问题，不过不是阅卷的问题，是最后手工累计分数时少加了分。我问少加了多少分，母亲说反正还是差几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真的还少分还是母亲为了安慰我没有说实话。母亲说，试卷上有每个阅卷老师的签名，也有最后累计分数老师董某某的签名。如果不是怕那位帮忙的亲戚受批评，真想去问问这位董老师，我们和你素不相识，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你。不过说什么都没有用了，结果已无法改变。
我又信心满满地投入到备考之中去了。这次除了语数外，还要考政治、物理、化学共六门。都是些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虽然读起来味同嚼蜡，我还是夜以继日。要记的东西太多了，而时间只有不到一个月了。
考试时我信心十足，全力以赴。但几场考试下来，心里还是没底，老师预测的结果仍然是，考的上多不了几分，考不上也少不了几分。我在七月闷热的天气中焦急的等待考试的结果，时间变得特别漫长。终于，分数和各学校的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考上了！天道酬勤，我终于考上市一中了！父母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也如释重负，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优录考试后的这些日子，我过得太苦了。市一中，我梦寐以求的高中，省重点示范中学。考上一中，等于一只脚已跨进了大学。有人测算过，考上一中的难度要远远大于考上大学的难度。
喜讯让我们这个家庭充满欢声笑语，父母一扫脸上的愁云。这两个市机械厂的下岗职工也暂时忘掉了生活的窘迫、前途的迷茫。他们工厂的产品卖不出去了，工厂停产了，工厂关门了，他们已有几个月没领到工资了，厂里的年轻人头也不回地到广东打工去了。父母有几十年的工龄，他们似乎在等待什么。但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是捉襟见肘了。
母亲逢人就讲女儿考上一中的事，把喜悦的心情和大家分享。父亲在高兴了一阵子之后，让母亲低调点。说毕竟只过了起分线1分，再说，录取通知书还没有到手。母亲道，1分和100分还不是一回事。难道电视、报纸上公布了的事变了不成。
父亲其实是听到了些传闻，只是大家都在兴头上，他不愿意说出来扫大家的兴。他对母亲说，别高兴的太早，就是考上了，也要几百块钱的学费，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弄这几百块钱。母亲笑道，女儿上学的钱，我早准备好了。父亲说你哪来的钱，你腰间盘突出疼的要命，要你去医院，你不是说没钱吗。母亲说，这些年我的夜班费，你开炉的高温补助费，我一分钱没动，也攒了几百块钱了。母亲在厂里干的是车工活，分日夜两班，夜班每晚有两毛钱的补助，后来涨到四毛。父亲干的是整天蹲在地上造型的铸造工。将滚烫的鉄水倒进型腔中叫“开炉”。每次有五毛钱的高温补助。父亲听了事情的原委，说你还真能够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
好事成双，父亲的徒弟从广东带来口信，说那边私人工厂红火的很，象父亲这样的手艺，可以赚到厂里两倍的工资，让父亲赶快过去。一家人十分高兴，父亲也跃跃欲试。说等厂里的事有个说法，女儿上学的事落实后马上过去。母亲说，这个厂早晚要关门的，再说要说法有我呢。女儿读书的事是板上钉钉的事，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赶快去吧。
我的身体检查合格了，体育测试达标了，只等那一纸通知书了。又过了几天，开始发放通知书了，我有同学已接到了。母亲说，快了，就这几天了。
又是焦急的等待。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却等来了一中的一名副校长。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在招生敏感的日子里难得一见的重点中学的副校长,态度十分谦恭,没开口说事,首先就是一句对不起。副校长说，我校将录取分数线提高了两分。什么原因我不能说。我校有过降分录取的历史，却没有提分录取的先例。这样你们女儿就由线上1分变成了线下1分。按规定，她可以读市里其它任何一所高中，但是要读我们学校，需交两千元的计划外培养费。听得出，副校长对提分录取的原因是知道的，也是不满和无奈的。副校长重点强调：计划外招生名额有限，许多人都拿着钱等待着，估计不到两小时就额满了。为了保证象她这种情况的这批同学能上我校，我们会为他们保留名额几天。希望你们早作决定，早做准备。
保留名额,是学校能做的一点补偿吧。
副校长的话把我们一家人都打晕了，他是什么时候走的，怎样走的，都不知道了。父亲多日的担心和听到的传闻都变成了事实。有人说是为了市政府干部的子女，有的说是为了教委的工作人员的子女，还有人说是为了供电局职工的子女。因为供电局花十几万免费为学校改造了供电系统。这些学生不论考多少分，都要以计划内指标入学。计划内指标数量一定，只有水涨船高了。当然，也有人说是计算时出了错。都是谣传，不足为信。但真真切切的是我由录取变成落榜了。
父亲躺在床上，恨不得扇自己的耳光。他恨自己手中无权，口袋里无钱，通讯录中没有当官的亲戚，收税的朋友。都说中考高考那是考父母。女儿的考试，应该是考上了，但我这个父亲考上了吗？两千元，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父亲是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文革击碎了他的大学梦，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曾发誓砸锅卖铁也要让女儿上大学，这一次中考，仅仅是个开始，真的是要砸锅卖铁了吗。
母亲在诅咒老天爷的不公。她说自己的中学是在文革中混过来的，没有水平辅导我的学习，只能在生活上好好照顾我。我深知自己天生愚笨,只能以勤补拙,学习从不要父母督促，母亲倒是经常劝我好好休息。晚上十一点后，要是看见我房间还有灯光，就会催促我快睡觉。为了不影响父母的休息，我就躺在床上用被子盖着台灯继续看书。一天晚上实在是太累了，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灯泡将毛巾被烧了个洞，我才惊醒。第二天，母亲知道原委后，捧着毛巾被流泪了。母亲的另一次流泪是在我的书本中发现了几十张学校的早餐卷。在母亲的反复追问下，我只得实话实说。学校每天早餐的时间安排的太短了，窗口也太少了。稍微多看几分钟书，象我们这些文弱的女生就抢不到早餐了。母亲问：一张卷就表示有一天没有吃早餐？我点点头。母亲又问别的同学是怎么办的。我告诉她，一些家长是交了早餐费后再给钱让孩子在外面吃，或是将早餐送到学校里去。母亲说你怎么不再找我拿钱。我撅着嘴巴小声说，每次找你要点资料费，补课费你都要发一通牢骚，哪个还敢找你要不该要的钱。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流着泪把我抱在怀里。她不明白，一中为什么要将这样勤奋、优秀学生拒之门外。
我在恨自己的无能，考试时哪怕是再蒙对一个选择题，或是再仔细检查出一个小错误，父母今天应该是笑容依旧。
第二天，父母告诉我他们商量了一夜的意见。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却象两个犯错的小学生一样看着我。父亲嗫嚅地说，我们就去上其它的高中吧，你这个成绩应该可以读快班的，只要努力，一样考大学的。我不置可否，毫无表情望着父亲。父亲慌了，忙说，去选一所好的中专也行，早毕业早就业。这样的结果是我早就预料到的，家里的情况就摆在那里，我可怜的双亲，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了，我还能说什么，只是我心有不甘：为什么那些差了十几分、几十分的都能上，我只差了1分就不能上。委屈的眼泪夺腔而出，我转身离去，算作默认了。却被母亲一把抱住了。母亲拍着我的肩膀坚定的说,放心,妈一定让你上一中.不就是钱吗,他又不要命!说完,她拿出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包,装上一些洗漱用品－－这是要出门了。我知道我有一个舅伯在省城，一个姑姑在地区，从不求人的母亲要找他们“开口”去了。当母亲走出家门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的不懂事。我急忙喊道，妈，你别去了，我愿意读中专。父亲拉住我说，我说过，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的。
第三天的下午，母亲带着一身的尘土，满脸的疲倦回到家中，来不及喝一口我递上的水，拉开那个黑色人造革包，取出两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交给父亲，说快去学校领录取通知书，再晚就来不及了。
两千元钱换来了一纸窄窄的录取通知书。为了早日还清这笔“巨款”，父亲第二天就只身南下去了广东。一个多月后，我终于跨进了市一中的大门。深知这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我倍加珍惜。经过三年的努力，我终于笑在了高考。
写于2019年中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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