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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河仙子

陆羽这个品牌要做好还任重道远！

2013-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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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羽与唐竟陵复州竟陵郡治考(转载) 中国天门 www.tianmen.gov.cn 日期：2013年01月12日来源:胡和平陆羽出生复州竟陵，历史典籍记述较多，也无可争辩。但他生活的竟陵城所在复州或竟陵郡治，有的史籍记载抽象和简陋，引起有关学者研究时片面误解较多，其沿革治所推论的结果也各不一致，有说治所在沔阳、竟陵、钟祥等。尤其是竟陵郡，这几个地方都设立过，但时间不同。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时代背景，作出相应考证和论述，供有关专家探讨。　　一、两《唐书·地理志》对复州或竟陵郡治各有异同　　唐代复州或竟陵郡沿革，一些史志书和学者的文章，大多依据两《唐书·地理志》中的记载，这无可厚非。但涉及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和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三个时间段时，却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分岐，只得从两《唐书》写作背景和地理志中异同点说起。两《唐书》是指《旧唐书》和《新唐书》，《旧唐书》是后晋高祖诏命宰相赵莹监修，后刘昫接任宰相继续监修，到开运二年（公元945）书成时，编撰人题为刘昫撰，名为《唐书》。南宋后，因有北宋欧阳修、宋祁修撰的《新唐书》，才有旧《唐书》之名。修撰《新唐书》，是因宋仁宗对《旧唐书》：“记述失序，使兴败成坏之迹，晦而不彰”，先于庆历初令王尧臣、张方平始撰，后于庆历五年（公元1045）又由欧阳修、宋祁等人接手修撰。《新唐书》修成时，宋仁宗说《旧唐书》不能废，认为其中的史料可贵。觉得《新唐书》有些本纪过于草率和简陋，对《旧唐书》史料删除过多。后来有许多学者也认为：两《唐书》各有优缺点，研究时可互相参证补充，选择核用。　　两《唐书·地理志》中，涉及唐竟陵的复州或竟陵郡，其原文大意是：《新唐书》载：“复州竟陵郡，本沔阳郡，治竟陵。贞观七年徙治沔阳，天宝元年更名，宝应二年复治故址。”《旧唐书》载：复州“隋沔阳郡，武德五年改为复州，治竟陵；贞观七年移治沔阳，天宝元年改为竟陵郡，乾元元年复为复州。”这里所记“贞观七年徙治沔阳”和“天宝元年改为竟陵郡”，两书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旧唐书》记“乾元元年复为复州”，《新唐书》记为“宝应二年复治故址。”由此两个年号不同，直到南宋以来史家们也各持一辞，有相当一部分只选择其中一个年号的复州引用。王象之《舆地纪胜·复州》认为：“至唐之后，复州始定治竟陵耳。”但他对竟陵郡，“天宝元年更名，是竟陵改为富水，与沔阳改为竟陵，同一时也。”这里的竟陵郡，实为隋竟陵郡，延至唐初，可能在郢州钟祥。由于贞观七年至天宝年，时间跨度长，治所变更不定而形成模糊所致。新中国建立以来，谭其骧主编的《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记复州条称：“北周初置，以复池湖为名，治所在建兴（隋改沔阳，今属湖北）。唐辖境相当今湖北沔阳、天门、监利等地，宝应后移治竟陵（五代晋改景陵，今天门）。”在竟陵县条记:隋唐时曾为复州治所，唐天宝至德为竟陵郡。　　无论是后来的何种史志书，以全国或一省范围而言地理沿革，记述一个州郡是可简略抽象概括的。但作为专题研究陆羽活动及所在地沿革，或是专门编地县级史志书，则应尽可能以原史籍本记载详实考证为好。两《唐书·地理志》中“天宝元年改为竟陵郡”，写地方县志，则显得抽象模糊，郡治在何处也不明确，由此给人留下考证悬念的空间。按两《唐书》前后文句对照理解，可为竟陵郡治所就在竟陵，乾元元年复为复州，治所在沔阳。宋祁于天圣初年（公元1024）在竟陵任军事推官三年，写有《复州广教禅院御书阁碑》文：“复州者，古为竟陵郡，栖地敝夷，滨带江汉……直（县）城出一里，有院曰广教，乃唐禅师积公之经始，大士陆生之攸践……”。他在《复州乾明禅院记》中称：“复州者，楗江汉之北望，古曰竟陵郡，乾明院者，直谯门之东处，唐为开元寺，会昌之之乱剪焉……。”这两则都谈到唐竟陵城南处东西的佛寺；前则“滨带江汉”明确；后则“楗江汉之北望”，是说复州曾为竟陵郡，其城池河流像门闩一样拴塞江汉，以今汉江（或周河至牛蹄支河下游古汉水）言之“北望”，恰指今天门竟陵之地。两则中“古为竟陵郡”，应包含唐代的竟陵郡，这里的“广教院”是唐智积禅师和陆羽所居行之地，其西塔寺离复州或竟陵郡治所邻近。后来他主撰《新唐书》，对地理志中“天宝元年改为竟陵郡”，治所在竟陵城应该给予了认可。所以，《新唐书·地理志》为避免与《旧唐书》中“乾元元年复为复州”一条相重复，认定省减后在“天宝元年更名”基础上，只记“宝应二年复治故址”，显然是说乾元元年复州治所在沔阳，宝应二年又还治竟陵。从两《唐书·地理志》对比前后语境连贯看，应该包含天宝元年竟陵郡治在竟陵城。　　两《唐书·地理志》中，一定选用了史馆诸多唐史料。其中有唐《通典》、《元和郡县志》中的竟陵郡和复州沿革，给予参照和选用。唐杜佑著《通典》，任宰相于贞元年（公元801）书成，记复州时称：“今理沔阳……大唐改为复州，或为竟陵郡”。记竟陵郡时，谈八到距离，无论起始点治竟陵或沔阳县地，与这些地方距离（即使按边境）也难以测算，且互有矛盾显得模糊。但他把竟陵郡和复州分别作条目记述，表明其有时间先后和地点不同。因此，只得暂且认定其写该书于建中年至贞元年初时，复州治所在沔阳，而两《唐书·地理志》对此没予认定，只是核用了其竟陵郡存在，是在天宝元年改名的，治所应在竟陵城。　　元和年间的宰相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志》，记复州时称：“周武帝改置复州，取州界复池湖为名也。贞观七年州理沔阳，宝应二年移理竟陵县。”记州境八到时。“东至沔州陆路340里，水路700里，东北至安州300里，南至沔阳130里……，西北至郢州陆路250里，水路300里。”这里的里程尺度为唐大尺（1尺为今0.304米），与今1米合3尺相差不大，无需折算。记竟陵县时：“中等县，属（复州）郭下。”记监利县时：“中下等县，东北至州260里。”他还明确复州“竟陵县城……南临氵义水，澨水也。”这里无论是州境八到，还是所属三县离天门竟陵距离，均无大的差异。由此观之，《新唐书·地理志》的“宝应二年”，则是选用了该志“移理竟陵县”一条。　　周愿在陆羽去逝后，于元和年间到竟陵任复州刺史，写有《牧守竟陵因游西塔寺著三感说》一文，谈到和陆羽在先人太守李齐物之子李复幕府共事，记述“羽自传竟陵人，当时羽说：竟陵风土之美，无出吾国”，他又记道，他所看到的西塔寺在“我州之左”。古代地理方位表示有七、八种，其中用左右表示的一般是：左为东，右为西。周愿所记西塔寺地处复州治所之东，若西塔寺在今石油公司处，那么元和年间的复州治所应在其西北，并有可能在今啤酒厂及以北一带。周愿所记明确具体，与《元和郡县志》记复州治所在竟陵一致，与宋祁《复州广教禅院御书阁碑》所记，为积公禅师和陆羽居行之地的“竟陵郡”也一致。　　二、历史文化名人诗文中的复州和竟陵郡治如是说　　两《唐书·地理志》只记载复州于“贞观七年（公元633）徙治沔阳”，天宝元年（公元742）改为竟陵郡，再延续到崔国辅离职竟陵时间于755年。但在此时间段中间相距有122年，治所是否有变迁，则无明确记述，竟陵郡治也不明确。为了补充和佐证，将有关资料和文化名人活动的诗文引出，加以说明。　　1、刘讽和狄仁杰任职于唐中前期的竟陵。《旧唐书·地理志》载：唐龙朔二年（公元663）复州隶属荆州大总管。中晚唐任宰相的牛僧孺曾写《玄怪录》，记唐睿宗文明年（公元684）：“竟陵掾刘讽夜投夷陵空馆”，与一批歌女在酒馆划酒令的故事，情节生动，颇有传奇色彩。歌女们称他为“判司”，不管情节是否虚构，但刘讽为“竟陵郡判司”，应指郡州的司法参军之职。牛僧孺于宝历二年（公元826）为鄂州（武昌）节度使，开成年间（公元840年左右）任山南东道总督，对邻近和所管的复州沿革应有所了解。他所述“竟陵判司”，应指治所在竟陵的复州，表明他对这里的人物和饮酒风俗十分了解。若刘讽在此任职，相隔4年后狄仁杰任复州刺史（垂拱四年为公元688年左右），也应该在此（两《唐书·本传》和明清天门地方志有记载）任职。　　2、唐神龙钟和道观紫极宫立置于竟陵城。南宋《舆地纪胜》卷76复州“景物”栏记：唐神龙钟曾悬于竟陵城钟楼上，其铭文时间为神龙“丙午岁（公元706）三月二十五日铸。”神龙年是武则天时的年号，唐中宗即位沿用，诏各州（郡）悬挂此钟。天宝二年（公元743），唐玄宗诏令各郡，以老子为玄元皇帝建宫观祀之，在竟陵城北修建紫极宫，神龙钟移置于此。同年三月敕：“自今以后，每圣祖宫有诏告，宜改用卯时以前行礼。”直到北宋大钟祥符之世，紫极宫改建为天庆观，神龙钟又悬于观中。这些记载表明，天宝年中期以前朝廷诏令的标志性礼器和建筑物，立于竟陵城而延续到南宋，证明当时竟陵城为复州或竟陵郡治所。　　3、钱起诗中的复州南楼在竟陵。钱起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到江陵与荆州长使张九龄有《奉和张荆州巡农晚望》诗，路经竟陵写有《登复州南楼》诗：“孤树延春日，他山卷曙霞，客心湖上雁，乡思日边花……”等句。清乾隆学者陈诗将其列入《湖北旧闻录》郡县三“天门县”栏目中，以作天门竟陵城沿革景物参考。钱起所指的“他山卷曙霞”，应指竟陵城东南较近的见龙山、凤凰山、龙盖山、白螺山等土山丘，或指今天门西北青山、佛子山、龙尾山等山脉；“湖上雁”是指城址周围由西江水流入的东西湖水等。他所登“复州南楼”，直到明末清初尚有遗存。清初竟陵人胡承诺（后被人称为理学大家）写有《登复州南楼故址》诗：“荒城逢烧劫，遗堞问南楼。平野沧浪水，孤烟覆釜洲，片荫迎陇首……心随湖雁留”等句。此诗内容格调，似乎读过钱起诗后寻访故址而酬和吟出，表明他所见到的复州南楼故址，虽残垣断壁而荒废，孤烟中尚能见到与覆釜洲的西塔寺相伴。这一记述与周愿《三感说》中“我州之左”十分切近，另与唐五代晋徐铉《送秘书阁朱员外知复州》诗中“景陵山水旧知名，陆羽门前百吏迎”之句，也十分吻合。证明钱起所登的“复州南楼”与西塔寺很近，一直到清初还有遗址存在。　　4、李齐物“出守”竟陵的地址。有学者认为陆羽《自传》中“郢人酺于沧浪”，说李齐物“出守”的地址在沔阳，这实属误解。这里的“沧浪”水，一是指水边洲地，二是指汉水中游均州至襄阳到郢州钟祥段之水。竟陵城南的氵义水（亦称澨水）由钟祥段分岔东流而来，城西之水又被陆羽称为“西江”。陆羽为了与后文的“汉沔”之俗相区别，而使用上游郢州“沧浪”之水，实指钟祥段汉水流经竟陵城附近之水（可能当时对氵义水概念尚未形成）。但他在文中对李齐物到竟陵用“出守”，是避免与后文崔国辅“出守竟陵”相重复。陆羽在镇江拜会颜真卿，交往中谈到过李齐物任职竟陵的事迹。颜对李齐物写有《李公神道碑铭》记：“李公贬竟陵太守，陆羽常随师郡中，说公下车，召人吏告之：官吏有簠簋不修者，僧道有戒律不精者，百姓有泛驾蹶驰者，未至之前一无所问，而今而后义不相容”，表明李齐物任职竟陵初，下决心改变这种一蹶不振的面貌。后来他“常骑马于里巷中亲自恤问”民间疾苦，走访调查深得民众爱戴，离任时“老幼遮拥不得三辰。” 说明老百姓对他的政绩与贤德，感到难舍难分。若李齐物不在此任职，在火门山读书的陆羽，怎能记得他的这些事迹呢？颜真卿怎能称陆羽常“随师郡中”呢！联系周愿《三感说》中：“公生于守之日，故名复”之句，是说李齐物把儿子改名为李复，除纪念竟陵郡先前的复州外，也表明李齐物任职竟陵要把这里治理好的决心。李复任岭南节度使对周愿谈到在竟陵的生活经历，周愿任职竟陵又回想李复之言，欣然在诗中提到：“八十年前堂树荫，竟陵太守公先人”之句（宋《舆地纪胜·复州》诗题栏记录），表达李复对竟陵的怀念之情。李齐物任职竟陵与钱起“登复州南楼”时间相隔8年左右，且天宝二年紫极宫建于竟陵城仅相距三年左右。这样相近时间内，若无大的政治变更，治所是不会变迁的，这也证明李齐物任郡守的治所在竟陵城。　　5、崔国辅“出守竟陵”更为明确。他任竟陵郡司马，陆羽《自传》记：“出守竟陵，因与之游处凡三年。”辛文房《唐才子传》记崔国辅：“初至竟陵，与处士陆鸿渐……交情至厚，谑谈永日，又相与较定茶水之品。” 若竟陵郡治不在竟陵县，他们怎能说是“出守竟陵”，并“谑谈永日”呢？崔国辅与陆羽有唱和《今别离》诗：“送别未能旋，相望连水口，船行欲映洲，几度急摇手。”这里的“连水口”，应指竟陵城南义河段上游与今江家河（原北接石家河附近的巾水、柘水）交汇处的水道之口。明清时有通往城南老周河（古汉水）至今汉江黑流渡的水道，在县河边有截（捷）河口（今官路村与公园村交界处的曾家河口）。追溯至唐代以谐音之讹应为接河口，即连接襄河和县河水道之口，“连水口”之音义，应与此有相同或相通用，且江家河口（清道光年称巾水三氵义口）至上游黄土潭西部也有三面或四面交会的水道，这一段水道之口都可称连水口。“船行欲映洲”，应指西塔寺的覆釜洲至江家河（或黄潭西的三氵义河）一带的洲滩之地，陆羽沿江家河（或黄潭西的三氵义河）西北而上经京山等地去考察茶事，崔在公事繁忙中匆匆去送别，说明郡治离此不远或者十分方便。这也证明，崔国辅“出守竟陵”，治所也在竟陵城。因此，清道光《天门县志》的学者经过考证，在沿革中载：竟陵城为“天宝二年竟陵郡州治”。这里的“竟陵郡州治”，是说郡治和先前的复州治所都在竟陵城。在其“川泽”栏中又指出：陆羽所歌的“西江”，在江家河至截河口和县城西门外一段。证明连水口与西江、与州郡治所都很近。　　三、安史之乱与陆羽别竟陵前后郡州治所变迁　　陆羽《自传》中：“至德初，秦人过江，予亦过江”，是指安史之乱爆发一年多中，叛军南下中原，攻陷长安，进逼江汉，危及竟陵，陆羽随即离境东下南迁。当时，仓惶向四川逃奔的唐玄宗，由朝臣调整部署应对危局，将军事要冲襄阳置防御使，实行道、州、县三级行政区，不断派员组织军民抗击南下叛军。逃亡中在官军逼迫下，玄宗将权位让给太子李亨，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年，公元756）7月，李亨即位灵武，改年号至德。在此前后的夏秋之季，先派永王李璘任山南等四道节度都使，并由襄阳南下坐镇江陵，不料他在江陵“召幕士将数万人，姿情补署”，搜刮民脂又破用国库巨亿，于10月率军东下江左，扩充实力拥兵自重，给南下叛军以可乘之机。不久，又派鲁炅为山南节度使，由南阳退守襄阳，暂缓“虏不得进江汉。”由于朝廷官兵在江东平息永王割据势力，江陵一带兵力分散“力竭不能支”，襄阳危局又使“襄汉数百里乡聚荡然，举无樵烟”，竟陵的兵荒马乱，使百姓流离失所。陆羽看到此境，在悲愤中写下《四悲诗》有：胡尘蔽上苍，烽烟纵虎狼，欲悲民失所，被驱若犬羊。他万分焦急地记着：“悲盈五湖山失色，梦魂和泪绕西江”。真实记录了竟陵城和汉江沿岸一片狼籍，民众纷纷逃乱的惨状。而那些郡县官员们不顾老百姓安危，早闻风自保向离长江较近的沔阳迁移，有的随军东下。同年冬至次年春，陆羽决定和部分难民离开竟陵，他由干驿东冈岭（在此整理《茶经》初稿，可能停留几个月）经鄂州武汉、黄州、蕲州一带向江南出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2月改年号）调整州郡时，将竟陵郡改为复州，治所当在沔阳。次年8月，襄州驻军康楚元、张嘉延聚众万余人叛乱，举兵南袭荆南的江陵，节度使杜鸿渐弃城逃逸，其所领郢、复、峡、归等州官吏闻风丧胆，争相潜窜山谷间，造成“汉沔馈运”几乎陷入阻绝中。11月，朝廷派韦伦征讨荆襄叛军，果断平定这里的兵变，使局势稍有平缓。乾元三年（公元760），襄州大将张维瑾起兵作乱，朝廷又派来瑱和韦伦征讨，使局势得到平定。此时，将荆南节度使的荆州升为江陵府，在南都置永平军固守。到宝应二年（公元763）安史之乱结束时，复州由沔阳镇又移治竟陵，也就是《新唐书·地理志》中“复治故址”。对安史之乱多次动荡局面进行综合分析，我认为至德元年（公元756）至乾元年，竟陵郡和复州治所在沔阳，宝应二年（公元763）复州还治竟陵。如果撇开这一历史背景，简单推断竟陵郡（计14年）治全在沔阳（天宝末只有一年半左右），以偏概全就有违史实。　　总之，以上考证和论述综合归纳：陆羽出生前后，自刘讽任职竟陵到钱起登“复州南楼”的复州（有58年），再到天宝元年改为竟陵郡后的14年，竟陵城为复州或竟陵郡治所（计有72年）。安史之乱期间的至德年或陆羽离开竟陵前后不久，竟陵郡和复州治所在沔阳（只有7年）；宝应二年至元和年（中间按杜佑记一度治沔阳约10余年）后，复州治所一直在竟陵（到唐末即公元907年为止计有144年）。加上唐武德五年（公元622）至贞观七年（公元633）的11年和后来的216年（144+72），复州和竟陵郡治所在竟陵城共有227年，若加上唐五代的40年，也有267年。　　对两《唐书》的史料，仅以地理志中的记载是不够的，须结合其人物传和政治历史背景等，进行纵向和横向对比考证，才能全面把握史料的完整性。若以单一简略（除全国和省编本外）的史料，片面推论贞观七年后的复州和天宝年的竟陵郡治所，而忽略乾元年和宝应年的复州，就会出现偏正失当的误解，甚至造成张冠李戴和断章取义的错误，使复州和竟陵郡治沿革史事失真，形成不必要的纷扰和错觉。陆羽成为茶神茶圣，是唐代竟陵和江汉一带经济文化发展的标志，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与竟陵的历史地位和人文环境分不开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这段历史沿革和史事，还清其本来面目，给陆羽及其《茶经》一个真实感。　　引据注释：　　《新唐书》卷34地理第四，中华书局版第1033页。　　《旧唐书》卷39地理第二，中华书局版第1549页。　　《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页。　　杜佑《通典》下册卷183州郡十三，湖南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54页。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11山南道二，抄天门档案馆市方志办资料。　　童正祥、周治平《陆羽与茶经》历史铭记选，2003年9月版第24页。　　宋《太平广记》卷329鬼类，牛僧孺《玄怪录》，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22页。　　杜佑《通典》上册卷53礼13吉12，湖南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771页。　　清陈诗《湖北旧闻录》郡县三，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编委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天门市政协文史委编《竟陵历代诗选》1993年版第58-59页。　　《全唐文》卷342，颜真卿《陇西郡开国公李公神道碑铭》　　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清道光《天门县志·沿革》卷之四，道光辛巳年（1821年）刻本。　　《新唐书·鲁炅传》卷147，中华书局版第4757页。

2013-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