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研所，我的工作干劲更大，我要为南研所努力工作，以不负人家用两个工人来换我的调动，这也算是报答！我几乎成天在基层采访写作。我写的稿子不但投往《江汉石油报》，也投向《湖北日报》《人民日报》，投往《江汉石油报》的文章，差不多都发表了，而投往《湖北日报》《人民日报》的文章，用石沉大海一词来形容还是很恰切的。当然这中间我还写了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也在国刊省刊地市刊发表过一些。
1978年5月的一天早上，单位收发员给我的办公室送来一封邮件。他因为收发我的退稿多，也收到我订的报刊杂志不少，还收到刊登我文章的样报样刊，也还有邮局送来的稿酬单。他说：《人民日报》来的，是个大家伙。果然那信封厚而且大。我便在内心喜不自禁了。打开一看，是两本刊物，名叫《战地增刊》，人民日报社副刊部办的。
这次发表的是一首诗，不长，题目叫《勘探队员抒怀》。看了作品题目，我忙找到发稿登记本，作品是这年3月1日寄出的，5月份就成刊，出版还是很快的。
现不妨将作品摘录如下：
勘探队员抒怀
别离旧战场，奔赴新油田，
马达呼白云，车轮踏青烟；
再见了，钻塔、采油树……
一声汽笛哟，催我回头看。
忽然，迎面扑来一座大山，
云雾护卫着巍巍峰巅；
依稀可辨山色青，
咦！多么熟识的容颜。
对了，就是这座山，
曾伴咱打响夺油战；
山洞里——阅资料，
悬崖下——打炮眼。
钻探机声，盖过松涛，
亭亭老松，捋须称赞；
记录曲线，映着弯弯流泉，
清清流水，滴滴争作贡献。
老朋友们呵交情厚，
离别时，更缠绵——
老松伸手拉衣衫，
流水跟着车轮转。
别了，别了，好朋友，
咱们互赠礼品作纪念：
你赠我一个油海，
我赠你炼塔油管。
别离旧战场，奔赴新油田，
马达呼白云，车轮踏青烟；
再回首，大山渐远，
而咱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田……
这样的诗，而今看来当然可以一哂，不过我寻思，读过了那些：我尿尿了/我又尿尿了/我还想尿尿。比之这样的尿尿体，我还是看重我写的这些诗的，它至少表达了我的一份情怀。而且，我写这些并非无病呻吟。1977年的春夏之交，我曾以机关干部身份下基层与工人们“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曾带领中国第一支女子地震勘探队——2240女子地震队钻井二班，深入当阳远安大山区大干三个多月。在100多天的日子里，我带领十多个姑娘们在山里无分白天黑夜地打井，常常是30个小时40个小时连轴转，姑娘们说我的鼻子都生锈了。我因此还患上胃出血，后来回单位住院三个多月，也因此入党提干，也为后来去华中师范学院读书打下了基础。那三个多月的勘探生活，让我写诗无数，也写下多篇散文，还发表过小说。那财富至今仍然还在用着。时至而今，我也不认为我那时的付出是因为我的单纯还是别的什么，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为祖国还奉献了我的青春，共和国目前这么发达也曾有我的一份功劳，我因此而感到自豪！
那一段时间，我的创作热情高涨，我们单位党委书记刘有侗非常支持我。在我的第一本专著《新诗别一奇葩——李瑛诗论》要送往湖南人民出版社时，刘书记亲自安排党委副书记牵头，帮我组织单位打字员用四通打字机打印文稿。七个打字员打了四天才将近二十万字的书稿打印出来，这为后来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专著，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中间，先是决定由湖南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后因湖南人民出版社分出湖南文艺出版社，我的书稿又转入文艺出版社，仍然是计划出版，当时还没有自费出书案例）。
当然，从第一篇文章变作铅字，到人民日报战地增刊发表诗作，我已经在《诗刊》《长江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文艺》《芳草》《解放军文艺》《南方日报》《青年月报》发表多篇小说、散文和诗作了，而且在湖北文坛也小有名气。
3
1986年3月4日，我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体裁是新闻特写，题名《叶司机撕票》。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南研所宣传部门入党提干后，便去华中师范学院读书。几年后我回到了油田，油田报社便要调我去报社工作。其实在华中师范学院读书时，曾有一些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有意让我留在武汉工作。因为当时中国刚从一种状态中出来，各行业急需人才，而我在文学创作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正面影响。但我不舍南研所，主要是不舍我的好领导刘有侗书记，于是我回到南研所。当我正准备以努力工作来回报单位时，油田报社来了商调函。对此我很徘徊，已经脱产学习了数年，应该回报单位时却又要调走，这不是我的价值观。于是我找到老书记，讨教怎么办。刘书记与我分析，站在他的角度，当然希望我能够留下来，好好服务单位。南研所在当时是一个有着5000多干部职工和科研工作者的大单位，在油田也是重要部门，去不去报社对我不是十分紧要。但老书记话锋一转：不过从发展来看你去文化部门工作会更能施展你的才华，况且油田报社平台要大于南研所，视野开阔，便于你的创作。
老书记语重心长，水平很高，远非我能比。于是我在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后，决定去报社工作。
在报社，工作以新闻为主，写好新闻便自然成了我的新追求。这时候油田报社，已经有不少记者在《湖北日报》发表了有影响的新闻作品。我当然也十分重视《湖北日报》，不过我在心里更向往《人民日报》。那一年报社派出一名记者去《人民日报》进修，他在进修期间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有半块豆腐那么大。但这也在报社记者们中间引起了反响。因此我寻思，我可不能再写读者来信了，应该写好新闻，并争取上头版。这个难度当然更大。《人民日报》每期头版肯定发表不了一万字，因为报头就占用了一定版面。
但我想：事在人为！
因为写新闻与文学创作很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新闻事件要有份量。新闻事件一要新，二要敏锐，三要典型，最好能够反映我们党和国家当时的方针和政策，并要在全国这个面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一句话难度太大。油田虽是中央企业，但在全国这个面上那就小得无可比类了。
但我得去追求。
当时的实际情况于我并不利，我的主要岗位是副刊编辑，并负责一个部门，时间少，外出采访的机会也不多。但我在做好岗位工作之外，也见缝插针抓时间补短板，一是研究新闻理论，二是多下基层，抓好新闻。此举果然凑效。我写关于新闻标题制作研究文章，在《清海日报》通讯上连载，并且在中国新闻学会、中国记者协会会刊《新闻学刊》上发表论文。其中论文《新闻写作技巧与读者思维调动》（《新闻学刊》1987年第十一期）在读者中引起一定反响，在我们报社编采人员中受到欢迎。我们报社领导也感到吃惊，报社编采人员写理论文章不多，且在全国最高新闻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一直没有，为此还给了我一定奖励。但我不满足，新闻记者写新闻作品为主，一定要写出好新闻！
198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风已经蔚然，各种生产经营活动蓬蓬勃勃，但随之而来也产生了一些不正之风。例如，当时的长途客运仍然以集体为主，客车司机们出车，从公司财务部门领取车票，回来时凭车票票根上缴客运钱款。简言之，用了多少车票，就得交多少钱。但有个别司机因独立在外，往往载客收钱却不给乘客车票，有的还有独招，少收你一点乘车钱，但你不能要车票。长途客运起点站多是从车站开始，这一块司机不接触钱款，但一路上会收不少散客，且这些散客多是农民，不要车票的。能够少几块钱不给车票，对他们而言，很划算。这在当时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起先是派乘务员跟车，但不行，人家司乘合起来作弊后再分钱。思想政治工作虽有时凑效，但对少数人效果不佳。此种情况，在报端亦可见一些评论。而我只是在遇到一桩新闻事件时才被新闻敏感激发。
那是1986年１月１９日早晨，我因事出差武汉，住在油田武昌招待所。那天早晨，我乘坐油田运输公司客运大队的客车返回油田。车经汉阳侏儒镇，便有一农民模样中年人拦车。司机停下车后，那人上车，先找到空余座位，接着给司机补上车票。司机找给他钱后，正准备给他撕车票时，他却跑回到座位上去了，还一个劲喊道：“师傅，我不要车票。”司机告诉他，不要车票不行。但他仍然坚持不要车票。于是司机一边向着乘客，一边说：你们看好了，我把票撕了。说着他便将碎车票扔出窗外。
我的新闻敏感当即让我意识到：这有新闻价值！我也被司机这种举动感染：是一篇多么好的新闻素材啊。当天中午到家后，我连午饭都没有来得及吃，便一口气写下这篇稿子。因为第二天要出报，我得在下午上班时将稿给予新闻编辑。第二天《江汉石油报》印出来时，就有同事对我说，这篇现场短新闻好。我便在那天早上立马重抄了一份，送去了油田邮局，寄给了《人民日报》。
这年３月５日早晨，我上班不久，收发员小潘送报到我的办公室，说：“杨师傅，你有篇稿子好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小潘年纪不大，小姑娘性格特别好，平时我与她互动多，皆因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我送信送刊。我订报不多但订刊多，信也差不多天天都有。多是退稿信，也有不少是发表了作品后报社杂志社寄来的样报样刊以及稿费单。所以小潘与我相当熟。
有一点知识我很明白：报纸出印刷厂时，一般都是对折叠的，而且报头一定在外层。既然小潘说看到我的来稿，那就是说她看到的是报纸的头版或者是末版，而且一般都是头版。做为收发员，早晨那段时间是最忙的，她不可能打开报纸去浏览里面的内容，顶多是分发时顺眼一看而已，这说明我有稿发表在《人民日报》，且是头版。如果说是散文，大多发表在末版，这是贯例。如果是新闻，那就一定是第一版。于是我拨开其他报纸，专拣《人民日报》来看。果然在头版下端，有个豆腐块文章署着我的名字，也有单位：《江汉石油报》社。
这天的报纸时间是：１９８６年３月４日。
因我们油田地处乡下，一般不能收到当天的《人民日报》等外地的报纸。所以3月４日的报纸，我于５日才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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