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王阳明之古今异同

    （王阳明）还至赣州，议讨浰头贼，独仲容未下。横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来归，而严为战守备。守仁岁首大张灯乐，仲容信且疑。守仁赐以节物，诱入谢。仲容率九十三人营教场，而自以数人入谒。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宫，厚饮食之。贼大喜过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观灯乐。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门，诸贼入，以次悉擒戮之。余贼奔九连山。 
    对王阳明，我相信，但凡有点文化的中国人都不陌生，尤其是他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就算不理解的人一定也听说过。但他这人可不咋地，一生一妻五妾，好排场，杀降，几乎做尽心狠手辣之事。
    上面那段文字，是《明史.列传.王守仁》的原文，文中我加了下划线的两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他（仲容）疑什么？又安什么？显然，王阳明对他一定有所许诺。而他们（就是一群活不下去的老百姓）便信了，结果酒足饭饱之余，全做了王阳明的刀下鬼。
    这没什么，在中国古代，言而无信原本是常态，而这些活不下去的老百姓，之所以轻信王阳明，也不是他们就真的愚惷，而是因为他们原本无路可走，所以才抱着万一的侥幸，试图与王阳明谈一谈，看能否从他那里得到些许好处，结果王阳明顺势为之，诱杀了他们。
    这展现出中国古代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也大体解释了为何直到今日，中国的老百姓依然缺乏主体意识。
    只是，王阳明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心学宗师、圣人，是华夏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特别是他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更是传颂古今，为时人所推崇。
    然而，就这样一个人，他行起事来，却与凡夫俗子一般无二：别人纳妾他纳妾、别人讲排场他讲排场（他出行，必以大队官兵作为先导，考虑到他做过的事，也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别人杀降他杀降；别人汲汲于功名，他也汲汲于功名。而且，按他本人的意思，知行合一，或曰行知合一，他对他所做的事是没有任何推诿的：我既然这么做了，我心中就是这么想的。
    难道，这就是那个临死之际，高呼我心光明的王阳明？也许，是我们误解了他！
    对中国古人，事实上我们是不了解的，尤其是随着西风东渐，许多中国古代的名词，都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它们似是而非、广为流传，以至一时间东施效颦，我们竟认为中国古代也拥有一定的现代文明。
    这是不正确的，须知，现代文明的肇始者是欧洲，而欧洲的多政治中心，对神明的信仰，以及对荣誉的热爱，都是中国古代所不具备的。虽然，在儒家的理念里，有道德、仁义礼智信，但是，它们真实的意义本身是存疑的。
    首先道德：我们今人的概念多少与个人作风和人品有关，但在古代，道德的意义仅仅被用在人与人——确切地说，是华夏男人与华夏男人之间，对外邦人（夷狄），还有女人，是无所谓道德的。
    《论语.八佾》中，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对于那些没有受过教化的人，就算他们有君主也不如我们没有君主。显然，在孔子眼里，君主很重要，而夷狄，唉，别说了！
    此外，就今人（特指男人）来说，移情别恋是非常不道德的事，但在古代，一个男人就算他找一千个女人也与道德无关。
    接着是仁：在今人眼里，它多少代表善，但在古代，却并非如此。
    《论语.宪问》中，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又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在这里，仁与殉主和功劳联系在一起，好像是忠的意思，又好像有贞和烈的意思，——天知道！
    最后义：在孟子那里问题不大，具有一定的普世意义，但在梁山好汉那里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如果你是好汉是同志，那大家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银子，如果你不是，那对不起，要把你做成包子。
    总之，王阳明临终之际那句我心光明，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光明磊落，囿于古人认知，特别是囿于华夏的礼制概念，真正意义上的光明磊落是王阳明所不能理解的，它真正的意思应该是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忠孝。
    他一再高呼的良知也属于同一个窠臼。
    这也印证了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