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友元：回不去的皂市高中
我1977年秋从我们村里的学校转入皂市中学读高中。我们村里的学校原来是一所只有三四个班的小学，我五年小学毕业要升初中，学校也随我一起升初中，我两年初中毕业又要升高中，这一次，学校好像不想再陪我往上升了。说上级决定，我们那届在村里毕业的初中生，就近转入皂市中学读高中。当时，别说心里有多高兴。
我真的担心还要在村里那个破破烂烂的学校继续读完高中。不然，我们那位亲爱的杨老师就会把我们从小学一直教到高中毕业。
1977年秋季开学，我们全村二十多个同学高高兴兴的背着书包来到皂市中学报到。
踏进校园，看到宽敞的林荫道，整齐的校舍，明亮的教室和那深绿色的课桌，个个都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兴奋。
皂市中学成立于解放初期，是天门一所老牌重点高中学校。文革前主要面向天门以北地区择优招生中学生，据说每年高考都有考上武大、华工、华师的学生，考上省外的也有南开、复旦和人大等知名学府的娇子。
十年文革期间每个小公社都兴办起高中，每个大队也就相应办起了初中。皂市中学也就停止了对外招生，她只招收皂市镇居民和皂市镇管辖几个郊区的子女，周边公社生产队农民的子弟只能到所在公社大队读书。
我们是皂市中学在文革后第一批从农村来的学生。时隔多年后，学校突然涌进了一群土里土气穿着破烂的农村孩子，全校师生都感到有点新奇。
学校把我们来自沿河、上付、蔡家、钟刘等几个村的50多名学生单独编制成一个班，叫高一（4）班。
那时候城乡差别非常大。农村来的学生和皂市镇上的学生也有着明显的区别。镇上的学生都是镇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天门水泥厂、农药厂、树脂厂等几十个厂矿企业单位干部职工的子女，或者是镇上居民的子女，或属于皂市镇管辖的花园、杨秀、二龙等几个郊区的子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部都是城市商品粮户口。每人每月不仅有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父母有体面的工作，家里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一句话，他们的生活与农村有着天壤之别。
镇上学生与农村学生最显著的主要区别还是表现在穿着上。镇上无论男生还是女生穿着漂亮时髦，打扮洋气。
那时候我们只是听说“的确良”他们身上就穿着“的确良”，我们从未见过皮鞋他们脚上就穿着皮鞋，我们从来没有过早的习惯，他们每天早晨手里不是拿着锅盔油条，就是提着馒头包子边走边吃。有几个同学手腕上还带着亮晃晃的手表。相比之下，我们农村来的学生显得非常寒酸，上衣和裤子到处都留着方形、圆形和三角形等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补丁，有的同学脚上穿的鞋子大指头还露出在外面，走路时后跟一走一搭，边走边响。
我们不仅没有早餐，就连中午饭也没着落，空着肚子上半天课，中午下课了急忙往家里赶，每天来来回回四躺要走十多里，路上要花三个多小时。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起风下雨，道路泥泞，上学经常出现迟到。村里有个好心人给我们联系了镇上一家搬运站的食堂，中午为我们搭伙蒸一砵饭，这样我们从家里带着大米到搬运站食堂换取饭票，一斤米换八两饭票，扣除二两作为加工费。从此我们中午就不用再来回往家里跑了。
皂市是一座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的古镇。据说是古风国之都。皂市与竟陵、岳口并称天门三大镇。
皂市镇是我小时候心中的大城市，是我儿时无比向往的地方。
童年时，我常积攒一些牙膏袋、鸡胗子、乌龟壳之类或捡一些破破烂烂的小东西，拿到镇上一家废品收购站去卖，然后又到副食品店换糖果吃。有时候天不亮就爬起来跟着父亲去上街卖菜，卖完菜后父亲总会给我买一碗面条或一个锅盔。上学后，把过年时父母给的一点压岁钱拿到镇上去买小人书、铅笔、白纸、橡皮擦等学习用品。
有一天去镇上，我来到一个小书摊，正巧看到一本书。一下子全身像被魔法给罩住，蹲在地上盯着书目不转睛一遍遍地翻看，直到那位管书的爹爹用手指轻轻地敲我的头，说要回家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递到他手里，依依不舍地离开。
记得那本连环画书名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那时候镇上的居民把来自农村里的人称之为“乡滴人”或“乡里滴”。这种称呼久而久之便成了他们的口头禅。那些居民根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脱口而出的三个字是对农村人的一种不敬和歧视，他们心里总是认为自己要比农村高一等。
上学路上，我们农村学生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走在街上，居民门时常会投来一种异样的目光，他们称呼我们是“乡滴娃”或“乡滴学生”。
每次听到“乡滴娃”“乡滴学生”这样的称呼，我总是低着头快步离开，心里一阵苦涩。
我的一个同伴，个子高，身体结实，人长得非常英俊，有一天放学回家，从几个人的面前路过，其中一个人用手指着他说，“看，这家伙从小就长得是个挑草头的身材。”我的同伴顿时脸色煞白，心中一团愤怒的火焰难以发泄。可想而知，这对一个贫寒的农村少年来说自尊心是一种何等的伤害！
莫说镇上的居民这样欺视我们，就连镇上有一条狗也是如此。那时候，每天上学我们必经一座弓形的古石桥，叫西大桥，桥头附近常有一条狗在那里溜达。这狗浑身污垢，看上去像是一条野狗。但它远比我们湾里那条又高又大的黄狗要神气的多，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它毫不畏惧来往的车辆和行人。更奇怪的是，这家伙好像也知道我们是从乡里来的学生，它只要看到我们从桥头经过，隔老远就对着我们一阵乱叫，那疯狂的犬声也毫不掩饰地透露出自己属于镇上的一种优越感。
校园里也有极少数镇上的同学对我们瞧不起。有的同学笑话我们衣服上的补丁，有的笑话我们脚下不穿袜子，有的笑话我们每天不过早，还有的笑话我们说话土气等等。
高一上学期，学校每周还有几节劳动课。有一次，我们一年级四个班的同学在一起搞劳动。
在学校以北三四里路远的地方有一块棉花田，那天劳动课的任务就是把田里的棉梗运回学校，每一个同学背上背着一捆棉梗往学校走，老师领着两百多名学生，像一支行军打仗的部队很是威武雄壮。
同学们陆陆续续把 棉梗背回到操场后，管后勤的领导一看离放学的时间还早，他又要求我们把棉梗堆起来。
堆棉梗这样的活儿，镇上的学生肯定不行，有几个不服输，爬上去试了几下，很快就败下阵来。我们农村来的同学干这种事个个都是能手。我村子里一个发小他自告奋勇一个健步就翻越上去，利利索索一把一把将棉梗往上堆得整整齐齐。
不一会儿就堆上了顶，在同学们地一片喝彩声中正准备下来的时候，奇迹突然出现了。由于用力过猛，裤子上的那个卡钩忽然绷断了，一刹那间，裤子滑落下来。我们农村学生是从来不穿内裤的，这时，下身赤条条地暴露在大家面前，老师和同学们先是一愣，随后就轰然大笑，女生低着头捂着脸边笑边往后躲，男生笑得疯狂、笑得人仰马翻、笑得死去活来，甚至有的欢呼、跳跃、还在地上打起了滚。班主任老师见状，赶紧解下自己的皮带扔了上去，他系好后才慢慢地下来。
我们从农村来的学生本来就有些自卑不自信，说话颤颤惊惊，走路生生怯怯。面对这些异样的眼光和嘲笑，更增加了我们的自卑，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矮他们三分？
不假，我们确实是来自农村的乡里人。我们确是衣服破烂、土里土气。但是，我们有权力来这里学习文化知识。我们同样也有一颗追求知识追求梦想火热的心。
那种异样的目光和歧视性的称呼，虽然挫伤了我们一定的自尊心，但挡不住我们每天上学的步伐，动摇不了我们追求知识实现梦想的信心！
于是，我们横下一条心，发奋努力勤奋学习，一定要在学习成绩上不输给他们。
1978年春我们进入高一下学期，科学的春天绿满神州大地。科学的春风也吹进了我们的校园。期中，学校举行了十年文革后的首次数学竞赛，我们农村来的几个同学，在这次竞赛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名次和奖项。记得我是以79分远远高出第二名十多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而镇上的学生只有一个拿到三等奖。这一下轰动了全校，老师和同学们从此对我们刮目相看，纷纷向我们投以无比仰慕的眼光。教我们课的几位老师在学校的地位也大大提升。
班主任宋红英老师教我们语文，宋老师身材魁梧，性格沉稳，工作认真负责。宋老师像一位慈祥的父亲，对我们既要求严格，又细心关爱，每天清晨无论有没有早自习，他总是站在教室门口迎接我们的到来。他经常苦口婆心的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明天是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就看今天你们如何刻苦学习。
数学课张德全老师是一位温和、斯文、稳重的人，走路不慌不忙，讲课慢条斯理。当年武汉师范学院毕业回皂市老家教书，在学校一直得不到领导的重用，常有一种怀才不遇的伤感，这次他所带的班，学生在竞赛中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也让张老师在 学校好好地扬眉吐气一番。
物理课老师老师李中明是天门县城的人，大学毕业分配来到皂中教书，生活非常随意简朴，烟瘾极大，事业心极强，他特别喜欢我们农村来的学生，第二年我们住校，饭后他有事无事都喜欢跑到我们寝室里去看一看，有时还到我们床上坐坐聊天，嘘寒问暖格外亲切。高二上学期他还带我到天门参加全县物理竞赛，那次虽然没有获得名次，但李老师对我希望不减。
我喜欢张老师的数学课，也喜欢李老师的物理课。
我们还喜欢后勤主任夏老师，夏主任说话声音不大但语速很快，办事走路总是风风火火，他像一位慈爱的父亲给我们很多关照。读一年级时，每次劳动课不是在北面那块棉花地里干活就是在校办工厂做塑料包装袋，印花、封口、包装全部都是机器操作。夏主任生怕我们农村学生不熟悉流程，给身体造成伤害。他总是忙前忙后在我们身边，耐心细致地手把手地指导。
我们也很喜欢赖校长，高二时他还带我们政治课，赖校长是福建人，文革前武大哲学系毕业分配来皂市教书，他小时候在农村没少吃苦，因此对我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赖校长常用自己成长得经历来鼓励我们农村学生努力读书考上大学，教育我们一定要用知识改变命运。
1978年秋进入高二。学校重新调整了班级，校领导将四个毕业班中成绩较好的同学组成了一个快班，也叫重点班。这样我们部分农村来的同学和镇上的同学就混编在一个班里了。
通过一段时间近距离的接触和相处，农村和镇上的同学都建立了很好的同学关系。同学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情谊与日俱增。其中，我与许多同学还建立了终身不忘的兄弟般感情。记得有一天上夜自习，突然刮起了大风气温陡降，我身上穿的很单薄，邻桌方永红同学看到我冷得快顶不住，他马上跑回家里，拿来一件羊毛背心给我穿上，让我既温暖又感动，这件事过去四十多年了，至今都难以忘怀。石新华、彭宣桥同学经常和我在一起探讨学习上的问题，宣桥还多次带我到他家里去吃饭。郭波常把自己的课外资料借给我学习，有时从家里带来“参考消息”等报纸杂志给我看。艾建红、艾建东两兄弟有时跑到我们寝室去聊天，学习紧张时讲些笑话活跃气氛缓解压力。刘金学、梁建楚同学常常从家里带来糖果花生等小吃和我们分享，彭宣桥、刘建文同学几十年如一日和我保持着兄弟般亲密的感情。等等等等。
班上有一个女同学，长的眉清目秀、五官端庄，脸上泛着桃花色的红晕，嘴角露出一对甜美的酒窝。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扎着两条不长不短的辫子悠然的落在背后，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能把冰雪融化。皮肤雪白细嫩，身材匀称丰满，走姿优美动人。我想历史传说中的西施、貂蝉等四大美女也应该就是这个模样吧。
她是同学们公认的校花。全校男生无不倾心仰慕。她，就坐在我的右前方。令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她常常在趁人不备的时候，喜欢扭过头来冲我回眸一笑。
我不明白，那时候她为什么会冲我回眸一笑？我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她那颗山泉般清澈的少女之心。至今我还没有弄清楚这其中的奥秘。
我真的担心还要在村里那个破破烂烂的学校继续读完高中。不然，我们那位亲爱的杨老师就会把我们从小学一直教到高中毕业。
1977年秋季开学，我们全村二十多个同学高高兴兴的背着书包来到皂市中学报到。
踏进校园，看到宽敞的林荫道，整齐的校舍，明亮的教室和那深绿色的课桌，个个都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兴奋。
皂市中学成立于解放初期，是天门一所老牌重点高中学校。文革前主要面向天门以北地区择优招生中学生，据说每年高考都有考上武大、华工、华师的学生，考上省外的也有南开、复旦和人大等知名学府的娇子。
十年文革期间每个小公社都兴办起高中，每个大队也就相应办起了初中。皂市中学也就停止了对外招生，她只招收皂市镇居民和皂市镇管辖几个郊区的子女，周边公社生产队农民的子弟只能到所在公社大队读书。
我们是皂市中学在文革后第一批从农村来的学生。时隔多年后，学校突然涌进了一群土里土气穿着破烂的农村孩子，全校师生都感到有点新奇。
学校把我们来自沿河、上付、蔡家、钟刘等几个村的50多名学生单独编制成一个班，叫高一（4）班。
那时候城乡差别非常大。农村来的学生和皂市镇上的学生也有着明显的区别。镇上的学生都是镇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天门水泥厂、农药厂、树脂厂等几十个厂矿企业单位干部职工的子女，或者是镇上居民的子女，或属于皂市镇管辖的花园、杨秀、二龙等几个郊区的子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部都是城市商品粮户口。每人每月不仅有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父母有体面的工作，家里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一句话，他们的生活与农村有着天壤之别。
镇上学生与农村学生最显著的主要区别还是表现在穿着上。镇上无论男生还是女生穿着漂亮时髦，打扮洋气。
那时候我们只是听说“的确良”他们身上就穿着“的确良”，我们从未见过皮鞋他们脚上就穿着皮鞋，我们从来没有过早的习惯，他们每天早晨手里不是拿着锅盔油条，就是提着馒头包子边走边吃。有几个同学手腕上还带着亮晃晃的手表。相比之下，我们农村来的学生显得非常寒酸，上衣和裤子到处都留着方形、圆形和三角形等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补丁，有的同学脚上穿的鞋子大指头还露出在外面，走路时后跟一走一搭，边走边响。
我们不仅没有早餐，就连中午饭也没着落，空着肚子上半天课，中午下课了急忙往家里赶，每天来来回回四躺要走十多里，路上要花三个多小时。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起风下雨，道路泥泞，上学经常出现迟到。村里有个好心人给我们联系了镇上一家搬运站的食堂，中午为我们搭伙蒸一砵饭，这样我们从家里带着大米到搬运站食堂换取饭票，一斤米换八两饭票，扣除二两作为加工费。从此我们中午就不用再来回往家里跑了。
皂市是一座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的古镇。据说是古风国之都。皂市与竟陵、岳口并称天门三大镇。
皂市镇是我小时候心中的大城市，是我儿时无比向往的地方。
童年时，我常积攒一些牙膏袋、鸡胗子、乌龟壳之类或捡一些破破烂烂的小东西，拿到镇上一家废品收购站去卖，然后又到副食品店换糖果吃。有时候天不亮就爬起来跟着父亲去上街卖菜，卖完菜后父亲总会给我买一碗面条或一个锅盔。上学后，把过年时父母给的一点压岁钱拿到镇上去买小人书、铅笔、白纸、橡皮擦等学习用品。
有一天去镇上，我来到一个小书摊，正巧看到一本书。一下子全身像被魔法给罩住，蹲在地上盯着书目不转睛一遍遍地翻看，直到那位管书的爹爹用手指轻轻地敲我的头，说要回家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递到他手里，依依不舍地离开。
记得那本连环画书名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那时候镇上的居民把来自农村里的人称之为“乡滴人”或“乡里滴”。这种称呼久而久之便成了他们的口头禅。那些居民根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脱口而出的三个字是对农村人的一种不敬和歧视，他们心里总是认为自己要比农村高一等。
上学路上，我们农村学生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走在街上，居民门时常会投来一种异样的目光，他们称呼我们是“乡滴娃”或“乡滴学生”。
每次听到“乡滴娃”“乡滴学生”这样的称呼，我总是低着头快步离开，心里一阵苦涩。
我的一个同伴，个子高，身体结实，人长得非常英俊，有一天放学回家，从几个人的面前路过，其中一个人用手指着他说，“看，这家伙从小就长得是个挑草头的身材。”我的同伴顿时脸色煞白，心中一团愤怒的火焰难以发泄。可想而知，这对一个贫寒的农村少年来说自尊心是一种何等的伤害！
莫说镇上的居民这样欺视我们，就连镇上有一条狗也是如此。那时候，每天上学我们必经一座弓形的古石桥，叫西大桥，桥头附近常有一条狗在那里溜达。这狗浑身污垢，看上去像是一条野狗。但它远比我们湾里那条又高又大的黄狗要神气的多，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它毫不畏惧来往的车辆和行人。更奇怪的是，这家伙好像也知道我们是从乡里来的学生，它只要看到我们从桥头经过，隔老远就对着我们一阵乱叫，那疯狂的犬声也毫不掩饰地透露出自己属于镇上的一种优越感。
校园里也有极少数镇上的同学对我们瞧不起。有的同学笑话我们衣服上的补丁，有的笑话我们脚下不穿袜子，有的笑话我们每天不过早，还有的笑话我们说话土气等等。
高一上学期，学校每周还有几节劳动课。有一次，我们一年级四个班的同学在一起搞劳动。
在学校以北三四里路远的地方有一块棉花田，那天劳动课的任务就是把田里的棉梗运回学校，每一个同学背上背着一捆棉梗往学校走，老师领着两百多名学生，像一支行军打仗的部队很是威武雄壮。
同学们陆陆续续把 棉梗背回到操场后，管后勤的领导一看离放学的时间还早，他又要求我们把棉梗堆起来。
堆棉梗这样的活儿，镇上的学生肯定不行，有几个不服输，爬上去试了几下，很快就败下阵来。我们农村来的同学干这种事个个都是能手。我村子里一个发小他自告奋勇一个健步就翻越上去，利利索索一把一把将棉梗往上堆得整整齐齐。
不一会儿就堆上了顶，在同学们地一片喝彩声中正准备下来的时候，奇迹突然出现了。由于用力过猛，裤子上的那个卡钩忽然绷断了，一刹那间，裤子滑落下来。我们农村学生是从来不穿内裤的，这时，下身赤条条地暴露在大家面前，老师和同学们先是一愣，随后就轰然大笑，女生低着头捂着脸边笑边往后躲，男生笑得疯狂、笑得人仰马翻、笑得死去活来，甚至有的欢呼、跳跃、还在地上打起了滚。班主任老师见状，赶紧解下自己的皮带扔了上去，他系好后才慢慢地下来。
我们从农村来的学生本来就有些自卑不自信，说话颤颤惊惊，走路生生怯怯。面对这些异样的眼光和嘲笑，更增加了我们的自卑，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矮他们三分？
不假，我们确实是来自农村的乡里人。我们确是衣服破烂、土里土气。但是，我们有权力来这里学习文化知识。我们同样也有一颗追求知识追求梦想火热的心。
那种异样的目光和歧视性的称呼，虽然挫伤了我们一定的自尊心，但挡不住我们每天上学的步伐，动摇不了我们追求知识实现梦想的信心！
于是，我们横下一条心，发奋努力勤奋学习，一定要在学习成绩上不输给他们。
1978年春我们进入高一下学期，科学的春天绿满神州大地。科学的春风也吹进了我们的校园。期中，学校举行了十年文革后的首次数学竞赛，我们农村来的几个同学，在这次竞赛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名次和奖项。记得我是以79分远远高出第二名十多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而镇上的学生只有一个拿到三等奖。这一下轰动了全校，老师和同学们从此对我们刮目相看，纷纷向我们投以无比仰慕的眼光。教我们课的几位老师在学校的地位也大大提升。
班主任宋红英老师教我们语文，宋老师身材魁梧，性格沉稳，工作认真负责。宋老师像一位慈祥的父亲，对我们既要求严格，又细心关爱，每天清晨无论有没有早自习，他总是站在教室门口迎接我们的到来。他经常苦口婆心的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明天是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就看今天你们如何刻苦学习。
数学课张德全老师是一位温和、斯文、稳重的人，走路不慌不忙，讲课慢条斯理。当年武汉师范学院毕业回皂市老家教书，在学校一直得不到领导的重用，常有一种怀才不遇的伤感，这次他所带的班，学生在竞赛中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也让张老师在 学校好好地扬眉吐气一番。
物理课老师老师李中明是天门县城的人，大学毕业分配来到皂中教书，生活非常随意简朴，烟瘾极大，事业心极强，他特别喜欢我们农村来的学生，第二年我们住校，饭后他有事无事都喜欢跑到我们寝室里去看一看，有时还到我们床上坐坐聊天，嘘寒问暖格外亲切。高二上学期他还带我到天门参加全县物理竞赛，那次虽然没有获得名次，但李老师对我希望不减。
我喜欢张老师的数学课，也喜欢李老师的物理课。
我们还喜欢后勤主任夏老师，夏主任说话声音不大但语速很快，办事走路总是风风火火，他像一位慈爱的父亲给我们很多关照。读一年级时，每次劳动课不是在北面那块棉花地里干活就是在校办工厂做塑料包装袋，印花、封口、包装全部都是机器操作。夏主任生怕我们农村学生不熟悉流程，给身体造成伤害。他总是忙前忙后在我们身边，耐心细致地手把手地指导。
我们也很喜欢赖校长，高二时他还带我们政治课，赖校长是福建人，文革前武大哲学系毕业分配来皂市教书，他小时候在农村没少吃苦，因此对我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赖校长常用自己成长得经历来鼓励我们农村学生努力读书考上大学，教育我们一定要用知识改变命运。
1978年秋进入高二。学校重新调整了班级，校领导将四个毕业班中成绩较好的同学组成了一个快班，也叫重点班。这样我们部分农村来的同学和镇上的同学就混编在一个班里了。
通过一段时间近距离的接触和相处，农村和镇上的同学都建立了很好的同学关系。同学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情谊与日俱增。其中，我与许多同学还建立了终身不忘的兄弟般感情。记得有一天上夜自习，突然刮起了大风气温陡降，我身上穿的很单薄，邻桌方永红同学看到我冷得快顶不住，他马上跑回家里，拿来一件羊毛背心给我穿上，让我既温暖又感动，这件事过去四十多年了，至今都难以忘怀。石新华、彭宣桥同学经常和我在一起探讨学习上的问题，宣桥还多次带我到他家里去吃饭。郭波常把自己的课外资料借给我学习，有时从家里带来“参考消息”等报纸杂志给我看。艾建红、艾建东两兄弟有时跑到我们寝室去聊天，学习紧张时讲些笑话活跃气氛缓解压力。刘金学、梁建楚同学常常从家里带来糖果花生等小吃和我们分享，彭宣桥、刘建文同学几十年如一日和我保持着兄弟般亲密的感情。等等等等。
班上有一个女同学，长的眉清目秀、五官端庄，脸上泛着桃花色的红晕，嘴角露出一对甜美的酒窝。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扎着两条不长不短的辫子悠然的落在背后，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能把冰雪融化。皮肤雪白细嫩，身材匀称丰满，走姿优美动人。我想历史传说中的西施、貂蝉等四大美女也应该就是这个模样吧。
她是同学们公认的校花。全校男生无不倾心仰慕。她，就坐在我的右前方。令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她常常在趁人不备的时候，喜欢扭过头来冲我回眸一笑。
我不明白，那时候她为什么会冲我回眸一笑？我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她那颗山泉般清澈的少女之心。至今我还没有弄清楚这其中的奥秘。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