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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京山何以一家亲

文苑 昨天 17:29 阅读 3312 回复 6
一品京山 2024-03-17 18:07 湖北以下文章来源于鸿渐风 ,作者默雷細雨1、dǎn柴     岁末的乡愁,是"dǎn柴"这个俗称撩发的。     dǎn,在天门方言里,是拦截的意思。比如有人要去打架,旁人直呼:“快把他dǎn倒!”意即把他拦住。     再说“dǎn柴”。早年间烧火做饭,燃料全靠柴禾树枝树叶,夏季的麦蔸豌豆梗,秋季的棉梗黄豆高梁杆,是居家做饭的主要能源。但这些燃材热值都不高,燃烧也不能持久,余火乏力,平日做饭这些柴禾当然堪用,但每当要熬汤开卤、蒸煮燉炸时,火力就显弱。这时就需要手臂般粗细的树木劈柴当燃材。     城关垓上是平阳地,热值高且燃力持久的,全仗粗大的树木劈材。这类柴禾只北边的邻县京山县有产。祖祖辈辈,京山的山民砍来山上不成大材的胳膊粗细的树木,转来天门城关卖,他们变的是茶米油盐钱,城关百姓换来的是逢年过节熬藕汤骨头汤必需的燃材,这样的交换可谓双赢。     这种双赢系民间常态,历史悠久。但解放后毁林伐木终归为政府所不允,只是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哪个人不面对柴米油盐的生活科目?作为活脱脱的人,政府也知民情,也就眼睁眼闭。禁伐山林还是要做的,条文张榜也为必须,但山民的油盐酱醋也要钱才能换来,于是,买柴与卖柴,就形成一道特有的景观:京山过来天门的柴禾,需半夜头顶星星出门;天门买柴的百姓,也要起早床去"迎买"。       京山来的柴担,因是半偷半摸,故都是零零星星的不成团伙阵仗,卖柴的只是散兵游勇,对城关垓上的居民总是供不应求。后来从大人们口中知道,柴木来自京山不错,但直接来自京山农民的几乎没有,多数是钱场那边卖到石河,钱场农民是否也是二传手,不得而知。石河农民无论是二传手或三传手,从京山钱场转手石河,石河20来里路挑到城关远郊,城关居民到手的,多数时候价钱是五、六分钱一斤,只有逢年过节,特别是年跟前才涨到七、八分甚至一角钱一斤的,不能再高了。转手买卖价钱如此低贱,源头京山的农民又能得几分钱一斤出手?大约柴禾一分钱都不值,顶多是卖劳力赚点血汗钱。       生活甘难,价钱之低贱不说也罢。       京山的树木结实,熬火,城关垓上的居民要想买到一担出自京山的柴禾,就得竞争,就得早起。只有早早起床或鸡叫头遍就出门,买到京山柴禾的胜算就大。因了这种买京山来的柴禾而竞争起早的现象,就有了这个“dǎn柴”的概念。      dǎn柴现象大致出现在中秋后至春节之前。原因是,春夏季山林繁茂,活树带绿不宜当柴禾,这季节砍下的树木需晾晒时日,否则湿柴含水,卖不出手或卖不出好价钱,这是卖方必须考虑的问题。对买方而言,来自京山的劈柴因火力旺而持久,如日常用来烧火做饭实在是大材小用,奢侈不得。最利熬汤的柴禾只有逢年过节或家中“做事”(指庆寿及婚丧大事办筵席)才排上用度。中秋过后暑热退尽气爽宜人,适于“喝汤”。而春节渐近,百姓欲除旧迎新以期好运,悬想“骨头熬汤加海带”的涎液渐渐湿喉,使得春节前就形成了"dǎn柴"的旺季。少数殷实人家,家里有陈年劈柴,堆码在墙根,是一眼就能看出小康光景。即便有陈年劈柴贴墙堆放,也得要起早床去撢柴。俗话说柴多米多不如日子多,有备无患。        一头是肩挑柴禾顶星星出门脚下悄声,一头是摸黑早起出门撢柴流星疾步。秋冬季江汉平原大雾弥漫,柴担幻晃,双方都看不清对方胡须长短,皱纹深浅,身陷浓雾之中,轻言曼语问价还价。这宛如七仙女般的情景,因幼时随母亲dǎn过柴,至今缅沉,时有梦怀。       2、过年      我家“dǎn柴”只偶尔在春节之前。      春节这个词,出现在垓上人的口中,印象中是60年代文革伊始。     1966年8月文革开始,约半年后就是春节,为了不影响革命,上面发出了“过革命化的春节”的号召(其实是政令)。举国上下没有人能知道文化搞多久,所以丁未年(1967年)的春节,百姓并不知道春节怎样才是革命化,都行事胆小。老百姓所理解的“革命化”就是不晒阴米,不炸荷叶子、翻饺子,不炒炒米,不熬麻糖,或做这些事时绝不张扬,减少份量,缩小场面;团年饭尽量不搞大蒸大煮,不搞十碗上桌不铺张浪费。除夕夜晚洗完澡后给“牙祭钱”也不嚷嚷。初一早起拜年,相互拱拱手,说不出革命化的吉祥话,且祖辈相传的旧时吉祥话如“恭贺恁郎添福添寿发财"等又不敢说。而只拱手不说话又太“懦古”,没有过年气息,真叫人不知怎样开口。有聪明人就一边拱手一边说“恁郞好恁郎好”,这就又讲了礼性又不犯忌。文革开始的首轮狂飙是破“四旧”:一切过去的古老的现有的习惯的,穿衣说话都可能涉嫌“四旧”,都在扫荡摧毁之列。初一要拜年,但旧习俗的吉祥话,因不知是否涉及“四旧”而不能随口就说。       革命化的春节,小孩的新衣服显眼,还是不穿为好,可免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嫌疑。表哥是岳口化肥厂工人,因穿着一双人字型拖鞋(大拇指夹着的那种),被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游了街。春节总是在元旦之后,可元旦是公历的说法,是个洋节,至少在文革开始前,元旦,在天门这样的小地方,民间是绝对不当节日过的,可以说,对洋节的抵制,小地方早在文革前就无声无息地抵制过了。诚如阿Q所言,“革命?早已革过了。”      忽略或抵制元旦这个洋节,并不妨碍小地方的百姓知道“今天是元月1号”,即使是乡下农民,也知道农历的春节总        是在公历元月1号之后,元月1号一到,春节也就快了。        元旦过后,春节的到来有多快?        1921年辛酉年到2024年甲辰年共103年,元旦离春节最迟的是1939年己卯年的2月19号,即元旦50天后才过大年初一;而离春节最早的是1966年丙午年的1月21号,即元旦20天后就是大年初一。       1966年元旦后才20天,冬天白天本就短,一眨眼,春节就喊得“音(应?)”了。从年货置办到心理期待,民间都还没有应对准备。记得当年春节,城关垓上有老人惊叹:今年的春节来得这么早法?该不会出什么事吧?其实,老人们的惊叹,乡音原话是这样的:“是咔耸搞头,则早法就要过年打!该不是今年有耸事吧?"       老人们的惊叹似冥冥中的感应:1966丙午年来了。      注意,原话是“过年”,而不是“春节”。文革之前,天门小地方民间只说“过年”不说“过节"(过节就是遭灾啊!),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后,春节这个文词才在小地方民间渐渐流传开来,至今已完全替换“过年"一一一易风移俗此为一例。     迅翁传世金句: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我亦悟得:短柴一幕预示着快要过年,"过年"毕竟最像过年。      3、天门京山一家亲     过年之前必须短柴,短柴与过年天然相关。少年时因短柴一事而晓得天底下有个京山,对京山因短柴而有了原初认识,也几乎是对京山的唯一印象。稍长,又有追问,为什么短柴总是去京山方向?又稍长,知京山有树方有劈柴。同为紧邻的汉川、应城、钟祥、沙洋,沔阳、潜江,因无山而无树而无柴。再稍长,知潜江沔阳隔山容易隔水难,纵使这俩高邻有山有树也成就不了短柴现象。而无水阻隔之紧邻汉川,不仅无短柴之说,还因水源而多生乡民械斗,十分惨烈,直至文革并未绝迹。       同是高邻却又有亲有疏,唯独"天门京山一家亲"民间久有赞誉,其原由仅是历史"dǎn柴"之故?非也,非也。dǎn柴之时,(钱场—石河—城关)一边起早贪黑,一边讨价还价,哪有亲情之说?况且短柴至60年代末已绝迹,烧火做饭之能源已被煤炭取代,而"一家亲"至今传承不绝,仅笔者而言,至少也有往昔挚友三人婚嫁定居京山,更遑论尔也先生及一众网友笔下之众多京天人物之亲情往事成为美谈(今天再诉乡愁,希望借机表达对落藉京山的几位挚友的思念之渴)。

中国文化的实质与缺陷

文苑 昨天 09:01 阅读 1294 回复 2
中国历史上,有件事非常有趣,就是我们的君主大多不怎么样,其胆识与魄力,连普通人都不如,这体现在,中国的亡国之君大多不是奋战而死而是选择投降。这种投降非常耻辱:首先,胜利者立于城门之前,失败者则让自己的臣子抬一口棺材、打着降幡、身穿麻衣行于身后;自己呢?赤裸上身五花大绑,口叼玉壁,膝行至胜利者面前,请求宽恕。这多少显得滑稽,给人不管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十分龌龊的感觉。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易国后出降。按说,人是有一股气的,正是因为有这股气,才使许多人在受到打击后选择死亡而不是活下去,如商人破产后跳楼、骗子被识破后自杀,等等。可这些亡国之君,他们所受的打击可不是破产和骗术被揭穿,而是失去整整一个国家。何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这些商人和骗子混不下去,也并不就意味着他们过不下日子,只不过风光不再罢了,而这些君主,他们投降后可就是真的过不下日子,因为,他们的胜利者绝不会允许他们轻轻松松活着。这让人奇怪,这些君主,他们为何如此的没有血性呢——生命于他们如此宝贵,以至只要能苟延残喘一天也再所不惜,视尊严为敝屣?特别是,像他们这样的可不是一两个,如我们熟悉的李后主、陈后主、刘后主、孟后主等等,史不绝书,即便后来的朱后主,也不过是因为落到了流贼李自成手中,实在没法降,才在一棵歪脖子树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说明,问题可能不是出在君主身上,而是出在我们的文化上,因为与之对应,同时期的日本和欧洲,这样的君主非常罕见。说到中国文化,这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即便是最有名的大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有人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但问题在于,仁义礼智信本身也是个十分模糊的概念。譬如某位君主,他将全部利益都抓到了手中,然后拿出一点点来赏赐臣民,你说他仁不仁?你说他仁,他只拿出了一点点;你说他不仁,他可以一点都不拿。还有信,《论语》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同样是在《论语》,又说:言必信,行必果,胫胫然小人哉。有人说,中国文化是教人做圣人。但是,这又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因为同样,中国的典籍也没有对圣人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何况,我国历史那怕长达三千五百年,也没有出过一个圣人。有人说,孔孟不就是圣人吗?但我要问,这俩人何德何能,堪称圣人——换句话说,他俩有那一位那怕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特别是孟子,尽说些片面之辞。如他教训梁惠王那段: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请问,治国这么简单?孔孟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不言利、不言公正,从而使他们的仁义抽象化、空洞化了。然而,说中国文化一点明确概念也没有,也不对,只不过它相对不那么琅琅上口,就是忠与孝。说到忠孝,必须先说与之对应的两个概念:君与臣、父与子。这是中国传统上所谓的名份,有了它再引伸出义务,就是忠孝。可糟糕之处在于,忠孝属于单方面义务,也就是说,它只要求做臣子的对君父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没有对君父提出任何要求。那么问题来了,这不是要做臣子的给做君父的做奴才吗?中国古代,最严重的罪并非杀人放火,也不是奸淫虏掠,而是不忠与忤逆,一旦摊上轻则死罪,重则凌迟。这在现代是不可想象的——谁能想到自己偶尔和父亲顶一下嘴会是千刀万剐的罪?而与之对应,仁义礼智信不过小节,属于可有可无的东西。正因为此,当年安禄山兵变,睢阳守将张巡将一城百姓吃光了,还受到赞扬。这就说明了,为何中国古代的君主都那么懦弱、那么怕死,因为,在他们成为君主前,都有两个身份:臣与子。当他们在为臣为子时不得不战战兢兢匍匐于君父脚下,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在成为君主后气宇轩昂、豪气干云?

琼芳

文苑 03-08 21:24 阅读 6448 回复 1
​一大早,​琼芳发消息过来,说已经回武汉了。晓芙怔了一下,想不到她这么快就回去了,晓芙本来打算去她家里拜访一下的,昨天大儿子说背疼,她带儿子去医院看医生,晚上要上班,没有来得及过去,琼芳说不想在那个公司做了,想换个地方上班,估计在家要多呆几天。​​想不到琼芳第二天就回汉了。​​琼芳的家在南环路,xx桥旁边,是一个小村落,读大学时,有一年放暑假,到县城已经天黑了,没有班车回家,晓芙在她家里住过一夜。​​她家是二间三层的楼房,有一个大天井,她家四个娃,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琼芳是老大,老二是女儿,老三是儿子,老四又是女儿,琼芳说父母重男轻女,本来生了一个儿子,想打个夹篱笆,又生了一个,可惜又是个女儿。其实在晓芙看来,父母不算是重男轻女,至少,父母供琼芳念到了高中,还自费供她念了大学,这在当时是笔不菲的开支,四个娃,家庭负担多重呀!​​琼芳的老家是乡下,后来搬来县城,父母亲是手艺人,勤劳朴实,以电焊为生,常年在外地谋生,家里有个奶奶,照顾她们姊妹几个。九三年,二间三层的大楼房,家境还是很不错的,楼房后面有一个小院子,小院子分成了几小块,种的西红柿,茄子,青椒……院子紧挨着一条小路,搭了一个瓜架子,一株丝瓜苗爬在上面,开满了金灿灿的丝瓜花,已经长了几个翠绿的小丝瓜。小路的另一边是个大池塘,人工挖的,水不大,夏夜蛙鸣虫叫,很是热闹。那是九三年的暑假,一晃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三个人,同班同学,芳,晓芙,还有一个男生,高大魁梧,阳光帅气,是老乡,也被滞留在这里。静谥的夏夜,满天的繁星,月华如水银一般倾泻下来,夜晚的微风轻轻地翻动着植物的叶片,发出飒飒的轻响,路边的草丛里传来纺织娘的叫声,啁啁啾啾……如急雨,如私语,落在夜的五线谱上,像唱着一首永不停歇的歌谣。三个人静静地坐着院子里,周围是西红柿,是茄子,是青椒……仿佛自己也变成了一株植物,青枝碧叶,挂着累累的果实,多么美妙的夜晚,二十岁,刚刚翻开人生的第一页,还有多少锦绣华章等在前方。人们总是马不停蹄的赶往前方,总是相信前面更好,殊不知,此时此刻已是人生的至美,最好的年华,最美的风景,或者还有最知心的人。这是个很美好的夜晚,三十年过去了,晓芙仍然记得那夜里的虫鸣,那瓜果散发出的甜甜的香味,还有那漫天的星星。再见琼芳,是琼芳出嫁,那时晓芙在xx路公司上班,离琼芳的家很静,中午赶过来送亲,琼芳的婚礼很热闹,大红的礼服,妆容精致,手捧一大束玫瑰花,锣鼓喧天,被一大群人簇拥着向外走。后来一次,琼芳约晓芙去婆家,晓芙才晓得,她离婚了,她的夫家就住在xx路,跟晓芙是一条街。看样子琼芳是好久没有回婆家了,婆家在三楼,很逼仄的房子,房里很零乱,显然是很久没有人住了,一进门,琼芳就到处乱翻,抽屉,床头……,不知在找什么东西,显然是没有找到,晓芙一直站在客厅里,说是厅,其实就是两个卧室的过道,厅前有个小门,西斜的太阳光从门里溜进来,照亮了这灰暗的房子。房子里不知是什么时候进来了一个老女人,矮胖的身子,耷拉着脸,眼睛藏着浓浓的敌意,通过她与琼芳的对话,晓芙听出来,她是琼芳的前婆婆。也许,琼芳是有点怵她的婆婆,才叫晓芙来给她壮胆。大前年,琼芳来找晓芙,想把娃送来县城读书,问晓芙有没有办法。晓芙问她这些年都不联系,在干啥?这一下子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她又结婚了,找了个农村的头婚男,从深圳辞了职,又生了个娃,一直在农村带娃,没有上班,男人在外面打工养活她们。现在疫情来了,外面工不好打,男人也没事做了,都困在家里,日子难过,想把娃儿转来县城上学,自己也在县城找点工做。她说自己在农村呆了十二年了,那里闭塞落后,没有一个朋友,也融不进去那里的圈子,格格不入,是个异类。她居住的地方是革命老区,很穷,山沟沟的地方,市里的一些单位常组织人去那里学习。这些年也没有存下什么钱,夫妻关系也不好,贫穷夫妻百事哀,琼芳要带娃出来,男人不答应,两个人闹别扭,琼芳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出来,开年了,男人也不出去赚钱,也不准琼芳出来,难不成一家人饿死呀?晓芙本来打算帮她一把,一听这为难了,帮了忙,万一男人来闹咋办?劝她想清楚,最好是能说服男人,已经离了一次婚了,万事要谨慎一些。琼芳来找晓芙的时候,还跟她带了一袋子油面,老家的特产,亏她转几道车过来,油面又那么重,晓芙从心里是很感激的。晓芙想如果琼芳真的说服男人过来,她就找弟弟帮她娃转学,介绍她去一个公司上班,她提前都跟弟弟说了琼芳的情况,弟弟也答应了帮忙。前年正月初七吧,琼芳说已到了娘家,要过来拜年。她这次不只她来了,男人和娃一起来了,男人很拘谨,晓芙叫他们坐下来聊,他们都不坐,站着说了几句话,娃儿倒是很活泼,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一进门就找玩具玩,芳大声地喝止他,骂他是调皮鬼,孩子的眉眼像极了琼芳,双眼皮大眼睛黑皮肤。晓芙以为琼芳已经说服了男人,可以出来上班,晓芙说:孩子要上学随时都可以过来的。琼芳却并没有说什么,原来琼芳是一个人过来娘家过年,男人带着娃追过来的,原来男人认为琼芳是没有能力把娃办出去的,现在看来是低估了琼芳的能力和想出来的决心,现在是怕了,紧追了过来。琼芳的娃终究是没有出来上学,琼芳自己一个人去了省城,找了一份工作。​​
曾凡义,男,出生于天门城关四牌楼曾家大院。曾就读于武汉地质学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学校下马,成了无业青年,到处代课谋生。文化革命初期知青下放,投亲靠友到京山永兴插队落户。种过田,做过水库,教过民办。爱好写作,曾在国家及省、地报刊发表以散文、杂文、诗歌为主的文学作品近20万字我写文章并非为了什么名和利,已逾八旬,还图什么名利呢?一是为了预防老年痴呆,二是为了挖掘抢救历史。年纪大的人,知道的事多一些,要趁脑子还正常的时候,将自己知道的一些有关民风、民俗等具有史料价值的事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迟迟没有封笔。 我写的《想起了龙尾山的大姨妈》曾有记叙,嫁到京山龙尾山的大姨妈育有一子一女,其女何子英于1937年18岁时嫁天门大户刘家。刘家与外婆敖家都在雁叫关,只一巷之隔。我见过子英姐多次,可奇怪的是她总是愁云密布,从未见过她的笑脸。我在文中感叹道:难道是应了那句“天干不望疙瘩子云,饿死不望娘屋的亲”吗?天空出现疙瘩子云是不会下雨的,娘家的亲戚是不能指望的。文章在《鸿渐风》发表后,被我的胞兄——居于广东肇庆、90高龄的离休退伍军人曾凡智先生看到了,他与我微信说:“子英姐的丈夫是抗日战争中战死的飞行员。”他竟连“牺牲”一词都不敢用。这一意想不到的信息兴奋了我的神经,没想到我们的亲戚圈子里竟出现过曾与日军激战,血洒蓝天的抗战英烈。于是立即将此信息分享于在天门的曾氏宗亲,大家亦为之振奋。我们利用各自的人脉关系和信息资源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子英姐的儿子刘静辉曾经是竟陵中学的老师,认识他的人比较多,通过网络信息寻觅交流,终于知道了他的父亲叫刘敏堂。有了名字就好办了,又通过热心的曾家宗亲找到了《陨落一一682位空军英烈的生死档案》《一位被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史册的传奇飞行员的抗战岁月》。从这两篇文章中不仅知道了刘敏堂的简历,还知道了他与日军多次激战,血洒蓝天的英雄事迹。先请看《陨落》一文中对刘敏堂的介绍:刘烈士敏堂,湖北省天门县人,生于1918年1月17日。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五期、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二期毕业。历任空军军官初级班飞行教官、空军第三大队飞行员、第三十二中队分队长、升至中尉三级。1945年5月2日,烈士在印度安伏机场驾p一51机,于起飞时因飞机发生故障,跳伞。以高度不足,伞未张开,触地殉职。生前有战绩20次,遗有父母。刘敏堂与子英姐于1937年结婚,此时正是抗日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这个有着民族大义的热血青年,毅然离开新婚蜜月的妻子,去武汉报考了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五期,结业后又考上了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二期。当时报考航空军官学校的人很多,竞争激烈,比如今的高考还难。刘敏堂肯定是高中毕业生,那时天门还没有高中,估计是在武汉读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令多少青年学子羡慕的空军军官学校。谁知此时一别,再也没有回来。身怀六甲的妻子于1938年生下了儿子刘静辉,可怜父子从未见过面。请看刘敏堂的军旅生涯: 一、赴美国接受飞行训练刘敏堂学习飞行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刘敏堂考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后,原本应于1938年元旦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报到,接受由陆军代训的入伍生训练。因南京失陷,学校迁至南昌,刘敏堂等人遂至南昌报到。但入校不到两个月,由于战事逼近,学校再次西迁,训练被迫中断。11月才正式在四川成都恢复办学,刘敏堂等学员被安排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5期。这样,前后接受了一年半的训练(正常训练只需要半年),于1939年6月毕业,经各项考试和体检合格后,于次月到昆明的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正式接受飞行训练。1941年2月10日,刘敏堂所在的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12期共计103人正式毕业。此时,他们却面临困境。原来,在1940年夏秋之季,侵华日军将最新研制的零式战斗机投放到中国战场,中日空军经过几次较量后,中国空军使用的苏制战斗机全面败下阵来,被迫采取避战策略。同时,苏联与日本于当年的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停止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中国空军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由于没有可与日本空军抗衡的作战飞机,刘敏堂等人毕业后,也只能滞留在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无法分配至作战部队,参与对日作战。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 Lend -LeaseAct),授权美国总统“售卖、转移、交换、租赁、借出、或交付任何防卫物资,予美国总统认为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之国家政府”。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租借法案》亦适用于中国。经中美两国政府磋商,美国决定帮助中国培训飞行员,并提供各类飞机,以重建中国空军。为此,刘敏堂所在的第12期学员,被全部派往美国接受培训。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靠近墨西哥,远离美国的发达地区,一夜之间,城市里突然出现了上百名东方人面孔,自然引起当地人和媒体的好奇。美国著名杂志《生活》甚至在1942年5月4日这一天,专门报道了中国空军在美国受训的情况。刘敏堂的同学郑兆民(1944年7月在对日作战中阵亡),还上了这一期杂志的封面。在抗战时期,中国空军一共派出1242名学员赴美接受飞行训练,其中,有10余名学员在训练时因飞行事故而殉职。由于美军实行非常苛刻的淘汰制度,这些学员中,仅有384人顺利毕业成为飞行员,其中就有刘敏堂,他们经印度回国参战。刘敏堂等人在美国完成飞行训练后,先至迈阿密,再到巴西乘船,经过大西洋、地中海、中东到达印度,时间大约在1942年11月。此时,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已将初级飞行训练班迁至印度腊河。二、转赴作战部队出击武汉 1944年4月,中美空军混合团总指挥部从广西桂林转移至四川梁山(今重庆梁平),后迁至重庆白市驿机场办公。此时,驻防重庆的中国空军实力大增。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11大队,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第3大队,均集中于重庆及周边地区。面临日益强大的中美空军,日本空军被迫采取守势,不再深入我大后方内地进行轰炸。中国空军的主要任务也由从前的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出击,其作战方式也由从前的对日空中作战为主,转变为对日本空军基地、交通运输线及陆军阵地打击为主。虽然作战方式发生了改变,但高密度的出击任务,也造成作战人员伤亡率居高不下,使得前方急需飞行技术优秀的作战人员。听到这个消息,一直渴望上前线的刘敏堂跃跃欲试。经申请后,他被调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第7中队担任飞行员。1944年秋天,来到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所在地——梁山机场。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下辖第7、第8、第28、第32中队,4个中队于这年5月在梁山机场短暂集中后,立即按各自担负的任务,被安排驻防不同的机场。其中,大队部仍设在梁山机场,第7、第8两个中队主要驻防地也为梁山机场。第28中队则进驻湖北的恩施机场,第32中队进驻湖北的老河口机场以及陕西的汉中、西安、安康机场。从现有文字资料记载来看,刘敏堂第一次参加对日作战的时间是1944年11月17日。这一天,第3大队集中第7、第8、第28、第32中队的15架作战飞机前往长沙,目标是寻找在长江和湘江上航行的日军运输船队,并予以打击。此次行动,由第7中队的中方队长叶望飞负责指挥,同行的中方飞行员有阳永光、邢海帆、刘超、萧连民、刘敏堂、刘博文等人,其余8架战机则由美方飞行员驾驶。当我机群临近长沙时,发现江边停放的日军汽油桶,叶望飞立即下令8架美机和萧连民、刘博文驾机俯冲下去,将其摧毁。他则率领阳永光、邢海帆、刘超、刘敏堂驾驶战机在高空担任掩护任务,以防止日机偷袭。紧接着,我机群在湘江的江面上再次发现目标——一艘日军的汽轮,于是将其击沉。飞过长沙时,在南边又发现30多艘日军运送物资的木船。叶望飞一声令下,我机轮番俯冲下去攻击。很快,这些木船被打燃下沉。19日,刘敏堂、刘超、董汝泉、刘博文、郭汝霖等再次随叶望飞出征。此次任务主要是为轰炸机护航,轰炸汉口至长沙铁路、公路和水路沿线的日军运输队伍。这场战斗下来,一共击毁日军的7辆卡车、1个火车头、9艘运送物资的帆船和多处兵营。到1944年底,中美空军已成功地夺回大后方的制空权。日本侵华空军因彻底失去在空中与中美空军抗衡的能力,被迫将在华中地区的空军力量收缩集结在武汉附近的几个机场内。掌握日空军这一动向后,中美空军随即将主攻目标锁定,准备展开攻击。1945年1月5日,刘敏堂所在的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出动P-40战斗机23架、P-51战斗机5架,从湖北老河口机场起飞,袭击武汉的王家墩、徐家棚、南湖3个日军机场。担任攻击任务的我军战机每架携带两捆(6枚)带降落伞的炸弹,这种炸弹便于低空投掷,专门用来破坏飞机和杀伤地面人员。由于我方已对上述3个机场进行了空中照相,并展开周密部署,故而每位参战飞行员对作战任务和目标了如指掌。他们攻击的目标为徐家棚机场。当他们临近机场上空时,发现停机线上整齐地排列着20多架盖着蒙布的日军轰炸机。目睹此景,刘敏堂兴奋地大叫起来,命令僚机作好战斗准备。同时,他将机上的瞄准光环对准最近的1架日机,果断扣动扳机,6挺12.7毫米的大口径机枪齐发,日机顿时冒烟起火。紧接着,刘敏堂又将瞄准光环移向较远的1架日机,又是一阵猛射,日机同样冒烟着火。随后,刘敏堂一按电钮,将两捆降落伞炸弹投下,只见炸弹的白点沿着停机线散布开来,爆炸的浓烟滚滚而上。此次出击,我空军摧毁地面日军飞机多架,炸毁机库4栋,并在空中击落日机数架。我方损失飞机3架,飞行员宁世荣、陈华薰阵亡,1名美籍飞行员跳伞,人安机毁。次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再次出动P-40、P-51战斗机24架,袭击日军机场。这一次,攻击的目标是武昌的南湖机场。在空中,他们一面用机枪进行扫射,一面将降落伞炸弹投向隐蔽日机的机堡群,并击毁2架日机。此次出击,我空军击毁地面日机10余架,在空中击落日机1架。1月14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又出动P-40、P-51战斗机22架,对上述目标进行轰炸、扫射。在空战中,我方击落日机7架,击伤2架。此外,击毁地面日机5架,击伤11架。我方有P-51战斗机3架、P-40战斗机1架未能返航。经过这几次成功打击,驻防武汉地区的日空军主力基本上被中美空军歼灭。

欧洲的花园——瑞士

文苑 03-11 16:49 阅读 4686 回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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